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评论 Ronniezhang： 宋教仁血案肯定是100%地同袁世凯无关，也同赵秉钧总理无关，道理很简单，理由如下：
（1）宋案凶手武士英、陈其美、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共进会成员，同属国民党阵营，全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党员，受孙中山和宋教仁的领导，是同进同退的，利益上关系密不可分。大政治家袁世凯和赵秉钧还不至于愚蠢到去找自己的政敌/死对头阵营里的马崽去买杀手。找死敌的儿子去暗杀他爸爸，这样做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烦?! 如此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清楚，真是太愚不可及了！
宋案的凶手咋可能是袁世凯与赵秉钧总理？！
（2）张永东在《百年之冤——替袁世凯翻案》一书写道：……宋教仁血案的主谋很清楚，陈其美、应桂馨、洪述祖都是共进会成员，他们不满宋教仁对国民党的领导，而陈其美则更是对宋教仁的“议会党”改组不满，刺杀宋教仁对孙中山、陈其美来讲真是“一举两得”。既能煽起人们对北京政府的不满，又能清除自己的“政敌”。宋案最大的赢家是孙中山与陈其美，他们既清除了党内的“政敌”，又起到了煽动民众反对北京政府的目的，后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他们目的的大暴露。 宋教仁案的最大受益人咋可能是袁世凯？！
（3）孙中山为什么要停止去用“确凿证据”去证明宋案的凶手是袁世凯与赵秉钧总理？！孙中山国民党既然手上掌握着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是袁世凯和赵秉钧暗杀了宋教仁，那么孙中山为什么不走法律途径去揭露和审查袁世凯和赵秉钧（袁世凯和赵秉钧也最怕法律制裁），而偏偏要去发动“二次革命” 战争，使真相大白的机会等于零。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最害怕宋案真相大白？！
程德全把所谓的“证据”公布之后，这样国民党就已经达到了损害袁世凯的目的，国民党对继续走法律途径审判宋案就不再感兴趣，国民党似乎对案情的真实并不关心。孙中山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给袁世凯找麻烦。于是，宋案就被搁浅了，不了了之。
（4）宋教仁从不把孙中山当成是自己的朋友，而是将袁世凯看成是自己的朋友知己和事业同路人，而且至死不悔！宋教仁也从不把袁世凯看成是暗杀自己的凶手，临终遗言是留给袁世凯的而不是孙中山。孙中山终身特别喜爱搞暗杀，将自己讨厌的人给暗杀掉。孙中山是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连绵不断的暗杀事件，而且被暗杀掉的人全是孙中山的政敌和死对头！例如，国民党领袖人物陶成章、新闻界巨子黄远庸、已取代孙中山党内领袖地位的宋教仁、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等等。事后确凿证据证明陶成章与黄远庸为孙中山的马崽所暗杀，暗杀指令来自孙中山。
(6) 宋教仁为什么至死都不怀疑己的凶手是袁世凯？！暗杀宋教仁是在被孙中山国民党/陈其美严密控制的上海地盘里发生的，而不是在被袁世凯和赵秉钧严密控制的北京地盘里发生的。这里就非常微妙了! 宋教仁血案的破案过程如同演戏一样，以如此快的速度被侦破，就好象此案在未发生之前就已经做了“预路演”，演员和一切材料都准备就绪。为破此案，曾做过上海都督的孙中山的左翼手陈其美出了大力。“暗杀”在陈其美眼里是清除政治对手的“革命手段”，也是陈其美的惯用手法。在民国初年，陈其美就曾刺杀陶成章和陶骏保。宋案发生后不到两个月，陈其美又设计炸死拥护袁世凯统一治权和反对孙中山的徐宝山，徐宝山与宋教仁的共同之处就是，俩人均拥护袁世凯统一治权、同袁世凯亲密合作以及反对孙中山的暴力革命，俩人都同孙中山搞不好关系而同袁世凯关系搞得特别好，俩人均是孙中山的眼中钉肉中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凶手武士英是在上海的模范监狱里被下毒死掉的。“二次革命”中，就连把所谓的“证据”公布于世的程德全也要被国民党追杀。这些在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严密控制范围内的暗杀活动，远远超过了袁世凯的能力所及。 宋教仁案再思考——真的是袁世凯所为吗？ 作者：高山流水反孙反蒋 宋教仁之死很有可能是陈其美所为，这个问题一直在脑中挥之不去。我以为，孙派多属帮会出身，以暗杀手段除去不听命令的同志，是常有的事情，陶成章、方声涛、程璧光、邓铿等都是例子，陈炯明亦曾险吃孙派的子弹。以宋教仁在民国成立之初的政见与作为，与孙派迥异，被孙派视为革命之障碍，亦不为奇。 杀宋者，不是袁派，就是孙派。从宋案的后果来说，国民党成立后，孙的影响力大减，宋有起而代之成为政党领袖这一点，是孙派所不能容忍的。宋一死，确实把许多原来拥宋的国民党同志，都拉回到孙的身边，同时腰斩了孙所不喜欢的宪政改革，又找到了南北开战的理由，可谓一石数鸟。而对袁来说，如果国民党不是开战，而是坚持法律解决的话，宋案只会给他带来无穷的麻烦，并没有什么好处。 杀宋的指挥者应桂馨是陈其美的密友，曾任孙的卫士。这层关系确实不能忽略，陈、应二人皆青帮兄弟，反清时代，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关系非同一般。陈其美身上命案累累，搞暗杀如食生菜，前有陶成章，后有徐宝山、夏瑞芳、郑汝成，等等。辛亥革命后，应桂馨担任陈其美的谍报科长，孙文回到上海后，应桂馨又被陈其美派去负责接待和保卫孙。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随行护卫。 凶手武士英被捕后，引渡到中国地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这支军队乃由陈其美的班底组成，是陈的地盘。宋案当时十分轰动，国民党戒备森严，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暗杀武士英灭口，几无可能，而武偏偏在关押期间被暗杀，而且查不到凶手，除了陈其美自为之，还有谁会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首级？ 如果袁要暗杀政敌，洪宪前后要杀梁启超、蔡锷的理由，比当初杀宋教仁要多一百倍，但他终究也没有越雷池一步。因为袁这人很在乎自己的身后名声，越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越不敢胡作非为，所以他不敢暗杀宋教仁，与后来他不敢暗杀梁启超、蔡锷一样，但对应桂馨这样的江湖泼皮，他杀起来倒是不会手软的。 于右任为宋墓题写的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入葬闸北公园，是1914年6月，那时国民党早就公开指责宋案是袁政府所为，并发动了二次革命，为什么于右任仍感觉无法“直笔”，只能无奈地“期之良史”呢？战争都敢发动了，还担心“直笔人戮”吗？于右任所忧虑的这个“人”究竟是谁？如果是袁世凯，不合情理；如果是陈其美，或者是陈其美后面的人，就合情合理了。 可惜这些都只能是推测，迄无史料可以证实。据云二次革命时，上海检察厅的许多档案，均被陈其美部下所毁，此案恐怕只能如邓铿案一样，永远成谜，唯有根据前因后果推测而已。