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从未谋面，但她们的早年生活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都是华裔美国女性，克服了种种偏见和成见，成为二战飞行员。其中一位在运送战斗机时英年早逝。另一位后来成为一名科学家，活到了89岁。
她们的名字是李月英(Hazel Ying Lee)和朱美娇(Maggie Gee)，她们是妇女空军服务飞行队（Women Airforce Service Pilots，简称WASP）的成员。
1942年，美国空军面临男飞行员短缺的局面，无法满足国内的战争需要，飞行员杰奎琳·科克伦(Jacqueline Cochran)说服美国陆军航空军司令招募女飞行员。超过2.5万名女性申请。只有1830人被录取接受飞行训练。其中有1074人完成培训。
两年时间里，这些飞行员几乎驾驶了所有类型的飞机。她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基地之间运送飞机，还负责测试新飞机，培训男性飞行员，并将受损的飞机飞回基地进行维修。她们在恶劣的天气下航行，夜间在没有照明的跑道上降落。其中38名女性在服役期间身亡。
朱美娇是第三代华裔美国人，1923年8月5日生于加州伯克利，有五个兄弟姊妹。她的母亲名叫荣安玉（Jung An Yoke，音），其父母于1870年代从中国广州的一个村庄移民加州。她的外祖父荣生财（Jung Sun Choy，音）在旧金山以南的蒙特雷半岛定居，并成为鲍鱼经销行业的一位先驱人物。
1906年，这家人搬到了旧金山唐人街，然后又搬到了伯克利。
朱美娇出生后第二年，国会通过了限制亚洲移民的1924年移民法。对华人的仇恨在增长，朱美娇的童年不时感受到这种情绪。
周日全家去往奥克兰机场看飞机起飞的活动，给她带去了慰藉。“我喜欢那种钻进骨头里的震颤，”她对儿童读物作家玛丽莎·莫斯(Marissa Moss)说，后者的《高空——朱美娇的真实故事》(Sky High: the True Story of Maggie Gee)一书于2009年出版。“光是待在那里，成为这一切的一部分，就让我觉得自己很强大。”
朱美娇会仰望天空，寻找经常飞往奥克兰的阿米莉亚·埃尔哈特(Amelia Earhart)。有一次，朱美娇看到了她。“我向她挥手，她看见了我，也向我挥手，”朱美娇说。
1941年，18岁的朱美娇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物理学，但几个月后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她旋即辍学，在旧金山附近的瓦列霍的马雷岛海军造船厂工作。她的母亲是那里的焊工，朱美娇在制图部门工作。
她很快开始了飞行的生涯。朱美娇和两名同事凑了25美元买了一辆汽车，开车前往得克萨斯州，在阿比林以西40英里的斯威特沃特的复仇者机场进行了6个月的培训。
“我学会了使用降落伞以及紧急降落，”朱美娇说。“男飞行员必须要做的艰巨工作，我们也一样在做。”
朱美娇偶尔被误认为是日本敌人。她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说：“我感觉就像是一头在乡下集会上展览的双头牛，那个非凡的华裔美国人女子飞行员。”
该计划只有两名华裔美国人女子飞行员，另一名是李月英。
李月英（左）与奥特姆·日内瓦·斯拉克在得克萨斯州斯威特沃特的复仇者机场。李月英在那里接受了6个月的训练后成为一名女子飞行队员。 VIA ALAN ROSENBERG
李月英于1912年8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波特兰，父亲李悦（Lee Yuet，音）是一位进出口商。她的母亲黄秀兰（Wong Sau Lan，音）是家庭主妇。
1929年高中毕业后，李月英在波特兰的H·列比斯百货公司担任电梯司机，并在那里的库房工作。
她加入了波特兰华人飞行俱乐部，并于1932年从航空学校毕业，取得飞行员执照。
电影制片人艾伦·罗森伯格(Alan Rosenberg)制作了一部关于李月英的纪录片《短暂的飞行》(A Brief Flight, 2002)，他说：“我认为，对于李月英来说，驾驶飞机不仅象征着飞行，还象征着她在地面上所没有的自由。”
在波特兰学习飞行的同时，她遇到了正在接受军事训练的中国学生雷炎均。尽管长期相隔两地——甚至有时相距两个大洲，他们的爱情坚守了十多年。
1933年，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前夕，李月英希望效力于中国空军。但是她的姐姐弗朗西斯·唐（Frances Tong，音）在2003年告诉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The Oregonian)，中国政府拒绝了她，说女人太过“不稳定”，不适合飞行。李月英转而去驾驶商业和私人航班。
