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一種思想

兼論中國人對六四的平反情懷為什麼老是揮之不去？

武振榮

24年前，六四是一種行動，是中國大學生用絕食的方式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要求民主，不民主，寧願餓死；是義憤填膺的北京市民在解放軍進城鎮壓學生運動的危機情形下，不顧自己的安危，挺身而出，用血肉之軀，赤手空拳地同全副武裝的軍隊作鬥爭的行動。儘管在行動之中，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思想，可是，從古到今的人類政治運動的偉大場面顯示於外的卻僅僅是行動，思想——這種無顏色的東西似乎成為行為一種內包裝了。

人類行為可能是一時一地的，一種行為也許在特定的情況下很快地結束了，但是，思想卻不一樣，它有一種用時間不可以做計量單位的存在性質，且在反思活動中被不停地翻新。行為有終止之時，可思想沒有停止之日，好像總伴隨着一種“期待”而“活”着。

最悲觀的看法認為，六四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大學生和人民沒有因此而得到民主，反而使專制的江山在應對大危機之後，增強了穩定性。所以，中國未來的民主化前景究竟是如何於六四發生關聯的，持此一種看法的人是看不明白的。

今天，我們在思考六四時，拋棄上述看法，用“行動-思想”模式分析它，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拿到價值。無論怎麼說，在24年的時間裡，官方堅持否認六四的立場，千方百計地要抹殺六四，企圖造成中國人民對六四的全面淡忘，可是，他們總是達不到目的，為什麼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依據本文的見解，六四是一種思想，可能是最妥且的解釋之一。

既然六四是一種思想，那麼，似乎用不着“平反”這一招了，可在六四發生後至少20多年時間裡，我們中國人有關六四的正面呼聲，都直接使用“平反”一詞，直到 2011年，香港市民在紀念六四22周年提出了“平反不如造反”的口號時，事情才出現了明顯的改變，一種朝向官府訴求的意願才直接地轉化為人民自身的自我訴求（詳見武振榮《簡釋香港的六四新語：“平反不如造反》
(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6月05日 來稿)

）。

把六四僅僅看成是一種行為，那麼，此一種行為同其他行為一樣，可以放到正確與錯誤的模式中去解讀，不會產生異議。就六四而言，官方說它是“錯的”，人民說它是 “對的”，要求“平反”的意義可以立馬成立。多少年以來，民間在談論六四、認識六四時，無不是這樣的。

進一步的研究還可以發現，用平反的模式談論六四也不是沒有意義，特別是在六四發生後那幾年時間裡，使用此一模式不但是理所當然，甚至還是順理成章。因為，此前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已經形成了一種“翻案”、“平反”的風氣。就表面現象看，這好像是共產黨的一種進步，表明了它有知錯就改的勇氣和能力，可是呢？朋友們，有些事情你只要往深處去分析，其情形就難免會發生變化，原先被視為“進步”的事情，後來卻顯示了“倒退”、“反動”的本質。

大凡粗知中國明、清兩朝歷史的人都不會不知道，政治上平反的事情屢見不鮮，久而久之，它似乎形成為帝王傳統，成為王朝政治現象的一種衍生物。簡單地看，平反只是某一個統治者在當下時間裡，對於過去統治者錯誤政治行為或錯誤政治決定的一種事後糾正，意味着公平與正義的事後補償。可往深處看，它有一個哲學的原理存在，那就是統治者們所犯的錯誤，“天”是知道的，所以，犯下錯誤後，他們不思改過，那就會遭天譴報應的；此報應有可能是現世的，就在他自己的身上，也有可能是後世的，落在他兒子孫子輩身上。職此之故，和錯誤有干係的帝王們，與其遭“天譴”，不如下“罪已詔”，自己改之。這樣一來，在王朝統治過程中，前任統治者若是失去明智，做了錯事，他的子孫們改正錯誤，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政治補償。事實上，此一種行為等於在王朝政治的信任度上增加了一種分量，但卻沒有責任可究（王朝政治無責任）。

中國共產黨自認為它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標榜自己最後地“推翻”了“中國封建主義王朝”。所以，按邏輯而言，不存在平反政治。問題是，事情一旦依據自己的法則而運行的話，那麼，本質是掩蓋不了的。毛澤東死後，當共產黨高層在反思自己黨的政治行為時，發現了連續的、屢犯的錯誤後，便走到了這個地步：或者依據現代責任政治的原則下野；或者依據王朝政治的先例進行平反。共產黨選擇後者，而撇棄前者。

在王朝政治中，平反可以增加信任的好處，在共產黨政治中也一樣。上一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平反政治，收到了統治者們的預期效果，造成了共產黨人成功逃避政治責任，愚弄人民的後果。在平反中，當共產黨高層把對個人平反的事情和對人民運動平反的事情混在一起搞，便犯了一種糊塗病，可是在“收益”時間裡，平反所討來的好處，掩蓋了它。

