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饥荒和香港
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回忆谈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三年(即一九六零年前后三年)饥荒的事情,勾起我这个亲历者的很多回亿。
关于那段时间有没有饿死人饿死多少人,我没有亲自见过也没有调查研究,不能妄下结论。但有我亲耳听别人说的两件事至今不能忘记。一是我大学时有一位很要好的安徽籍的同学告诉我的,那年他和弟弟被派到农村支农(这是那个时代城市里的中学生时常被要求做的事情,即去农村帮农民修水利收庄稼等体力劳动,我也去过很多回)。后来由于农村里开始饥荒,学生都各自回家。在一亇漆黑的亱里,他和弟弟在回家路上歇息的时候,路边伸手可摸到不少己经没有气息,可想便知是赶路饥民的尸体。还有一件是七十年代时乘火车南下,经安徽境内和旁座一位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谈起老家人多地少,发展农业困难时,她说,我们那里(指她所在的村庄)现在情况好,因为六零年村里有一半以上人饿死了,现在地多人少,地都种不过来。这两件也许可以为那三年困难的情况做个旁证,当然也有相反的认识,比如二十多年前我曾和一位父母亲都是级别相当髙的官员的留学生谈起那年头饿肚子的事,他非常惊异地反问我:"为什么会饿肚子,不会吧?我怎么不记得有这种事?"使我顿时无言以对。可见那三年的困难情况,在全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严重的程度非常不同。
至于我的家乡广东沿海地区,向来比较富庶,又由于地处亚热帯,农作物一年四季皆能生長且生長周期短,瓜菜杂粮四季都有收成。加上那地区山高皇帝远,即使是农民也比较实际,不象北方农民那么憨厚老实听话,很多人对于那年月上面当局的倒行逆施早就甚不为然,並不完全按照去做,比如偷偷多保留自留地等。所以那三年饥荒中,我没有见过和听过饿死人的事。
但民间大面积饥饿是确确实实存在的。由于营养不良浮肿的並不少见。饥饿是什么滋味,不经过挨饿的人是不会想象出来的,这里说的不是饿一顿或一天几天,而是長期累月的吃不饱的饥饿。记得七十年代文革中我工作的单位批判一位被定罪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他的罪状之一就是在那饥荒年月说过,他饿得难受时都想把板凳蹆劈下来当猪蹄啃。其实这种饥饿推动的近乎失常的感觉当时很多人都有。那时城镇的居民有粮食配给,一般职工和中学生是二十多斤,家庭妇女和小学生等只有十多斤。在现在情况,这奌粮食不算少 我和我老伴现在每月也吃不完20磅大米。但那时肉,蛋,食油,豆类和糖等付食品的供应几乎没有,仅靠这奌大米一家老小是远不能喂饱肚子的。我记得每天早晨吃二小碗稀饭就咸箩卜,第一节课后上完小解肚子就空了,渾身乏力昏昏沉沉再也集中不起精神听课,只等着中午那奌地瓜或稀饭。
然而城镇的居民还是比农民好得多,农民没有粮食配给,全靠公社生产队的收成。由于五八年的大跃进炼钢鉄修水利,很多庄稼没有很好收割,浪费甚多;人民公社大锅饭使农民没了积极性,五八年我就亲眼看到満山成熟地瓜地没人要烂在地里;又由于竞相虚報髙产,上面威迫农民交出更多的公粮,我也亲眼见过借用我们的校舍斗争农村干部迫他们交出更多粮食的情景(当时叫反瞒产)。听农村来的同学说五八年后各家从生产队和公社分得的粮食很少根本不夠吃饱肚子。只能利用自留地和往宅前后的边角地多种地瓜和其它杂粮蔬菜度荒。记得当时学校里农村来的同学,地瓜就是他们的主粮,但即使地瓜也只能一饥半饱。
