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湖北武汉彭公乾脑控受害经历（可能已癌死）

我叫彭公乾，85年--93年我是湖北粮机厂的一名会计，93年出来打工。97年因几个朋友找工作帮忙办了几个假毕业证书,结果他们不顾保密原则,完全自我暴露.迫害刚开始时，我还以为是窃听器、摄像机、录音机之类，并不知道声音来自脑中，因我只是一名会计师，高科技知识不多，对此类技术的理解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好在我是唯物论者，才没有象有的人那样认为是鬼魂附体；但此时也仅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98年4月份，为了逃避迫害，我只好动身前往广东,以为离武汉远一点，或许就脱离了控制，谁知还是在罗网之中，能知道我每时每刻在想什么、干什么，思想、记忆、行为无任何秘密可言。初期它们还利用语音交互技术，变换不同人的音调，装腔作势。远在几百里远的熟人的声音经常出现在耳边，因当时不懂此技术，很受它们的欺骗，后联系北京语音交互技术研究中心，中心的研究人员从语音合成、声韵控制、文本分析等方面进行讲解，才知道是语音模仿。?? 在电磁波的长期刺激下，我的右颈动脉供血不足，血压时高时低，左臂左腿严重麻痹，几近偏瘫，心律不齐，精神长期抑郁，并有前驱糖尿病的明显症状；电极对丘脑前后的经常刺激，导致胃酸大量分泌，胃溃疡已到了要动手术的地步，现在右臂抬举都很困难。它们对性很感兴趣，十肽促性腺激素的大量分泌，让我经常处于性兴奋状态，我曾想不通，从公来说，我没有反党反政府，也没有违法乱纪。从私来说，我们素不相识，无冤无仇，为什么它们对我如此狠毒呢？

98年我作过一些检查，如：X光、CT、脑电图、心电图、经颅多谱勒等，但这些常规检查作用不大。2000年深圳蛇口一位得知此事的人曾邀我出国，因不熟悉对方背景，我没有答应。2001年10月，询问深圳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的医生，他们告诉我，他们知道这个技术，一般嵌入手术要3至4个小时，要检查的话，深圳医院没有相关的设备，推荐我去广州第一军医大的一个实验室。2002年4月份，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到广州第一军医大的一个神经实验室检查，才找到体内的微芯片和微碳纤电极(PROCFE),可他们就是不愿取出来，说是有风险，我也不知是医疗风险还是政治风险。后来拿着检查结果去广州、武汉的几家医院，他们都不愿帮助取来。

2002年6月，我去找武汉市桥口区六角亭派出所，武汉市公安局，湖北省公安厅，他们的说法都是一样：我们只管刑案和治安，现在许多事都忙不过来，你不要总来找我们，管这事的有专门的部门，不是我们在管。2002年7月，找到汉口球场街湖边坊的市安全局，不管。

2003年8月，托人找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马教授，他答应让我去他那儿，说基本上可帮我解决，可在8月21日――我按约定的时间准备去的前一天，他突然来电话要我去找市委开介绍信，不然他不能动，我问为什么？他说你不要问。我只好去汉口解放公园路的市委要介绍信，市委的人说：
“我们不能开这个介绍信，你认为是谁给你嵌入的你就找谁去”，磨了一个下午还是不行。那些具体操作的人我一时到何处去找，真是不可思议。

九月初，我联系到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信息科学部以及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神经科学研究所。他们的说法是：你应该找开枪的人，而不是找造子弹的人。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这绝对不是作试验，也不会是科研单位所为，科研单位没有这个权力。大脑研究?br/>
13;的很多项目是国家“863”、“973”计划中的项目，如“脑功能和脑重大疾病基础研究”、“脑发育与可塑性基础研究”等等。一般是用果蝇、小鼠、猴子作试验，特殊情况下，有的单位也会用人作试验，但这样做有很多条件：一是不能用无关联的正常健康人试验，必须是有大脑疾病或精神疾病的人。是要与志愿者签订协议，告知详情或者后果,即知情权。三是手术有风险，全麻本身有一定的危险，还有脑损伤和感染、大出血等。四是论文不能公开发表。对你这样做，应该是有什么别的目的，我们不好猜测，建议最好先找政府，不行的话就请律师吧。

先去找律师，律师说：“看了你的材料，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对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有一些了解，只是不很具体，我们相信你，但帮不上你，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现在你连这件事是哪个单位干的都不能找到，那你准备起诉谁呢？没有诉讼主体，法院是不会受理的。第二从你谈的情况看，你也找了不少部门，但都不起作用，说明这个部门既然敢这样做，法律在它们眼里就只是一张纸而已，法律对它们是无效的。第三，（法）律师的作用是有限的，象你这个年纪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不是有个比喻吗？法律是一张蜘蛛网，大虫冲过去了，小虫粘住了。末世社会，弱势的草根阶级总是牺牲品，你想起诉“强力部门”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无异于与虎谋皮。不要认为违法的事找律师就能解决，那是天真的想法，现在执法犯法的事每天一箩筐，已是很普遍的事，明虱尚不能捉，罔论阴虱？！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既然这样讲，我又去找政府，打电话到安全部，安全部让报上姓名和城市，我说，只报城市和姓名就行吗，他说行，四天后再问结果如何，回答是不知道。九月中，我分别往科技部、卫生部、教育部、湖北省委秘书长、省政府秘书长、武汉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室、省安全厅等发十多封挂号信。总算等到湖北省委黄副书记秘书的一个电话，她说：“这种事情我只是知道一点，详细情况只有高层领导才知道，已请示过黄书记，让你去找安全厅”，我说我不是间谍，也不是重要人物，安全厅也说过不是他们在管，再去找安全厅不合适吧，她回答说，黄书记是这么说。

今年三月份，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来电话，希望我提供相关的人员名单和资料，他们准备采访。但随后的采访只进行两个星期就不得不中断了，当初我就说过，即使调查了也不可能播出，原因还需要讲吗？。

以前我曾想，我是小人物，无机密可言，没犯法，也没什么组织，某部门会不会找错了对象，此时才知道这种部门要找的主要的就是我们这种小人物。

在我写这封信期间，它们说：“你到处讲,我们也不很在乎，懂得这项技术的人不多，大多数人不会相信你的”。几年的迫害对我的身体造成极大的摧残，尤其是现在已渐感不支，我曾提出：从此以后我不再讲也不再想你们的事，只当我病了10年，只希望你们不再过度的迫害我，让我能站起。

2004年4月，作者： 彭公乾E-mail:mybox1997@vip.163.com

电话：0769-2875728 。手机：12544781192  身份证号：420104660227431
户口地址：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桥口区顺道街121号

后注：难友彭公乾，2010年12月患壶腹部周围癌（胆囊胰腺癌），2011年元月在武汉协和医院陈立波教授动手术。至今生死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