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死和他的＂多餘的話＂

    瞿秋白曾是中共早期主要領導人，自一九三六年被國民黨處死之後，中共對他的評價歷經一波三折。在他死後將近三十年中，中共一直認定他為革命烈士。隆重安葬他的遺骨，建立他的紀念館，他的著作被整理出版並被編入中學教材；但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他忽然被毛澤東親自認定為革命叛徒，受到廣泛口誅筆伐。周恩來為他題寫的墓碑被砸碎，他的紀念館被搗毀，他的著作被禁止向大眾開放並由紅衛兵專門組織批判，他的妻子被逮捕監禁直至迫害致死。他徹底身敗名裂，家破人亡。一直到八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他才得到平反，重新定為烈士。

    瞿秋白當時被定為叛徒的唯一證據是他臨死寫的文章＂多餘的話＂。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在他死後不久就被公開發表，中共高層在三十年期間對此完全清楚，但仍然一直（包括在四十年代的歷史問題決議中）認定他是不屈的烈士。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夜，才由毛澤東本人一錘定音，＂多餘的話＂被認為是如天平天國戰領李自成被俘後的自述一樣，是喪失革命意志向反動派乞憐的投降書，瞿被認定為李秀成式的叛徒。

    瞿秋白出生在江蘇常州一個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從小家境窮困潦倒，母親走投無路厭世自殺，他有祭毌詩；＂親在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淚痕新，饑寒此時無人管，落在靈前愛子身。＂。可見這個年青人當時的極端悲苦和淒涼。他從小在文學藝術方面就表現很髙的天賦，接受過系統的的中國傳統教育，有深厚的國學基礎。在＂五四＂前後，他接受了蘇俄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前往蘇聯考察，在那裡很快加入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寫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等著作，向國內介紹蘇俄的革命。他的文章，不論是遊記，散文，還是政治或文藝評論，充斥着蘇俄式的熱情磅礴，尖銳潑棘，很有戰鬥力，又都行文如流水淸新流暢，在相當時間內，對青年有巨大的鼓動力和感召力。

    由於他的才華和熱情，他很快成為中共的主要領導者之一。並於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清黨之後，曾一度是中共的最髙領導。但事實很快證明，他並不適合置身火和血的政治紛爭的前沿，不久他就在黨內多次被撤職批判，直至一九三五年中共長征前，當時的中共領導人不讓他隨紅軍長征，指令他仍留在蘇區。其時以他病弱之身，在即將被國民黨占領的蘇區，病死或被俘是肯定的，所以這實際是中共領導人借刀殺人徹底拋棄了他。據說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都曾試圖為他說情都不行。可見意識型態和黨內權力鬥爭的冷酷無情。果然不久，瞿就於福建被國民黨軍隊逮捕，並很快在福建長汀被處死，其時年僅三十六歲。

    瞿秋白一生實際反映了上世紀那個動盪時代一部份知識分子的人生悲劇，他們出身於或大或小的封建家庭，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他們或遭家庭的種種封建傳統的朿縛，或家世敗落陷入饑寒困苦，因此他們都對當時舊體制和社會不公強烈不滿。由於他們有深厚的封建國學的修養，但又普遍沒有接受過那個時代的世界科學包括人文科學的系統教育，所以當他們抱着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入世情懷投身社會鬥爭時 ，容易接受激進的理想化的改造世界的觀念。他們一知半懂地接受了當時流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但實際上主導他們的仍然是傳統封建士大夫的價值觀和方法論。

    這就使他們的認知和行動常常表現雙重人格，比如在反對舊制度的殘忍殺戮，草菅人命的同時，他們也會對敵方施加同樣手段，例如瞿秋白一九二七在中共掌權時，就曾主張對地主等敵對階級實行殺人放火沒收一切財產；又比如他們反對敵方的獨栽和剝奪人民的民主自由，又贊成和服從自身黨和政權內部的獨栽以及在自身陣營內剝奪別人或被人剝奪民主和自由，並認為這是保證自身陣營勝利的需要。

    他們和中國歷代王朝末投身於農民戰爭中的知識分子一樣，在發動和指導民眾起來造反起了重大作用，也不乏捨身成仁的犧牲精神。但他們中很多人並沒意識到，中國的仼何朝代，起義和革命的主體是農民。仼何戰爭是農民戰爭，他們只是農民階層的附庸，當農民階層掌握了鬥爭的控制權之後，他們必然會受到自己陣營內當權者和大多數同夥的猜忌，不信仼，排斥以至淸洗。

    瞿秋白的革命生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他投身中國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開始幾年中，有着意氣風發，叱咤風雲的歲月。但以後他在工農革命陣營的大部份時間，都是被壓制打擊，排除在體制之外，直至最後被拋棄。事實上二十世紀那一代知識份子受到的如瞿秋白一樣的遭遇，延續了近半亇世紀。

   瞿秋白特殊之處是死前留下了那篇＂多餘的話＂，公開承認自己對馬列主義，即使在他擅長的文藝理論方面，只是一知半解。他參加中共的領導和鬥爭，從來就是被動甚至被迫的。他自認自己僅是一亇文人，後悔和厭惡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又被情勢脅迫不能自拔。從＂多餘的話＂是否能認定瞿為共產黨的叛徒，只有中共才有資格判斷。但我們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到一亇傳統文人的多愁善感，無奈和軟弱。瞿缺乏他同時代的文人胡適等的世界眼光和哲學思辨能力，也缺乏他的好朋友魯迅在鬥爭中保持自己獨立人格的精神，這就是他的悲劇人生的根源。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瞿曾在前蘇聯生活和工作多年，其時蘇俄的制度己經顯示其黑暗一面，從他在＂多餘的話＂流露出來的思慮，對此他應當有所醒悟。但他始終不能象中共早期的領導人，和他經歷相近的陳獨秀一樣，公開起來譴責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的獨栽和殘忍。因而他也不能象陳一樣，雖窮死他鄉，仍不失一世的坦蕩和英名。

    應當說，從通常說的人性，瞿秋白絕不是當時國民黨宣傳的十惡不赦的匪徒。他是個好人。面對死亡，他在＂多餘的話＂中能坦然地披露自己內心的真實，不無懺悔地反省了自己的作為，不企求虛假的身後名聲。而且還流露能在世界上再做一奌切實有用的事情的渴望。對這麼一亇才華橫溢本質頗為善良正派的年輕人不得不英年早逝，今天仍然令人惋惜同情。如果當時國民黨和蔣介石免瞿一死，留他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以他＂多餘的話＂流露的心態，應會為國家社會做一些貢獻。

    瞿是名符其實的手無搏雞之力的書生。被俘時在中共黨內己完全被排除在決策權之外，長征開始被紅軍決策層拋棄至於被俘，國民黨及蔣介石先生應是清楚的。留瞿一命，對國民黨當時統治並無大礙，但他還是不經審判匆匆被處死。

    據說在瞿被俘之後，國民黨髙層曾開會研究如何處置他，蔡元培等認為中國象他如此有文才的人不多，主張免他一死。但曾受過瞿口誅筆伐的戴季陶等人認為他誤導很多青年，其罪該誅。最後蔣還是聽從親信戴等人的主張。

     對侵略自已甚至犯下滔天罪行的異族異國（比如日本法西斯），歷來可以寬大為懷，以德報怨。但在國家內部，對政治鬥爭中派系內部和派系之間的對立面。卻是從來毫不留情，儘量斬盡殺絕。這也是中國人的悠久傳統了。瞿秋白正是置身於如此內外夾擊進退不能的境地，只能交出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