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唯一的选择。我的父母在逃离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时发现了一点。他们各自取道离开，最终都到达了中国的这座国际都市，世界上最后一个愿意接收犹太难民的地方。
我父亲常说，那感觉有点像是航行到了地球的尽头。
我父母进入了上海一个约1.8万欧洲犹太人组成的社区。他们学会了住在兵营或拥挤的房间里，使用马桶，有时一天只能在一个共用厨房里做一顿热饭菜，走在熙攘的街头，白天到处是小贩，清晨时分还会有拉运尸体的卡车。但他们也有学校、文化机构和繁华的社交生活，包括维也纳咖啡馆。而且他们还活着。
乔克林·伍德、弗兰克·徐和贝蒂·格里本希考夫在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的“上海犹太难民”展览现场。 MICHELLE V. AGINS/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天，这段令人着迷、鲜为人知、近来有了话题性的历史片段，正引发越来越大的关注。2月份，受该话题启发创作的室内乐作品《同舟》(Hello Gold Mountain)于纳什维尔演出，并希望赴纽约巡演。最惹人注目的是布鲁克林公共图书馆(Brooklyn Public Library)的一个名为“犹太难民在上海”(Jewish Refugees in Shanghai)的大型项目，项目融合了展览、观影及四个图书馆的其他安排，将在5月持续一整月。
领导该项目的图书馆经理弗兰克·徐(Frank Xu)在虹口长大——在上海的这个区，犹太人曾和中国人比邻而居——他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到了些故事。他意识到很少有美国人了解这段历史，他觉得，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这条充满“仁善之意”的罕见纽带，或许会启发一种帮助难民的责任感，尤其是在这种观念正受到冲击的当下。“其他地方关上了门，”他说。“上海敞开了大门。”
上海的一家德国餐馆，这里被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欧洲移民的最后一个“自由城市”。WOLFGANG WEBER/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我母亲当时名叫伊尔丝·鲁多默尔(Ilse Ludomer)，于1939年18岁时随父母到了上海。之前一年，在被称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的犹太人灭绝行动之后，他们被迫离开了家——他们在德国小镇科尼西-吾斯特豪森拥有的一套公寓，在一家服装店上面。他们在附近柏林的亲戚家住下，心急如焚地搜寻着逃离希特勒统治的路线。
我父亲埃里希·雅各布松(Erich Jacobsohn)1939年已经拿到了法学学位，但纳粹法律禁止他从业。他返回了德国北部小镇施塔芬哈根的父母家，在那里他和他父亲在水晶之夜后被送到了劳动营。其他囚犯后被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但埃里希的母亲事先得以把丈夫和儿子从纳粹手里赎回。父母于是决定把埃里希送走。
大约18000名欧洲犹太人住在拥挤的虹口一带，他们时常每天只吃一顿热饭，比如在这种炭炉上烹制的菜肴。GEORGE LACKS/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 VIA GETTY IMAGES
于是伊尔丝和埃里希都去了意大利，从那里搭上了前往中国的轮船，身上只带着几样被允许的物品：餐具、衣服、照片和不超过10个德国马克的现金。上海当时没有签证要求，而且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有现成的支援系统等着他们，那主要是由英国籍伊拉克犹太富人资助的，他们几百年前就来了这里。他们创建了帮助有困难的人解决食宿的途径，这项工作后被美国犹太机构希伯莱移民援助协会(HIAS)和联合救济委员会(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接管。我父母偶尔都会去施粥场领粥。
结果，伊尔丝和埃里克（他不久便去掉了他姓和名里的字母h）属于较为幸运的居民。他们不打算让青春年华虚度。母亲善于和人打交道，靠着在酒吧和餐馆做服务生挣钱养家。父亲懂英语，做起了翻译和英语教师。他还给一个英国医生的儿子当家教，直到1943年，日本占领者扣押了外国人士，把大多数犹太人囚禁在虹口区一块面积约为1平方英里的拥挤片区内。母亲当时给人当保姆。父亲偷偷贩卖香肠。
登上从意大利驶往中国的“罗索伯爵号”。 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这是一种奇怪的生活方式，其中一部分人的境况要格外糟糕一些。“一些以前位高权重的人崩溃了，”卡特政府的财政部长、柏林的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创始馆长W·迈克尔·布卢门塔尔(W. Michael Blumenthal)说。1939年，13岁的他随父母从德国来到上海，1947年离开——和我的父母在同一时期。“还有一些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们有内部资源，愿意投身其中，”布卢门塔尔在电话采访中说。
“当然，我很恼火，因为我还年轻，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没有人会关心这个悲惨的地方，”他说。他说，这激发了他想证明自己并取得成功的欲望。“其次，它影响了我的政治观点，要关心那些一无所有、无人照管的人。”
虹口的兵营内。 WOLFGANG WEBER/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哈佛大学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教授、知名宪法专家、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的司法部官员劳伦斯·H·特莱布(Laurence H. Tribe)也说，自己的人生方向部分是由上海的岁月决定的。他出生于1941年，6岁时离开那里。他说，他的父亲年轻时就成了美国公民，当时遭到关押，年轻的拉里（劳伦斯的昵称。——译注）意识到了这种不公。“我想，我父亲没做错什么——他为什么会被关进去？”
83岁的丽莎·布兰德温(Lisa Brandwein)在一个图书馆项目中发言说，对许多在难民学校上学的孩子来说，中国的生活似乎很正常。她从3岁到12岁期间住在上海。“我们去上学，我们玩，”她说。“但我们感觉到父母很无助。”她说，他们的中国邻居通常比难民穷得多，他们一直都很善良。
重新讲述上海犹太人的故事“肯定是对当前难民状况的一种陈述”，布鲁克林的火柱纪念馆(Amud Aish Memorial Museum)馆长肖洛姆·弗里德曼(Sholom Friedmann)拉比说。该纪念馆最近在上海举办展览，并与上海的犹太难民博物馆合作，参与了图书馆的项目。犹太人“设法在那里做起生意，成了一个社区”，展示了“力量、勇气和韧性”，他说，“中国人让犹太人感到自己被接纳。你听不到在其他地方的难民可能提起的那种紧张感。”
至于我的父母，他们在1945年的一次空袭演习中在虹口相遇，当时离战争结束已经不远。父亲当时搬到离母亲的公寓不远的地方，他告诉我，他早就注意到她了。在传递水桶救火的长队中，他特意站到她旁边，做了自我介绍。他们开始恋爱，一年后结婚了。第二年，我出生了。
三个月后，我们登上了一艘去往美国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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