當第一個天安門運動（四五運動）在以平方的方式被應付後，人民神經似乎並沒有受到觸動，“運動者”頭上的“反革命分子”帽子被摘掉後，社會顯得風平浪靜。也就是在這樣的一種社會環境和政治風氣中，人民默默接受平反的行為，無意間助長了此種從封建政治中延續下來的傳統力量，現代責任政治也自然無從談起。如果說官方用誘惑的方式在誘導人民的意向，那麼，人民在平反之後，本當追究政治責任的行為也就無從啟動了。可見，在平反中，人民並沒有拿到好處，相反，倒是搞平反的統治者們受到了益處。

事情到此沒有止步，在六四剛剛過去的幾年裡，許多人相信共產黨高層遲早會拿出一個和平反四五運動一樣的決議，來給六四平反。所以，呼籲和盼望平反的事情，在時間裡變成為期待、等待。無論怎麼說，如下的發問不是沒有道理：為什麼第一個天安門事件可以平反，第二個天安門事件就不能平反呢？

其實，民間認為共產黨可以用平反四五的方式來平反六四的理由和邏輯，在共產黨高層卻沒有得到回應？為什麼呢？民間考慮的只有一步，而共產黨高層卻考慮到二步、三步……。考慮到第一步情況，平反有可能導致出對共產黨“知錯便改”的好評，可考慮到第二步、第三步的情況，糾錯局面一旦形成，共產黨統治就可能立即面臨解體的危險。所以，對共產黨高層而言，他們有能力、有本事 “平反”1976年的四五，卻平反不了1989年的六四。

1976年，四五運動發生時，人民還在共產黨人物的圈子裡打轉，運動亦是出於自發的低級階段，沒有人民自治組織出現，其規模也沒有超出“悼念活動”的範圍，官方的鎮壓也沒有導致流血，3天的時間裡先後逮捕了447人，沒有死人。因此，運動在平反後，出現不了後續運動，那已在官方事先的估計之中了。

六四運動因其自身性質，已經逾越出官方平反政治的範圍——這一點民間看得不是很清楚，共產黨高層卻比較清楚。於是，在平反六四的問題上，就形成了“剃頭的挑擔——一頭熱、一頭冷”現象，更何況平反是高層的事情，運用的是高層權力，高層意有別屬，何言平反？

更接近本質的看法是，六四發生後，它的性質在時間裡已發生悄然變化。我在前幾年寫作的文章中，把六四看成是“中國民主的臉書”，又視它為“中國革命的連接鏈”，既然是這樣，那麼，它以自性而存在，也就無需要與“平反”攜手而行了。

六四發生時，中國的大學生們已經不是像四五運動時的人民還在共產黨人物的圈子裡打轉，他們已經成為政治上自立的人物了，運動也不再是完全自發的，而是一開始就出現了“高自聯”、“工自聯”之類的自治組織，儘管這些自治的組織還沒有來得及整合，但卻非常有秩序的組織着運動，是更何況學生要求和官方“平等對話”的行為已經使自己腳根下的土地發生了質的變化，專制的土塊變成為民主的土壤，把此一情況和北京市民中間激發起來的革命精神之情形聯繫起來看，所有這些都有力地促使了六四運動性質的最後之完成。終究，它變成和共產黨文化、共產黨傳統、共產黨政治格格不入的一種東西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共產黨“平反”的手段之於它，乃是相形見絀。即使這樣，人民大眾對六四的懷念，也還是以平反來期待的。在這裡，被人們忽視的東西實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即六四後，中國人民在政治挫折的巨大壓力下，法律意識有了長足的發展，並且連帶地生長出了責任政治的概念。如此這般，平反六四的後果是什麼？難道共產黨高層測不出來？

如果有人問：在24年的時間裡，人民為什麼沒有盼來共產黨的平反呢？對此一問題的追問就可以揭出六四的底牌：它與共產黨統治不共戴天。說白了，有六四，就沒有共產黨；有共產黨，就沒有六四！

如果共產黨高層動了平反六四的這一張牌，那麼，後續的牌就一一地攤開了，六四鎮壓的真相？死難者確切人數？向人民開槍的命令是誰下的？怎麼執行的等六四內幕，都不可能瞞得住了，至於說鎮壓六四的元兇要接受法律的審判和制裁，哪些人要被送上法庭（其中有死人、活人）？法庭審判可以達到何種程度？以至於如何清理六四受益者群體等問題，沒有一個是可以在現有共產黨框架內能夠解決的，所有問題之合理解決都應被預期放到共產黨統治垮台後。因此，在共產黨統治沒有結束的前提下，設想六四被平反，六四問題得到合理解決，那簡直是白日做夢。

上述說法並不意味着我否認如下事實：即在目前和今後的時間裡，六四事件中共產黨內大人物的牌，有可能被高層重新翻動（譬如胡耀邦、趙紫陽可以被重新評價），但是大學生的那一張牌，人民的那一張牌，卻是沒有人敢動、敢翻的，得一如既往地扣住它啊！

有了以上的看法，我們在紀念六四時，撇開平反的老一套，直接地出民主牌，努力用它去“連接”未來的革命，不就是人世間最正當的事情、最正點的做法嗎？何苦要吊死在專制政治“平反”的那一顆樹上呢？

2013年5月29日《博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