李月英于1938年12月回到美国，住在纽约。她于1943年从女子飞行队员培训计划毕业，并被派往密歇根州罗穆卢斯。
由于女子飞行队员属于公务员，不是军事人员，因此他们的伙食住宿必须自费。没有女性可穿的飞行服，李月英身高5英寸3英寸、重115磅，即使是最小号的男性飞行服也还是太大。
1943年10月9日，她与雷炎均结婚了，她管他叫“克里夫”，那时他是一名中国空军少校。“今日喜结连理，”她在电报中写给另一位飞行员。“克里夫和我CAVU。”CAVU是飞行员使用的首字母缩写，代表“天空视野无垠”(ceiling and visibility unlimited)。
结婚后，雷炎均回到中国，李月英有六个月没有听到丈夫的消息。另一名女子飞行队员弗吉尼亚·卢特雷尔·克拉恩(Virginia Luttrell Krahn)在1997年的一次口述历史采访中说：“她说她确信他已经死了，或被俘虏了。”
从德克萨斯州丹顿市德州女子大学(Texas Woman’s University)保存的档案中，可以瞥见种族棱镜下的李月英。例如，另一位飞行员在给家人的一封信中称李为“那个中国小姑娘”。
像朱美娇一样，李月英曾被误认为日本人。克拉恩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李月英有一天在德克萨斯州飞行，当时她的发动机发生了故障，她降落在一片农田里。当李月英从飞机上下来时，“一个农夫抄起干草叉向她冲过来，”克拉恩回忆道。
“他说，‘日本人降落了，日本人降落了。’而李月英说，‘不，我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克拉恩说。“对于这些农民来说，这太难理解了。他们无法相信李月英是中国人，不仅是华人，还是华裔女飞行员。”
克莱恩还说，当晚在食堂吃晚饭时她说起这件事，李月英“让所有人都捧腹大笑”。
李月英是132名被选中驾驶所谓的“追击”机——现在叫做战斗机——的飞行员之一。她的职责之一是将新的贝尔P-63眼镜王蛇战斗机从布法罗的制造厂飞到蒙大拿州的大瀑布城，最终交付给苏联。
1944年11月，李月英在感恩节那天——很久以来的第一个晴天——与一群飞行员一起执行了这样的任务。
当天也执行了飞行任务的克拉恩回忆了那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起飞后不久，杰夫飞得离我很近，指着他的耳机，举起了手。”她指的是另一位飞行员杰夫·拉塞尔(Jeff Russell)。她说：“他的无线电坏了。”
机组去了北达科他州俾斯麦，希望在那里修理拉塞尔的无线电，结果运气不好，那天正好是节假日。机组继续前往蒙大拿州。
“这一次，大瀑布上空盘旋了很多准备降落的飞机，”克拉恩说“天上全是P-63。”
安全着陆后，克拉恩惊恐地看到，在跑道尽头有两架飞机靠得太近了，一架在另一架上方。
“塔台看到后直喊‘拉升，拉升’。只有李月英听到了警告，”克拉恩回忆道。“她便拉升，直接撞上了杰夫。杰夫什么都没听到。”
两架飞机都在跑道上起火。
拉塞尔捡回一条命，只受了轻伤。李月英困在了飞机上，被严重烧伤。两天后，即1944年11月25日，她去世了，享年32岁。
“她一直都是清醒的，”克拉恩说。“她从不抱怨。医生说，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勇敢的人。”
后来人们得知，李月英的丈夫还活着。他于1999年在台湾台北去世。
李月英是第38位，也是最后一位殉职的女子飞行队员。
由于预期的战争将结束，该计划于1944年12月20日被取消，女飞行员们的形象在相夫教子的生活中逐渐淡漠——那是1950年代女性的角色定义。
朱美娇是一个例外。她回到伯克利，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然后在劳伦斯·利弗莫尔·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研究武器系统。
伯克利分校的亚裔美国人和亚裔侨民研究讲师哈维·董(Harvey Dong，音)说：“她就是那一代摆脱了社群孤立界限的华裔美国女性。”
朱美娇于2013年2月1日去世，享年89岁。和她厮守近50年的伴侣沃伦·赫克罗特(Warren Heckrotte)于2019年去世。
经过多年的争取，女子飞行队员在1977年被授予退伍军人身份，享受全额津贴。2010年，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向大约200名尚在世的飞行员颁发国会金质奖章。朱美娇就是其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