于右任“期之良史”，然至今已近百年，仍停留在“期之史料”的阶段，殊令人有“质诸天地”之叹。 黄远生 黄远生（原名黄为基，字远庸，笔名远生，1885年—1915年12月27日），江西九江人。少年勤奋好学，曾在两年内连中秀才、举人、进士三榜而文名大噪。民国初年，成为著名记者，以敢于批判时政闻名。他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支持进步党，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袁氏欲称帝后，他为避开袁的纠纒而远走美国，黄远庸所写文章在当时政界有巨大影响。他极力揭露政界各种内幕和丑恶，得罪了不少要人，于1915年到美国旧金山，却在当年12月25日被人暗杀。20世纪80年代，当年的凶手在台湾临死前说出了实情，刺杀案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命令出自中华革命党的党首孙中山。 死因争议 1985年9月中国大陆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认为是当年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刘北海晚年临死前说出真相。刺杀行动由林森指挥，而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刺杀动机被指是因为孙中山不满黄远生对革命党人的批评，例如揭露、批评孙以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的资金援助，影响了海外华人对孙的印象及捐献，阻碍了孙的行动计划。
民国第一记者黄远庸之死——袁世凯背开创暗杀记者先例的黑锅70年 民国“名记”第一人黄远生被杀案始末 作者： 张光芒 旧金山的枪声
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在旧金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一位旅美华人正在默默地用晚餐。他戴一副黑边眼镜，脸上微露倦色，眼神忧郁，但仍然掩盖不住内里的智慧与勇毅。此时，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似乎视而不见，充塞在他脑海中的完全是地球另一边的现实：袁世凯的复辟闹剧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芸芸众生或被蒙蔽或无力挣扎；经过民初几年瞬息万变的动荡，进步力量似已无力回天。中国要向何处去？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何去何从？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自己满腔热血，一颗赤心，非但不能有效地阻止这场民族的灾难，反而沦落天涯，徒有雄心，一筹莫展。就在他心潮起伏之际，突然从背后射过来两颗罪恶的子弹，这位青年人还没 从忧国忧民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便仆倒在地，在那一瞬间，带着惊恐，更带着不解与愤怒，死不瞑目地去了。
这位喋血美洲的青年人便是民初时期鼎鼎大名的新闻记者与政论家黄远生。
消息传来，国内新闻界、政界与文化界的同道者与爱国人士大为震惊，深感痛失了一位才华横溢、刚直不阿的“报界之奇才”。黄远生的好友、一度担任过《民国报》记者的梁漱溟，听此噩耗后大受刺激，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于是开始写作《究元决疑论》一书，试图从佛教出世思想中寻求“人生之苦”与人生真义，思想情感由此发生了极大转变。远生之死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1916年初，远生的遗骸由当时我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运回上海，并在上海开了颇为隆重的追悼会。据参加追悼会的远生长子黄席群回忆，遗骸安放在一具小型 棺材内，外面是一层蓝色丝绒，后来在上海加了一个木质的椁。事后，亲属将其骨灰运回九江，安葬于庐山区莲花乡桂家垅之殷家坳山。墓丘背山面垅，环绕青松， 墓碑中竖刻“故显考黄公远庸府君之墓”，右竖黄远生简略生平，左竖刻“男席棠，群、椿奉记”。墓前有拜台，呈半月形。
为使远生的精神发扬光大，激励后人，其生前好友林志钧费尽心血搜集、整理、编辑了《远生遗著》一书，从1920至1927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四版，后又多次增补重印，这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通讯集成为民初政界斗争与历史的精彩记录。
远生其人
黄远生，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系笔名。1885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个“文彩秀发”的书香世家。曾祖黄凤楼系道光年间的进士，做过安徽歙县、铜陵、当 涂等县知县、太平府同知等职。三个叔伯父均为举人。父亲黄儒藻也系秀才出身，在宁波办过洋务。黄远生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熏陶，发蒙时期不但广涉经史子集， 而且家里还特地请了一位外籍女教师教他学习英语，再加上远生天资聪慧，过目成诵，被家人视若掌上明珠。他在浙江吴兴南浔公学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潮运动， 表现出心系国事族业，“为人当独立自尊”的高远志向。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远生考取秀才，同年秋季又考中江西省第7名举人，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 这是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同榜进士中有沈钧儒、谭延、叶恭绰等知名人士。这是中国最后一批进士，而黄是其中最年轻的，周岁不满20。
黄远生中进士后心怀远大抱负，不愿按清廷惯例接受官职，而决定赴日本留学，入中央大学学习法律。6年后归国，任邮传部员外郎、派参议厅行走兼编译局纂 修等职。这时李盛铎以北洋五大臣之一赴西欧考察宪政归国，对黄远生说：“西洋方面那些熟悉近代史和国际情况的，大都是报馆撰述人员，你如果干这一行，将来一定是位名记者。”（见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记辛亥革命时期的烈士黄远生》）远生深感清廷腐败，仕途不彰，作官之意顿消，并接受建议，投身于新闻界。
