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北京再次被雾霾笼罩，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的空气质量实时发布平台显示，全市除个别站点是“重度污染”外，大部分地区都达到了“严重污染”，四处都是不堪忍受埋怨不已的人群。
又是一个令中国整个东部民众无法忍受又必须承受的时刻，整个国家的环境保护系统、几百工作人员面对来了才去，刚去又来而且更加浓密的“雾霾”，除了盼老天爷刮风外，无计可施，几近瘫痪。“要环保部门何用”，这大概是这个月以来，民众共识最高的一句牢骚。有人调侃说，媒体上说的“十八大的东风”呢？此时是多么盼它能“浩荡”一下啊！
中共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面对“雾霾”锁国，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
一些网友认为，考虑到李克强作为尚未上任的下一届总理的身份，他的这番讲话其实已经相当客气了。这段话至少有两层意思：“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这个过去包括以往的所有岁月，尤其包括近十多年来的积累；“必须有所作为”，说明至少近些年来，作为是相当不够的。在他看来，只要过去“有所作为”，也不至于陷入今天这种田地。这句话也隐含着提醒中央有关部门，不能以“解决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为借口而无所作为。
那么，如何“有所作为”呢？关键在于问责。
很多人认为，中国抓环保抓得晚，查一下百度就知道，中国的环境保护其实抓得还算早，早在1972就开始了。1973年成立了国家级机构，当时叫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环办）。1982年成立环境保护局。1998年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2008年，成立环保部。由一个办公室直到成为一个部，也反映出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但部门规格越来越高，污染水平也越来越高。关键在于，只升规格，不理顺机制。
比如，水环境，不发生问题则可，一发生问题，环保部门就有说法，说什么“九龙治水”，把责任全推到水利等部门；空气污染也是，有问题，是地方不听话造成的，兰天多了，则是环保部综合治理的功劳。2008年奥运，北京的天气在北京市环保部门的努力作为下，表现的还可以，但摆功劳的时候，环保部则在第一位。这是典型的部门利益思维：遇过则推，遇功则抢。
历史也说明，问责还是有效果的。当年一场地方化工厂爆炸，引发对中央部门部级行政首脑的问责，顿时震动全国环保系统，可谓开风气之先。
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甫一发生，既引致俄罗斯强烈关注，震动国际社会，温家宝总理敢于大胆问责，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的解振华即引咎辞职，结果吓醒环保诸公，于是一干人等怕总理生气，一个劲地刮风捞表现，虽然风暴方式的应景作用明显，而生命力不够持久，但在温总理杀威棒的震动下，一时间环保系统从上到下“无所作为”的风气的确得到动摇。
这就是问责带来的好处。但随着环保部的成立，权力大了，官架子也就大了，这帮人应付完温总理和社会，从上到下对于到手的权力又陷入不敢使用的体制循环，因为一旦要他们动真格，他们面对的就是各地各部门具体的人、具体的项目，也就是盘根错结的利益集团。行施职能是公，但得罪了人却最终是私。谁还愿意真管。
上行下效，中央部门抢功有他，担责无份。这样的体制习气自然向下蔓延，从中央到地方，环保系统就难以履行好基本职能。就拿这次“雾霾”来说，不光是北京一市一地，整个中东部主要城市都大面积出现，全国灰霾面积达130万平方公里。这明显是长期综合治理方面出了问题，不是某一市某一地的环保司（局）不做事。北京市的空气污染，不光是北京市本地交通和工业造成的，周边省市的长期输送和积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北京市可以挪出首钢，可以改造能源结构，可周边不改造，北京市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光向市一级政府施压，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一句话，问题出在上面，而责任和压力承担却在基层。
我们看到的是，问题不出，中央部门的支持和力度下面看不到；一有问题，中央部门一个一个文件向下发，篇篇都是推责任。现在连续一个多月起起伏伏的严重空气污染，从中央到地方，甭说问责部级干部，连个科处级都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说老百姓是说体制进步了还是倒退了，雾霾可是遮不住百姓心里那块明判是非的明镜。这“十八大的东风”也好，“新风”也罢，在哪儿暖和人心了？又在什么地方展示新意了？百姓可是一点儿也没看出来。
体制改革还要摸索中前行，但时间和人心都不等人，怎么办？要想让这类已经官僚化的机构尽快有所作为，也只有先问责。因为这个制度已经执行多年，比较成熟，虽然不能解长痛，但立竿见影、收拾人心的效果还是明显的。
何况这次空气污染事件，纵然无视本国人民健康，但中国东部大气随北方冷空气，有可能飘洋过海，已引起日韩强烈关注，就连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表现出担忧，不能没有个交待。比照前次松花江事件之于俄国，问责了谢振华一人；此次“雾霾”引起日朝朝美四国关注，是不是该问责从上到下一大批人？
如此重大问题若还不行问责，无论是十七届的旧班子，还是十八大的新领导，都交待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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