原文標題：中美貿易戰打響第一槍：深層次思考和未來沙盤推演

作者丨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羅志恆   賀晨   華炎雪

我們對中美貿易戰的幾個基本認識和判斷：

 一、特朗普競選總統逆襲、美國揮舞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以及民粹主義盛行，並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具有深層次的經濟社會背景和歷史必然性：

1、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QE和零利率導致資產價格大漲，美國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製造業大幅衰落，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

2、美國貨物貿易逆差創2009年以來新高、再度接近峰值，近年美國政府、企業和民眾在全面反思過去長期支持並主導的全球化對美國的影響以及美國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問題。其中，對中國貨物貿易逆差占美國逆差來源的46%，與60年代西歐、80年代日本類似，當前的中國成為美國轉移國內矛盾的重要對象。

美方認為中美貿易失衡和美國製造業衰落主要責任在於中方的重商主義，希望系統解決造成中美貿易逆差的深層次體制機制和結構性問題。

6月2-3日市場充滿期待的中美經貿談判，無果而終，羅斯在北京的討論不僅聚焦於削減貿易赤字，還包括中國有爭議的貿易和產業政策，“這不僅關乎（中國）購買更多（美國）商品，這關乎結構性變化。”“中方要求特朗普政府公開宣布不會徵收關稅，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3、過去五年中國占全球經濟規模比重從11%上升到15%，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就、十九大報告、“中國製造2025”、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展示了中國經濟的勃勃生機和宏偉藍圖，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

美方認為中國是政治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係上的新擴張主義，這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中國經濟崛起挑戰美國經濟霸權，中國進軍高科技挑戰美國高科技壟斷地位（國際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中國重商主義挑戰美國自由貿易，中國“一帶一路”挑戰美國地緣政治，中國發展模式挑戰美國意識形態和西方文明。

4、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美經貿關係經歷了從破冰到合作再到遏制、從貿易自由化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歷史性巨變：七八十年代美蘇爭霸，為爭取中國，中美關係破冰；

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謀求中國合作“反恐”，在美國支持下，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

200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潛在競爭者”，隨後爆發次貸危機，美國忙於應對國內經濟；隨着美國經濟復甦以及中國日益崛起，2018年《國防戰略報告》將中國首次定位為“戰略性競爭對手”，中美開打貿易戰。

中美貿易摩擦服從於世界政經局勢、社會意識形態演化以及中美關係，要深刻認識到此次中美貿易戰不同於以往的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歷次中美貿易摩擦均由美國主動挑起，中國有妥協有鬥爭，總體上中國化壓力為動力，走向更加開放。

5、知己知彼，客觀了解美方訴求的代表性文獻是：萊特希澤《中國貿易壁壘清單》《對過去十年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作用的評估—在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2010年9月20日會議上的證詞》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關於中國履行WTO承諾情況的報告》 、班農《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特朗普競選演說、納瓦羅《致命中國》。

二、史蒂夫·班農在日本東京的演講《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已經清晰地傳遞了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以及對中國的態度

 史蒂夫·班農，民粹主義代表人物，特朗普競選班子的宣傳總長和核心智囊。2017年12月17日班農在日本東京發表《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的花朵，卻讓美國走向了衰敗》的演講，以下為其演講摘要：

1、這次民粹主義大規模的興起發生在一個獨特的全球階段，就是中國的崛起。美國的精英們長期一直錯誤的期望中國會成為自由市場經濟。而今我們看到的卻是儒家重商主義模式。

2、因為中國出口過剩使得英國中部和美國上中西部的工業地區被掏空。美國的勞動階層和底層人民的生活在過去幾十年倒退。

3、中國的19大報告計劃有五個方面，他們實際上是在規劃未來幾年控制世界的主導地位。第一是製造業2025，將使中國在21世紀裡統治全球的製造業；第二是一帶一路，地緣政治的擴張主義；第三個是5G網絡，在科技技術上占主導地位；第四是金融技術，未來沒人能夠將中國和中國的體系從全球資金市場中趕出去；第五是開始用人民幣，中國要讓美元失去儲備貨幣地位。

4、特朗普將如何能夠做到呢？第一，他將阻止大量的非法移民進入美國。第二，他將把產業工作重新帶回美國。第三，他是將要重新審視美國已經陷入十六七年的國外戰場，如果我們把5.6萬億美元軍事費用花在發展我們的城鎮和基礎設施，我們應該已經在與中國在國際經濟上的競爭中遠遠處於優勢。

5、川普總統的中心目標是重振美國，其中的重要策略是對中國的貨幣操縱、貿易不公平加以反制。更重要的是，中國摘走了自由市場系統的花朵，那就是我們的創新。中國的要求是，如果我們的公司想要進入中國市場，就要交出他們的技術和創新。川普總統開始實施301行動，就是研究中國政府是如何強制要求以技術換市場，美國應當如何去糾正過來。你們會看到川普政府公布對301報告的更多增加信息以及他們將要採取的行動。還有一個報告是232，是關於鋼鐵和其他可能領域，美國如何限制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