民国元年，黄远生与蓝公武、张君劢共同创办了《少年中国周刊》，因其抨击时政立场鲜明，见解独到，声名大震，遂有“新中国三少年”之说。后又与刘少 少、丁佛言被时人称誉为“新闻界三杰”。黄远生以“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的“四能”功夫驰名海内外，不但文章流利畅达、幽默敏锐，深受 读者欢迎，而且其工作量之大、创造力之盛也十分惊人。他先后主编过梁启超创办的《庸言》月刊，担任过上海《时报》、《申报》、《东方日报》和北京《亚细亚 报》特约记者，同时为《东方杂志》、《论衡》、《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据李传梓《反袁之勇士报界之奇才》一文统计，从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所收239篇 文章看，他的通讯几乎对每一个时期民众瞩目的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及时而深入的报道。重要人物涉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袁世凯、黎元洪、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熊希龄、段祺瑞等等。重要事件如宋教仁被刺、袁内阁两次倒台、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唐绍仪被迫下野、陆征祥不再理政等，他都能抓住全国各阶层广大读者的心，将真相告白于天下。
远生的贡献
远生之死之所以引起很大的震动，与其不凡的贡献及极大的社会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其“远生通讯”更是被视为当年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品牌。但这并不是他所有的历史贡献之所在。从更深层的价值与更为深远的意义来说，他又是作为一位新文化先驱者的形象存在的。
他的文化活动只有辛亥革命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前最黑暗的时刻。这时比其年长一代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几乎都将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复 兴，从19世纪末活跃在时代潮头的思想先驱变为“不进则退”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五四”一代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者在此时大都尚处于困惑、迷茫、探索或沉寂之中，既未找到中国文化觉醒的突破口，也还未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庞大阵势。旧的已去未去，新的将生未生，黄远生在这古与今、旧与新、中与西转折的焦点时刻，以其奔放的激情与深沉的忧患意识填补了时代的一个空白。这表现在他首倡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启蒙运动。在《忏悔录》一文中他指出，“今日无论何等方面，自以改革为第一要义”，要改革国家，则必须改造社会，而欲改造社会，最终必须“改造个人”。这无疑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先声。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专门提到：“远庸文章典重深厚，胎息汉魏，洞朗轩辟，辞兼庄谐，尤工通讯，幽隐毕达，都下传观，有纸贵之誉。”评价甚确甚高。笔者在翻阅周恩来1918年的日记时见到这样的记载：“……晚间李石翘来习摄影术。既去，观黄远生遗稿。”（5月20日）“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 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很有大关系。”（5月21日）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先驱者几乎莫不受到远生思想的启发与影响。
谁是凶手？
远生之死引起了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这起谋杀案的制造者，然而凶手到底是谁？背后的主使者又是谁？却不得而知。由于当时国内政界极度混乱，案发地点又远隔重洋，所以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力与足够的精力去调查，这起残忍的凶杀事件于是成为一件众说纷纭的疑案。
凶手是谁？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猜测是袁世凯派人跟踪到旧金山暗杀的。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美洲总支部误认黄为袁的死党而误杀的。 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说法更不一致，比如有的认为他是“被爱国华侨当作帝制余孽炸死”的，有的则记载他“被革命党人以袁党人罪名枪杀于住宅内”，有的言其“被袁派遣杀手狙击身亡”，还有文章说他是被枪杀于旧金山街头，等等。甚至连黄远生被杀的日期也说法不一，不少材料记载其被杀害于12月27日，其根据大概来自林志钧为《远生遗著》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话：“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我听见我至好的朋友黄远庸在旧金山被人暗杀的消息（系外交部接顾少川来电报告）。”而据李盛铎先生写的《墓志铭》，记载被害日为阴历11月19（即公历12月25日）。前说似不可靠，序中只说是听到被暗杀的消息，并未说是这一天被杀害的。当时信息传递不像现在这样迅速，消息迟至两天是很正常的；如果当天晚上就能得到消息，反而可能性不大。
1984年，黄席群写作《追忆先父黄远生》一文时也未能真相大白。他这样写道：“我父亲究竟是谁杀害的，至今是个疑案，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他是死于袁世凯派遣跟踪的刺客之手，还是遭到在美洲的国民党人杀害，总之，他不幸遇害的根本原因，离不开袁贼妄图称帝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是死于袁党之手，正因为我父亲不但不接受袁贼的笼络收买，反而于游美之前公开在报上表示反对变更国体，卒致罹祸；如果是死于国民党人之手，那就该怪这帮人没有弄清事实，竟误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吹鼓手，糊里糊涂地杀害一个平白无辜、真正有良心的青年人，的确是冤哉枉也。”而笔者想到的是，如果将这个疑案在21世纪仍然“存疑”，无论如何也难以告慰这位超前的新文化先驱者孤独的在天之灵。
黄袁恩仇
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上述第一种猜测似乎更为合情合理。远生在国内时就已有袁的爪牙监视跟踪，何况以袁世凯一代枭雄，他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说来话长，黄袁之间曾有一番复杂的恩仇纠葛。袁世凯为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的宝座，需要调动一切有利于这一阴谋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政治舆论的导向与支 持。舆论就是社会力量，统治阶级必然要借助舆论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就实行报业管制政策。据统计，仅从1912年4月到 1916年6月，封闭的报馆达71家，传讯49家，捣毁9家，24位报人被杀害，60余位报人被捕。1915年秋，袁世凯看中了黄远生这位名满海内的名记 者，要设法将他罗列门下。首先，袁氏强邀黄远生担任他御用的上海《亚细亚报》总撰述，黄虽不愿，也不敢显拒。接着，袁派人向黄表示，如果能为袁撰写赞成帝 制的文章，将酬谢10万元和一个部长的席位。远生开始想延宕不作，但经不起袁再三催逼，只得以一篇“似是而非”搪塞。但袁氏极不满意，派人逼他重写。