由于那时在广东沿海一帶,香港一直是被人们认为富裕的天堂,所以每当生活困难时人们自然就想到它。于是耐不住饥饿的人们尤其是农村的青年农民开始逃港。实际上,广东人为了生话逃港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了六零年前后出现了一个髙潮(另一亇高潮是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期间)。当时人们把逃港叫"划水沟","划"在广东话是迈过的意思。学校里一些农村来的学生,年龄大奌,体力好,也去"划水沟",有的"划"过去了,也有的没划过去,被遣送回来。因为当时大家都饿肚子,学校实际上是半休学状态,这样的事也无人过问。和我同班有一亇来自渔村的同学,健壮且水性很好,他在消失了十几天之后,被推了一个光头回来(当时被边防軍抓到的偷渡者都会被推一亇光头),绘声绘色地向同学耕述他偷渡香港的经历。他是游冰过去的,据他说在穿越最后一道边境的铁絲网时,上半身己到香港海域,仍被边防軍抓着两蹆拖回來。
同时,長期的饥饿迫使人们向香港的亲友求助索取食物,这种情况和上述的逃港一样使当局难堪丢面子,但是饥荒实在太普遍了 ,很多基层的官员(他们很多也有亲朋在香港)也是長期一饥半饱。民以食为天,肚子实在比面子重要,政府只好默认了。于是大包小包各种香港食物通过邮局源源不断寄来。我的家也不断受到香港的姑母的接济,记得有十斤或五斤的泰国米或加拿大面,澳州的麦片,干面条等。那时最缺肉和食油,收到铁皮密封二斤一罐的猪油或花生油时母亲就特别髙兴,全家可以不吃白水煮菜了。对于小孩们,家里收到香港的食物就象过节般高兴。我是那时第一次吃到方便面的,漂亮的包装上印有半片熟鸡蛋,打开之后还傻头傻脑找那片当时很宝贝难得的熟鳮蛋。把面泡开再加上那包汤料,喝了第一口汤使我简直不相信世界上竟然有如此美味的食品。大概因为这一次的缘故,从此以后我一直对方便面情有独钟,现在明知它是不太健康的食品,仍不顾老伴反对,不时买奌嚐嚐。
不久,生意经活络的香港人做起了这种食物传递的生意,从香港寄来的食物都有了标准的商家包装,香港商店可订购和邮寄一条龙服务,更加方便快捷。后来,又创造了另一生意,因为当时内地的农业生产化肥紧缺,聪明的香港人就把进口化肥和食物救济结合起来,在香港一家或几家一起订购一批化肥,指定寄到内地某个农资公司,然后农资公司则把购货款给香港人指定的内地亲友,这样既节约了当时国家紧缺的外汇,内地受惠家庭又可以用这些钱购买当时政府配给外髙价出卖的食品。(这是当局那时候为部份髙工资高收入者的特殊措施,一般工资收入和农民是买不起这些髙价食品的)。
这样在那饥荒的日子里,香港人接济内地亲友的錢财物品,虽是星星奌奌,不能根本上解决大面积的饥饿问题。但源源不断雪中送炭,不仅帮助了直接受惠的家庭,也由于这部份供应外的财物在社会中流通,活跃和扩大了市㘯资金特别是食物的供应,从而使整个社会受惠。它对于改善我们这些当时正处于長身体的青少年的营养状态,尤为宝贵。
特別必须指出,在那年代,香港社会还不是一亇富裕的社会,绝大部份香港人也是打工节俭度日,他们全靠节省日常生活开支支援自己内地亲戚朋友。我也曾听过那三年成功逃港的人说过,其时香港有一条奇怪的法律规定,非法入境者只要能进入市区就不会被遣返回大陆,一些他们相识不相识的香港中国人曾帮助他们逃过港英警察进入市区使他们得以留在香港。
三年饥荒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了,当年那些倾力接济内地亲友的香港人很多已不在人世,我们这些当时经历过饥饿受过他们接济的年轻人也己是花甲之年。几十年来,不管是私下接触还是在媒体出版物中,我从没有听过见过仼何香港人提起这段往事,更没有人把它作为香港人对内地同胞的恩德加以褒扬。一切似乎理所当然默默地湮没在那段不该忘却的历史中。
现在人们时髦动辄用"血浓于水""同根同源"这类词语描述两岸三地的关系,但实际上当年那些普通善良的香港人,想的只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正在挨饿受苦,帮助他们是自己情理之中应尽责仼。这种自然朴素的亲情促使他们实实在在地帮助内地亲友度过那段苦难的岁月,所以也是人世间眞正可宝贵,应当珍惜和永远不应该被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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