三、現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的《對美中貿易問題的證詞》《中國貿易壁壘清單》，展示了美方鷹派對中國貿易問題的反思、認識和訴求

羅伯特·萊特希澤，曾在里根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副貿易代表，80年代的日美貿易戰和“廣場協議”就是他的傑作。對自由貿易持懷疑態度，他主張對違反貿易規則的國家徵收高額關稅。2017年1月3日，特朗普提名羅伯特·萊特希澤出任美國貿易代表。從美方談判代表團隊來看，納瓦羅等是非常業餘的，萊特希澤屬於國際貿易領域的頂級專家，從2018年5月4日美方提出的要價清單來看，大部分反應了萊特希澤的建議。其代表性觀點如下：

2010年時《對美中貿易問題的證詞》：十年來，中國加入WTO的承諾大部分沒有兌現，美國批准PNTR（給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地位）是錯誤的：1）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沒有意識到，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與我們的WTO理念之間多麼格格不入；2）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嚴重誤判了西方企業將其業務轉向中國並以此服務美國市場的動機；3）美國政府對中國重商主義的反應十分消極。結論是，作為一個總體原則，美國應當採取較之以往積極得多的方式。 

2018年《中國貿易壁壘清單》：貿易壁壘、強制技術轉讓、投資限制、知識產權保護、政府採購、內容審查、網絡安全法、國家安全法、政府補貼、產能過剩、網絡侵權。

中國沒有履行WTO承諾：1）PNTR支持者承諾的經濟利益未能實現。實際上，從2000年到2009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增長了兩倍，美國製造業也失去了幾百萬就業崗位。2）中國的法制承諾很值得懷疑，美國政府仍在就中國不尊重美國的知識產權表達重大關切。3）中國重商主義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致命影響。中國在關稅壁壘、投資限制、強制技術轉讓、知識產權保護、政府補貼國企等領域對美方不公平，導致了美國對中國的巨額貿易逆差以及製造業失業。

四、特朗普的政策主張和大選期間的“初心”

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是，各國勞動生產率、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差異決定了國際分工，分工提升了專業化生產、規模經濟效應和生產率，因此，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可以從貿易中受益。但是，國際貿易具有極強的收入分配效應，貿易所得對出口部門有利，但將使得進口部門受損。

以美國為例，在國際貿易中美國整體受益，支撐了高消費模式，但是貿易的收入分配效應十分明顯，在全球化中，美國的科技和金融具有比較優勢並因此受益，但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製造業（中低端）受損，因此從2016年選戰可以看到，硅谷和華爾街反對特朗普，而“鐵鏽州”支持。

“鐵鏽州”失落的工人投票給特朗普逆襲總統，而不是東部的華爾街和西部的硅谷。大選期間特朗普的政策主張是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勝選後特朗普政策框架核心開始明確細節並着手實施，比如簽署稅改法案、加快加息節奏、收緊移民政策、對中日歐全面開打貿易戰等。

我們在《如果希拉里or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政策分歧及影響》《特朗普逆襲：這是“沉默大多數”對精英主義的勝利——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傳遞出的時代信號》《特朗普政策效果展望》《特朗普稅改》等文章中系統研究並持續跟蹤了特朗普大選期間的政策主張及其後續推進。

1、財稅政策：特朗普倡導減少政府開支，如廢除奧巴馬的醫保方案和停止政府部門的新員工招聘。特朗普財政政策的另一核心是減稅以刺激國內投資和消費，同時加大基建投資刺激經濟。

2、貨幣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抨擊美聯儲低利率政策帶來的扭曲，特朗普的言論表明未來可能調整低利率政策。

3、貿易政策：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更為激進，為保護傳統產業，他一直主張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反對自由貿易協議如NAFTA和TPP。特朗普建議把中國宣布為匯率操縱國，並對所有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徵收45%的關稅。

4、金融監管：特朗普認為應該放鬆金融監管，建議廢除《多德-弗蘭克法案》。

5、移民政策：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偏極端，他宣稱當選後會在墨西哥邊境築牆，並驅逐1100萬的非法移民。

6、對中國的態度和立場：特朗普在中國議題上政策立場強硬。特朗普經常批評中國，將美國的困境歸咎於中國的崛起。他曾表示，當選後將加強美在東海、南海的軍力部署，威懾中國。

五、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貿易戰中的訴求和底牌：直接原因是貿易失衡，迫使中國進一步對美開放市場，“讓美國再強大”，深層次目的在於試圖重演80年代美日貿易戰以遏制中國復興。