黄远生万难从命，也深知再也难以周旋下去，便毅然于1915年9月3日离开北京奔走上海。抵达上海前，上海《申报》就在头版刊登了他反对帝制的启事， 明确表示“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实难赞同一日”。抵上海后，远生随即于9月6日至14日连续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刊登启事，宣布自己与曾担 任之《申报》驻京通讯员及上海《亚细亚报》之撰述，一概脱离关系。但阴险的《亚细亚报》在出版广告中仍列其名为总撰述，远生只得于9月14日至20日，继 续在《申报》广告栏声明与《亚细亚报》划清界限。1915年10月24日，黄远生为躲避袁党的追逼，干脆乘日轮离沪赴美。
疑案真相
此事令“窃国大盗”恼羞成怒，结下仇怨，自然不会放过他。远生死于袁党之手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当命运捉弄一个人时，又总是会将并不合情合理的逻辑罩到他身上。远生恰恰更可能死于反对帝制的同胞之手。这也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认定是当年国民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民国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的。
笔者将此视为“真相”还有以下理由：远生的确一度与袁党有过来往，不过绝不是因为他立场游移，而是出于记者表面上的“中立”姿态，尽量为通讯报道事业赢得较大的活动空间。正如林志钧先生所指出的，远生论事论人“不存成见”，即使“论起共和党，也并不因为熟人较多，气味较近，带着有色眼镜，就说那颜色 好，……没有丝毫偏袒哪一党的意思。……这种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气度，亦是很可佩服的”。其实在袁世凯登基的野心暴露之前，许多进步人士、知名活动家都一度对袁氏心存幻想（如梁启超等）。远生在政治立场、思想立场上与袁世凯是绝对划清界限的，尤其是在关键的时刻，他拒绝为袁张目，力斥袁氏倒行逆施的罪恶，保住了自己的人格。尽管如此，远生仍在其著名的《忏悔录》中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严厉的拷问。但那段在矛盾中与袁氏周旋的经历和那篇“似是而非”的文章，却依然为他的悲剧埋下了隐患。据说《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爱国人士对帝制派深恶痛绝，义愤填膺，有时行动偏激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也是可以理解的。
据陈叔通先生回忆，远生一到旧金山，当地的报纸便报道中国的名记者Yuan－Yung Huang抵美的消息。Yuan－Yung Huang本来就是“黄远庸”的音译，按英美的用法将名字置前而成了“远庸黄”。而Yu an又与袁世凯的Yuan刚巧同音。华侨中反袁的人便奔走相告，说是袁世凯的本家来了。而当地国民党人又恶意宣传，真像远生是袁世凯派到美洲去的鼓吹帝制的亲信一般。
不过还有一重要原因似亦不可忽视，当时信息传递较慢，再加上信息繁杂，远隔重洋的华侨并不能都及时闻悉袁、黄决裂的消息，以为远生赞成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在这种绝大的政治误会与客观限制之下，远生自然插翅也难逃毒手了。
死后沉浮
远生的贡献与影响是时人共睹的，在他死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其影响所及仍然遍布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仅就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新青年》及《新 潮》而言，单是提到他的名字或涉及他言论的文章就不下30篇。黄远生的老友蓝公武致信胡适，指出《新青年》所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正是黄远生的未竟事 业，胡适将此信发表于《新青年》；罗家伦第一次把黄远生写进带有史评性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文学思想的变迁》；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以近千字的篇幅把黄远生推为新文学发“先声”的人物。此种评价为后来的新文学史家所认同，所撰新文学史无不视黄远生为新文学先驱人物。其他且不论，就连周扬在延安鲁艺的讲义《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也没有例外。可见，新文学史上本来就已有黄远生的大名，只是后来被抹去了。但是，“一部没有黄远生的名字的中国新文学史， 似乎像一部无厘头的文学史，其来龙去脉总不免令人有渺茫难寻之感。”（见沈永宝：《新文学史应该有黄远生的名字》）可据笔者视野所及，在各种有关黄远生 的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单单是他的出生年代就常常以讹传讹，被误为1883或1884年，这无论如何是不正常的。
黄远生的名字为什么在新文学史上突然消失？对此，远生的孙女高上达（她们姐妹随母姓）在给笔者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黄远生研究不深，但我知道他是因不肯违背自己的人格去屈从于权势而丧命的，这就是我们后辈应继承与发扬的。我想50年代后黄远生的突然消失与解放后一直奉行的极左路线有关，实事求是消失了，加上有些在位的人士对未定性的人与事不敢涉及（黄远生的死究竟是哪一方所为就讨论了几十年），而这正是与黄远生的伟大人格相悖的。我们研究黄远生正是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要让中国近代史因人为的因素而丢掉了一个与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的奇才。”
政治家不能光有美好的理想就能赢得崇高的历史地位——关于孙中山其人 孙中山有人尊为“国父”，有人一想到他就热泪盈眶，可我以为他的历史无足轻重。
政治家不能光有美好的理想就能赢得崇高的历史地位，要看政治结果。武昌首义与他无关，辛亥革命不是他领导的，他不过回国检了个桃子，起义者拥戴他类似于拥戴黎元洪——找个名气大的装门面。他不过是个摆设，谁听他的？文写不出《革命军》、《警世钟》那样的小册子，武比不上华盛顿、凯未尔，他算那门子国父？？？
他本黑社会出身，孙中山是在19世纪80年代萌发参与政治活动的念头的。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与民间秘密会党——三合会、致公堂、哥老会等洪门组织及其他帮会结下不解之缘。1886年，他在广州博济医院学医时结识郑士良、尤列，两人都是洪门中人。他们也是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 。1894年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的。1895年在香港与谢缵泰、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组建兴中会，谢氏即是三合会成员。他们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都是依靠会党和绿林好汉。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曾在香港会见，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4年1月，他又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致公堂。“孙文亲在五祖像前发三十六誓，愿遵守洪门二十一条例十条禁。于是洪门封以洪棍之职，孙文欣然接受之。”
顺便说一句，他最早搞的不是革命团体，而是股份公司，大家入股，造反成功后分钱！
他依靠黑社会，十次武装起义次次失败，连那个只会装神弄鬼的洪秀全的十分之一都当不到。有一次起义失败后，他给某人写信说这次失败是因为短缺了几百块大洋，直怪华侨小气，捐钱少。言外之意只要多了这点钱，多买几杆枪炮，革命就成功了，清朝就推翻了，这种白痴也配当国父？
他的“三民主义”不过是欧州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东拼西凑的杂合物，他的政治理论没什么新东西。仔细研究他留下来的文字，不难发现他对现代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的了解既不系统，更不深入；加上逻辑思维不严密，缺乏理论思维应有的彻底性，认识和观点的混乱，俯拾皆是。在民族和个人自大心理结合下，他甚至断言：“外国民权办法不能做我们的标准，不足为我们的师导。”“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如此大言不惭，自然不可能认真清理自母体文化中承受的与自由、民主、法治相悖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他的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渗透了多少传统的帮会烙印！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驾乎欧美之上”的更高形态的新式民主，而是言行中处处流露中世纪***主义的腐朽气息。
他不会判断形势，不会察人，不懂政治斗争，更不会军事。国民党在他的领导下，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狼狈不堪，众多领导人皆对他失望，可他不但不反省，反而变本加厉，竟要国民党人对他个人打手模宣誓效忠，大耍无赖，完全是黑老大作派。
他这辈子最成功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在年届五十时搞定了一个芳龄二十的小姑娘，二是抓住了共产国际，终于搞到了外援。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国际的金钱、武器的支持，凭什么建立党军？凭什么北伐？不玩厚黑，把同是股东的***杀的杀、赶的赶，凭什么建党国？可怜老共是猫搬凳子给狗办事，自己上山打游击，吃够苦头。
看看孙同时代的人如何评价他。
谢缵泰（1872－1937，一说死于1938）是出生于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参加了兴中会。在其名著《***革命秘史》中，他记下自己观察孙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会见孙文后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大炮’！”6月23日又写道：“孙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听从他。”
宋教仁1907年2月28日的日记有如下的记载：“庆午（即黄兴）忽言，欲退会（指同盟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实则此犹小问题。盖□□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又思□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当时宋教仁是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编辑。
谭人凤（1860－1920）是老同盟会员和重要骨干，多次参加起义，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为总结历史经验，他写下这么一段评语：“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观其谋举事也，始终限于广州一隅，而未尝终筹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复以前，视为心腹者，仅胡汉民、汪精卫、黄克强三人，既失败而后，藉为手足者，又仅陈英 士、居觉生、田梓琴、廖仲恺辈，而不能广揽人才；其办党也，又以个人为单位，始则放弃东京本部，专注重南部同盟，继者拒旧日同人，邀新进别开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测华侨心理，知必发难后始能筹款，遂不计成败，嗾人轻举妄动，败后无力维持，则尤其失人心之处也，以故前后举发十数次，靡费及数百万金，无一成功之效果，卒至进退失据，不亦可惜哉！”
陶成章（1878－1912）是坚定的革命家，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重要骨干。1909年，同盟会中包括他在内的一批人不值孙文的所作所为，要求罢免他的**职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言辞激烈的传单，体现着中部同盟会一批成员的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实际，听听也不无好处。同时，撇开一些颇难弄清的具体事实，一些意见深刻剖析了20世纪中国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顽症，不失为不应忽视的警世箴言。
例如，他们说：“所谓孙文也者，在两广内地，固无一毫势力，即在于南洋各埠，亦仅得新加坡一隅，设一团体，彼时会员亦不过三十余人……弟等一片公心，尽力为之揄扬，承认其为大统领，凡内地革命之事业，均以归之彼一人，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 ……既得势，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为众人独愚而彼独智，众人尽拙而彼独巧，谎骗营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祸，遂遍于南洋之各埠矣。”
又如，他们指出：“凡反对彼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