1、中美貿易失衡既有中國部分領域開放度不夠、部分產品進口關稅較高、政府給予部分國企補貼以保護發展中的幼稚產業等原因，但更主要、更深層次的七大原因具有長期性和根本性，貿易戰解決不了：中美經濟結構、全球價值鏈分工、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美元囂張的特權、美國低儲蓄過度消費模式、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美國大量跨國企業在華投資等。這在當前美歐、美日貿易戰均有清楚的先例。

2、特朗普政府四面開戰，在外部提高關稅，在內部大幅減稅，這兩大措施既提高了全球出口到美國的成本，也降低了在美國生產的成本，其目的在於吸引資本回流和“再製造化”，進而實現“讓美國再強大”。

3、與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政策主張和班農傳遞的民粹主義理念基本一致，5月4日美方要價清單展示了其真實意圖：中方削減2000億美元對美貿易逆差；停止對“中國製造業2025”的補貼和支持；保護知識產權；降低關稅；擴大農產品進口；改進美方在中國的投資限制。其中，“中國製造2025”被三次提及。

只有客觀、理性、清醒地認識美方真實意圖和底牌，才能作出客觀理性的戰略判斷。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領域並不是中國更具比較優勢的中低端製造，而是《中國製造2025》中計劃主要發展的高科技產業，包括航空、新能源汽車、新材料等。這是打着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赤裸裸的遏制，展現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和美國利益優先思維。新冷戰思維引發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

4、這不僅僅是貿易戰，而是打着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是由於發展模式、意識形態、文化文明、價值觀等差異所引發的世界領導權更迭之爭，其未來演化的參考模式不是過去四十年中美貿易摩擦的模式，而應參考英美世界領導權更迭、日美貿易戰等的演化模式。

5、在1960-1990年三十多年時間裡，日美之間共發生過6次大型貿易衝突，先後涉及到了紡織品行業（1957-1972年）、鋼鐵行業（1968-1978年）、家電行業（1970-1980年）、汽車行業（1979-1987年）、電信行業（1980-1985年）和半導體行業（1987-1991年）。

從早期的日本“自願限制出口”（紡織、鋼鐵、家電）到不得不接受自願擴大進口、取消國內關稅（如汽車行業）、開放國內市場（如電信行業）、對出口美國的產品進行價格管制（如半導體產品）等條件，日本汽車廠家甚至選擇直接赴美投資，以不斷滿足美國花樣百出的訴求。但是日美貿易戰並未根本解決雙方貿易失衡問題。

因此，除了貿易戰之外，美國還對日本挑起了匯率戰、金融戰等。

1985年，在美國的主導和強制下，美、日、德、法、英等簽署了“廣場協議”，日元兌美元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升值；

1989年，美國與日本簽訂了“日美結構性障礙協議”，要求日本開放部分國內市場，並直接強制日本修改國內經濟政策和方針，之後日本政府通過舉債的方式進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資（參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陳昌盛、楊光普：《應對美國貿易大棒：日本的經驗與教訓》）。

“廣場協議”後，日元升值導致貿易順差減少，經濟增速和通脹水平雙雙下行，為應對“日元升值蕭條”，日本銀行開始不斷放鬆銀根。寬鬆的貨幣政策使得國內過剩資金劇增，為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提供大量的流動性，進而推動了投機熱潮的高漲，最終釀成了1991年平成泡沫的破裂，日本從此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再也沒有資格挑戰美國經濟霸權，日美貿易戰才以日本金融戰敗宣告結束。

六、與流行的觀點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很快會結束不同，我們認為，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1、廣場協議簽訂前，日本GDP占美比重接近40%；中國當前GDP占美比約60%。按照6%左右的GDP增速再增長十年左右，即大約在2027年前後，中國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80年代日本不同，中國不會拿核心利益作交換。

2、從全球新經濟的獨角獸企業來看，美國和中國占了超七成以上的企業，展現了中國新經濟的勃勃生機。據CB Insight數據統計顯示，從2013年至2018年3月，全球共有237家獨角獸企業。其中來自美國的共118家，占49.78%；中國緊隨其後，共62家占26.16%；排名第三和第四為英國和印度，分別有13家和9家。

3、中國研發支出占GDP比重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中國工程師人數逐步上升，理工科畢業生逐年增加，中國從人口數量紅利轉向工程師紅利。

4、中國製造業快速崛起，增加值占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總額比持續上升，並且進軍高科技，中美產業互補性逐步削弱、競爭性逐步增強。

5、從世界大國興衰的世紀性規律和領導權更迭來看，貿易戰是中國發展到現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和必將面臨的挑戰，難道你以為美國會自然地把世界領導權拱手相讓嗎？