章太炎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他与孙文既有过并肩奋战的岁月，也有过激烈争辩乃至分道扬镳的日子。孙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为世铃铎……余岂好邮，好是谔谔。”既承认孙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话直说的诤友。孙文生前，他笔下已一再出现如下的字眼：“中山计划短浅，往往自败”，“中山天性褊狭”， “中山为人卤莽轻听”，“中山名为首领，专忌人才，此仆辈所以事事与之相左也。”
民初的名记者黄远庸对政坛人物观察入微，他对孙文的评价是“大言无实”四个字。
孙中山被神化是1927年党国建立后的事，原因嘛与北朝鲜神化金日成相似。为了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从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遗余力装扮和神化孙中山。它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结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实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孙中山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救世主。从此对孙中山只准顶礼膜拜，对其言行不准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学术探讨。神化孙中山，不过是神化其继承人蒋介石和国民党。他们以真假参半的孙中山为符号，着力推行极权统治。孙中山成了他们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工具。这些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部分内容引用他人文章）凯华 2005年11月2日
十月围城的历史缺陷：搞刺杀的其实是同盟会 核心提要：《史记·游侠列传》中对古代的刺客有这么一番描述，说他们“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扼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清末一些矢志于暗杀的革命志士也以游侠相称，如吴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孟侠，秋瑾自号“鉴湖女侠”等，他们的理念是“誓捐一死，以少尽力于我同类，而剪除一仇敌”，但死则死矣，同类和仇敌却未必能够分清。 暗杀是个人主义的革命，也是一种低成本的革命，好比现在国际社会上那些恐怖分子，他们没有能力去和敌人的强大武装力量对抗，因而仇恨和怒火只能化成不对称的人体炸弹或者汽车炸弹，在杀伤敌人的时候也自取灭亡。从实质上来说，暗杀其实就是一种产生于绝望、结果于毁灭的革命。 来源：凤凰网 清末实行新政和立宪后，革命党搞的起义无一不败，譬如孙中山在1910年前暗中策划的八次起义便均以惨败收场（武昌起义实质上是兵变而非起义）。在革命屡屡受挫的绝望情绪下，暗杀主义的论调也就突然流传了起来，说是将那些清廷的实力派官员统统加以暗杀，杀一个少一个，那革命也就离成功近了一步。不同的时代和价值观往往导致不同的结论，这种称之为“革命义举”的暗杀行为，如按现在国际政治标准的话，就是典型的“恐怖主义”了。 自从回归后，香港的文化品位似乎也和大陆拉近了不少，比如最近电影《十月围城》中所体现出的历史观，就是一例。可惜的是，这种为了神化革命而不惜颠倒黑白甚至捏造历史的超时空文艺作品在历史事实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在清末的历史上，革命党才是搞暗杀的绝对主角。 《十月围城》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逻辑缺陷，剧中的那些小人物不明白革命为何物，而又要让这些人为革命放弃宝贵的生命，这凭什么呢？难道小人物就活该送死、为成就伟人垫背？这未免荒谬而可笑，难道草民的生命价值就低于所谓的伟人吗？ 《十月围城》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历史缺陷，因为清廷根本就没有搞过什么针对孙文的刺杀，反倒是那些革命党对清朝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实施过19次有案可查的恐怖行动，譬如1900年史坚如谋刺两广总督德寿、1905年吴樾刺杀出洋的五大臣、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0年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等。 暗杀是个技术活，不是谁都干得了的。在这些暗杀中，成功案例的有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和彭家珍炸死宗社党魁良弼，吴樾谋刺出洋的五大臣，炸弹响了但未取得效果，而汪精卫等人大都行刺未遂，反而被捕。 清末的最后两年（1910年和1911年）是暗杀活动发生频率最高的时期，这也反映出当时革命的绝望性。反过来说，这也说明清末新政和立宪着实搞得不错，如经济发展、国防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法制更新、文化宽容等方面，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十年，虽然一贯被历史教科书有意忽略掉。 1905年用炸弹扔宪政考察五大臣的吴樾说：“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清廷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本是件人心所向的好事情，但吴樾不管，硬要蛮干，结果是五大臣没事， 自己倒给炸死了。事后，国内舆论对吴樾的举动大都持批评态度，从各地团体如复旦公学等纷纷致电问候代表团、并敦促其不能因为这一突发事件而耽误出洋考察的行程便可看出。 后来革命党的暗杀活动其实是“斩首行动”，譬如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在安徽起事时，就计划在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的时候，对前来出席典礼的省内文武大官发动突然袭击，杀几个大员，并占领安庆。毕业典礼正进行的时 候，徐锡麟利用行礼的机会突然暴起，掏出短枪向安徽巡抚恩铭连连发射，其他学生也纷纷响应，抢夺军械，但斩首行动还不彻底，恩铭虽然被刺毙命，但大队清军人马很快赶到出事现场，将徐锡麟的百余人马团团围住，最终革命党人或死或被擒，起义仅四小时便告失败。 恩铭死得有点冤，因为徐锡麟本是他的老师、原山西巡抚俞廉三（徐锡麟之伯父）所举荐过来的，他一直把徐锡麟当自己人，让他担任了安徽巡警处会办并兼巡警学堂会办等重要职务，没想到居然会惨死在自己信任的人之手。当军法官问及徐锡麟是否与同盟会的孙文有关系时，徐说：“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当晚，徐锡麟被凌迟处死，用的是最毒的酷刑，先击碎睾丸，再挖心剖肝，颇为惨烈。不过话说回来，对这等恩将仇报、不忠不义的人，用此酷刑也不为过，不然，忠义道德何以为存？今后谁还敢对部下朋友推心置腹、提拔重用？不杀不足以警世。 刺杀敌酋能够震慑敌人并对革命阵营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但是也有适得其反的，比如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琪。