6、這是打着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未來不排除從貿易戰擴大到匯率金融戰。

七、中國近期出牌：以戰止戰，以打促和，擴大改革開放

一方面降低關稅、投資便利化、擴大開放、金融去槓桿、供給側改革，堅定不移實施改革開放，另一方面使用數量型和質量型根據回擊美方，促使其回到談判桌上。

1、6月26日，下調亞太進口協定稅率，大豆零關稅。

2、6月29日，中國發布了新的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基本完全放開製造業的投資限制，2021年取消金融領域所有外資股比限制，顯示中國全方位推進開放（4月提出擴大開放不適用於發動貿易戰的國家）。 

3、7月2日，美國國家電信和信息管理局阻止中國移動向美國市場提供服務。7月3日，中國法院採取“訴中禁令”方式，禁止美國美光在華銷售芯片。

4、6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會見“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跨國企業負責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

5、人民幣貶值。

6、對內堅持改革，防化風險：金融委亮相併釋放堅定去槓桿信號，央行、銀保監領導講話對市場違約、匯率、去槓桿發表講話引導預期。

八、談判策略：力爭達成共識，守住底線，尋求共贏，避免最壞情形和摩擦升級。

1、雙方要有基本共識和談判前提：中美雙方必須管理好貿易爭端，防止升級，否則受損的將是兩國人民；

2、通過共贏來緩解中美貿易失衡：中國可以主動擴大進口，美方在貿易上的大部分訴求得到不同程度滿足，有利於滿足中國人民消費需求和削減美國貿易赤字，努力尋求共贏；

3、中國將積極推動對外開放和結構性改革，雙方可以進一步推進、磋商和明確：擴大製造業產品和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放開投資限制；

4、最大原則是守住底線：發展高科技，不拿核心利益做交換，堅決抵制遏制美國的霸權行為；

5、最大的問題是，美方必須清楚，中國單方面作出努力不能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問題。雖然中美貿易談判取得了積極進展，但一些深層次問題並未解決：美國過度消費模式、美元霸權、美國限制對華高科技出口、全球價值鏈分工；

6、中國需要贏得時間窗口來去槓桿、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轉型高質量發展：務必保持清醒，繼續謙虛學習、韜光養晦，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

九、沙盤推演：

1、短期邊打邊談，以“升級—接觸試探—再升級—再接觸試探—雙方妥協”的邏輯演化，打是為了在談判桌上要個好價錢，斗而不破。但中長期隨着中美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和經貿競爭性的增強，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2、如管控失當，中美貿易戰全面升級，不排除後續擴大到金融戰、經濟戰、資源戰、地緣戰等，美方將動用其二戰以來建立的霸權體系從貿易、金融、匯率、軍事等全方位遏制中國崛起。

3、展現在我們面前的不僅是貿易戰，還是經濟、政治、文化、科技、網絡、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全方位綜合實力較量。美國積累起貿易（對華摩擦的五大方面）、貨幣金融匯率（對日本）、資源戰（對歐洲）的多維打擊經驗和手段。初步判斷，貿易戰之後可能是匯率金融戰。

我方應對：

1、聯合歐盟、東盟、日韓、南美、非洲與“一帶一路”國家，尋求WTO等國際協調機制，避免貿易戰升級擴大。

2、從大蕭條貿易戰、日美貿易戰等來看：貿易戰一旦開打，註定兩敗具傷；如果一方提高關稅，另一方不提高，受損更大，所以必須以戰止戰，這就是囚徒困境；

從大蕭條貿易戰看，越早退出金本位、實施擴大內需政策的國家越早經濟復甦，所以匯率貶值、減稅、積極的財政政策是應對貿易戰外部衝擊的很好手段。

3、外部霸權是內部實力的延伸，中美貿易戰，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4、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之前，國內存在一些過度膨脹和過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貿易戰無異於最好的清醒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在科技創新、高端製造、金融服務、大學教育、關鍵核心技術、軍事實力等領域跟美國的巨大差距，中國新經濟繁榮大部分是基於科技應用但是基礎技術研發存在明顯短板，我們必須繼續保持謙虛學習，必須繼續保持韜光養晦，必須堅定不移地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戰未必是壞事，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

5、近期金融去槓桿和中美貿易戰引發貨幣再度放水刺激的呼聲和討論，這是非常短視和誤國的，如果面臨中美貿易戰的外部衝擊重回貨幣刺激的老路，將重演1990年日美貿易戰的失敗教訓。

中美貿易戰不宜往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方向引導，而應往形成改革開放共識的方向引導，冷靜深入的思考。

最好的應對是順勢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類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國產業升級應對模式），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放開國內行業管制、降低製造業和部門服務業關稅壁壘、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行、下決心實施國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產長效機制、大規模降低企業和個人稅負、改善營商環境、發展基礎科技的大國重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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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這一段所謂“最好的應對”，不就是美國貿易戰想要中國做的嗎？

那就是要中國真正落實WTO的國際公平貿易規則！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