孚琪那天兴致勃勃地参观飞机试飞回来，坐着大轿回将军署的路上，一个中年汉子突然将将军大轿拦下，不等众护卫醒悟过来，已经是五声枪响，孚琪在轿中当场毙命。 温生才被捕后，两广总督张鸣岐讯问他与孚琪有何冤仇，温生才从容答道：“惟专制之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张鸣岐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益？”温生才道：“杀一儆百，我愿已偿。”张鸣岐无语。随 后，张鸣岐和水师提督便加强了广州的戒备。受此影响，黄兴等人本计划在后六天举行的广州起义被迫推迟。说句实话，暗杀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不过是把问题极端 化罢了。 暗杀故事里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无论是其过 程还是结果，都是那样的出人意料。当时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被连续的起义失败而感到灰心丧气，而当年论辩中的手下败将梁启超也趁机嘲讽革命党领袖们，说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远距离革命家”本意是讽刺孙中山的，因为孙中山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任何一场起义，他在当时的主要功能，似乎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名气在世界各地筹款供革命之用。相对而言，黄兴更加实干，他多次亲临一线，后来在黄花岗起义中还被炸断两指。汪精卫当时也主要跟随孙中山在后方做组织工作，听到梁启超的讥讽后也是如芒在背，大为羞愧。 盘点那些年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人：企业家、记者、工农、军人、政治家 ——谨以此文纪念那些年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中国同胞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民营企业家夏瑞芳 1914年1月10日，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在上海河南路发行所门首遇刺。弹中要害，不能言语，送仁济医院，旋即死去。 夏瑞芳，1871年生，江苏青浦人。早年在上海当排字工。1897年与鲍咸恩等集资创办商务印书馆。曾印行《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书。1900年收买日商修文印刷局。次年改印书馆为股份有限公司，自任总经理，并创办《外交报》杂志。1902年以出版教科书为中心业务，增设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1903年改为中日合办，仍任总经理。1904年起陆续创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并设立小学师范讲习所、艺徒学校等。孙文的二次叛乱发生后，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反对陈其美“讨袁军”全军两百多人驻扎闸北地区，被陈其美指派帮会人员暗杀了。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中小企业家团体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中小企业家团体是1924年的广东商团及其商人成员。孙文党徒1924年镇压广东的商团，杀害了一些广东的中小企业家，其余的广东中小企业家即便逃过一劫，但是其辛苦打拼多年的成果也在孙文党徒火烧西关商铺中付之东流。在1924年的镇压商团的事变中，广东的中小企业家们的经济财产损失接近5000万港元，平民死伤约2000人。其中，黄飞鸿的“宝芝林”就在此次事件中焚毁。政府向未有遭受损毁的商户收取保护费，对参与商团的商户收缴枪械并罚200元，否则“任兵焚劫拿人，政府不负责任”。事件结束后，黄埔军校利用收缴商团的大批枪械成立教导团，国军之基础发展由此展开。但广东商界部分人士转而倾向于支持陈炯明的粤军，纷纷捐资支持。孙死后，有关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 最早被孙文党徒杀害的记者黄远庸 他20岁进京赶考，在清王朝最后一次会试中高中进士。他不按朝廷惯例接受官职，却赴日留学，入日本中央大学，攻读法律。1909年回国，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等职。辛亥**后投身报界。黄远庸的记者生涯是从191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最出名时，任上海《时报》、《申报》驻北京特约记者，为其撰写北京通讯。为了躲避袁世凯的纠缠，1915年避往上海，11月到达日本，并与当月中旬在日本乘坐“佐渡号”轮船赴美，12月25日晚，在旧金山唐人街被**党人刘北海枪杀。 1985年9月中国大陆举行的全国黄远生学术讨论会上，学者们认为是当年中华**党美洲总支部负责人林森（后曾任国民政府主席）指派他的警卫刘北海开枪刺杀黄远生。刘北海晚年临死前说出真相。刺杀行动由林森指挥，而命令来自当时的中华**党党魁、后来的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刺杀动机被指是因为孙中山不满黄远生对**党人的批评，例如揭露、批评孙以国家利益换取日本人的资金援助，影响了海外华人对孙的印象及捐献，阻碍了孙的行动计划。 孙文党徒暗杀了不少民国的政治家，比如民国著名立宪政治人物汤化龙，中华民国前国务总理唐绍仪在抗日战争期间被孙文党徒的军统杀手暗杀于上海，还涉嫌暗杀宋教仁。 孙文党徒暗杀了不少民国的将军，比如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的李兆麟率领抗日军队在日本重兵盘踞的东北坚持抗日十多年，是典型的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可是1946年孙文党徒派出杀手利用美人计将其暗杀。 赵尔丰是最早被孙文党徒杀了的民族英雄，也是被孙文党徒杀害的年龄最大的民族英雄 赵尔丰在二十世纪初几次成功抗击英国对中国青藏的侵略，并尝试在青藏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农奴制度，赵尔丰在辛亥年奉命镇压孙文党徒，引发保路运动，后来赵尔丰看清了政治形势，顺应潮流，释放孙文党徒，并交出政权，谋求自保。当时已经年过六旬，但是辛亥**成功后，孙文党徒还是不肯放过这位年过六旬的民族英雄，杀害了这位民族英雄。 清朝海军提督李准划定南海主权有功，是典型的民族英雄，却被孙文党徒炸断两条肋骨。 李准任职期间，效忠清室，曾奉命参与镇压1902年的洪全福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岗起义、广西钦廉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故**党人对他恨之入骨，先后派温生才、刘思复和陈敬岳、林冠慈等进行暗杀。致李胸部和双手俱受重伤，二条肋骨被炸断，险些丧命。 ……（文中省略后来的国民党杀害zhonggong邪教成员以及所谓红军的内容） 网友留言：抗日英雄杨虎城、黄显声、黄乔松等将领。 辛亥革命为革命党底定东南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统领海军南下加入护法战争支持孙文的海军总长程壁光，后来因不愿意海军卷入粤桂之争，拒绝了孙文海军炮击广州的命令，被孙文派人杀掉。原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孙文也曾经策动其部将黄大维杀他，但因黄大维主动向陈交待孙文的阴谋故幸免。这些不能漏掉。 |
炮哥直一禽兽耳！ 此事最能显示炮哥的蛇蝎本质。啥“三民主义”，丫它妈就一个主义——“我得利主义”。 以下是引用风楚在第2楼的发言：孙大炮所谓“革命”，其实就是他企图夺权、建立个人专制的一个借口。只要不是他孙大炮当权掌权，他就反对一切人和事，甚至为了他个人的野心和欲望而卖国！ 这话一针见血说到要害上了。 网友评论 金陵醉隐山人：如果光绪成功了，对中国非常好，中国会是一个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慈禧把他镇压了。慈禧死前又想改革，当时清廷内部力量起来了，很多大巨很多省份都有不同的想法，不改不行啊！但是晚了，同盟会已经起来，要革命了…… 是真革命之先觉 乃敢特立而独行
——北京松坡学会/长沙松坡会馆沉重纪念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之父”、“桃源渔父”宋教仁先生遇刺97周年（西元1913年3月20日蒙难上海车站） 寻找被蹂躏的感觉：最近看了不少关于宋案的帖子，说实话，看得让人扑朔迷离。之前，还有人讲述过戊戌变法中袁世凯并没告密的事。如果这两个都有内幕，那么袁世凯的确非常复杂，需要重新审视。正如汪精卫一样，27年前后的汪截然不同。 君莫忘黄远庸被杀案在1980年真相大白了，袁公背了70年黑锅。 打着民族旗帜为个人野心筹划，先投靠日本再投靠苏俄，可以说不择手段，令人极为不齿。凡是对他政治野心膨胀有阻碍的革命志士都会被暗杀，从杨衢云、陶成章到宋教仁，令人不得不疑！ 史坚如掘地道谋炸德寿未果，被捕遇难。孙贼称赞他“死节之烈，浩气英风，足以为后世之模范”。其遗书有话：“记得去年（1899）年冬天，我奉了孙先生的命令，来广东密谋暗杀”。并不止于此，1900年6月17日，在香港海面商船上，孙贼布置惠州起义任务时，史坚如便负责在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也可凑热闹旁证孙在关键时刻不惜取暗杀手腕以助成事，对敌尚可说道，也对自己人就太卑鄙。当所有如意算盘都落空，其本人又面临窘境时，杨氏若得手那就会“动摇我根本计划”，以孙之禀性，不择手段是可能的。 在孙大炮之前，杨衢云、谢缵泰等以“开通民智，讨论时事”为宗旨的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杨衢云素有大志，精通武术，尤好行侠赴义，杨衢云即以颇高名望和思想激进而被举为第一任会长。此为中国**事业由游说而至实行之起点，兴中会也才名副其实地开展工作。会后，杨衢云积极准备广州起义，负责招募志士和筹集饷械，事败，漫游越南、新加坡、印度、南非洲各埠，所至建立了很多兴中会支部。经杨衢云热烈宣传，会务更形发达。孙中山以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为由找到杨衢云，“颇咎杨当日措置失当之非”，“责难备至”（孙中山《有志竟成》），将杨衢云指责了一通，说他作为会长应该对广州起义失败负责。杨衢云内心还是很自责，但是个明白的汉子，深知孙的潜意，所以也没说什么。“遂挈眷移居横滨，以教授英文为生活”而规避孙。1899年，孙以一派不能有两位会长为理由，说服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之职，孙文要自己的死党郑士良、毕永年召集10来个来自湖广会党和日本人开会，组织了新的团体兴汉会，孙文当选为该会会长。会后，孙文的骨干告诉了杨衢云，说现在有两个会了，又有了两个会长。杨衢云心里明白，1900年，在一次会议上杨衢云主动提出让孙文继任兴中会会长。这才让孙中山在兴中会里成功排挤了杨衢云。但孙中山兴汉会谋在广州、惠州继续发难，杨衢云仍“自告奋勇归香港大肆活动”。最终1901年杨衢云被暗杀，至于凶手是谁，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中华民国并非孙文创建，而是被它窃取了。清帝于1912.2.12以君主立宪国家元首身份逊位于“共和立宪”国体，并授权袁世凯组织共和政府，1912.2.15由实行君主立宪国体的清王朝留下的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912.3.10袁世凯宣布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标志着我国“共和立宪”成功，共和国建成。1912年底，国会大选成功，多党制、议会制、责任内阁制确立，袁世凯邀请宋教仁北上组阁。孙为窃取中华民国政权而下令暗杀宋教仁并嫁祸于袁世凯，然后以此为借口发动二次革命（北伐），进而夺取民国政权。正是孙把中国拖进了生灵涂炭的苦难深渊，如果它不出来捣乱，民国初期就实现宪政了，也不会有国共之祸，毛贼更实现不了其独裁专制的野心。宋教仁遇害后，刚刚起步的宪政就被孙发动的“革命”扼杀了，可悲！可叹！因此有人说，孙文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又因孙在毛之前，孙之罪不亚于毛贼也！ 这个杀人如麻、破坏宪政的罪魁祸首只有滔天大罪，绝没有一丁点儿功劳。如果他不暗杀宋教仁不破坏宪政，在北京合法建立的中华民国会发展成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后来的饱受苏日欺凌、国共内战、生灵涂炭以及祸国殃民的zhonggong建立的极权专制导致的民不聊生等都不会有。 来自百度贴吧的评论：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有言“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用来描述孙中山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所谓“十次举义”，孙没一次涉足近处，17年皆旅行在欧美日等国，被梁启超讥讽：“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据说全靠他募捐以供“举义”，然而几乎每次失败皆因“饷弹不敷”而导致，即使算是职责，也该追究其责任吧？
1913年3月，正当国会大选完成，中国再次有望成全辛亥，实现“光荣革命”的关键时刻，孙党刺杀即将架空孙的宋教仁，嫁祸于袁世凯，然后不顾一切挑起辛亥之后第二次内战，即“二次革丵命”。自此，中国进入内战时代，国人所有共和梦皆被孙彻底打破。
唐德刚说：“中华民国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以用个后来的名词叫作进步人士吧——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主立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原先的保皇党骨干，都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national consensus），就顿成泡影了。”（唐德刚：《袁氏当国》，P89）这个认识应该是很深刻的。
这就是对孙氏“从大处着眼”所得的结论：一个祸害中国极其深重的罪魁祸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