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層與六四

為紀念六四25周年而作

武振榮

25年前發生的六四運動，已經變成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符號，中國民主的一種臉書。因此，無論如何，它是我們中華民族一個永無休止的話題，別說是在今天，我們民族要議論、要紀念，就是在一萬年以後，它照樣會被紀念和談論。

本文不涉及六四運動的參與者們（他們是大學生、中學生、知識分子和市民）是如何從六四中尋找經驗與教訓的，只涉及中國共產黨高層在六四之後的態度和行為。

1989年初，共產黨高層發生了分裂與分化，以趙紫陽為首的黨內“改革派”反對動用軍隊鎮壓運動，是一種明顯的事實，不用懷疑，值得懷疑的只有一個問題：誰是殺人命令的下達者？可是到今天為止，殺人的老傢伙們都快死光了，命令是誰下的問題也好像石沉海底了。已知的是：“中共中央”、“國務院”以及“中共中央軍委”這些機構沒有下達正式文件或者命令，肯定地說命令可能是口頭授予的，可是，在鎮壓者——“八老”中，找不到誰是第一個說殺的人。反正，殺人了，殺了那麼多的人！問題是：殺人的命令即不是出於正式機構，殺人的責任好像是應該由“該死而沒有死”（六四語）的“八老”來負，一種看似不起眼的東西，為六四後，共產黨高層應對六四行為留下了餘地。

六四殺人行為是極其血腥而又極其野蠻的，殺人之後，高層立即面臨着一種非常巨大的後怕和壓力，要不然，殺人的命令是誰下的，怎麼就找不到具體個人呢？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那麼大的命令，怎麼能夠沒有人下呢？事實是，六四之後，殺人決策者開始有序地全面退休，而留在檯面上的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李鵬，也失去了當第一把手的機會，於是，就形成了高層如何吃六四人血饅頭的一系列問題。

高層對於在六四中倒向或者幾乎倒向人民一方的趙紫陽等一伙人，並且沒有採取以往殘酷的鬥爭方式，也沒有用對付“林彪、四人幫”的方式來治他們的罪，而是罷官，軟禁，或者掛起來，看起來是相當溫和的，沒有一個人被判為有“罪”。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有意為解決黨內鬥爭展開一種新方式的話，是很難得到解釋的。

六四之後，對於經常發生的黨內鬥爭，高層也採取了一種完全新的應對方式和方法，就是毫無例外地把在鬥爭中失勢一方的政治問題全部轉化為經濟問題，並且用法律追究“經濟犯罪”的方式來制服之。從陳希同案、陳良宇案，到薄熙來案，甚至到目前秘密進行中的周永康案，都是這個模式。於是，由政治鬥爭可能引發出來的政治罪行（是所有專制政治中的通罪）好像沒有了，映入中國人眼帘的只是“經濟犯罪”現象，自然，此一種鬥爭所可以引發的社會風波的機會就大大的減少了。這同時也意味着，統治者高層徹底放棄了毛澤東式的開窗子、開門，搞黨內鬥爭的傳統，而是搞關起門來搞“黑吃黑”的一套，由此造成的一個後果是高層“黑社會化”。在薄熙來案件和還沒有曝光的周永康案中，中國人看到了什麼，不都是“黑吃黑”嗎？如果說這樣的行為可以用“反腐”來包裝的話，那麼，共產黨高層在六四後，的確顯得更鬼、更滑稽、更陰險了。至少從表面看，引發六四運動的高層分裂線索被徹底地掐斷了。高層一下子再也站出趙紫陽之類的人了，六四的風源好像是徹底地被堵住了。

六四後，高層放棄了給中國知識分子戴高帽子的做法，並且調整了教育政策，結束了大學公費制度，由父母掏腰包供給大學生的做法一下子就奏效了，沒有幾年功夫，中國大學裡發生了天翻地覆式的變化，“天之驕子”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為“高級笨蛋”、“高級蠢物”，民主之於青年人所需要的那種擔當，很快就消失了，再加上大學生畢業後的包分配製度隨之取消，畢業後，找工作時的“拼爹時代”接踵而至。六四運動時，中國大學生們那種以教育方式取得的“革命擔當”（五四精神）徹底被卸載了，高校變成了藏垢納污之地，烏煙瘴氣。在前毛澤東時代，人民都明白，腐敗可以導致共產黨統治垮台，可是，在後毛澤東時代，社會的潛台詞：腐敗可以延續共產黨統治，卻很少能夠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警覺。中國共產黨已經沒有能力統治一個進步的、有活力的社會，卻有能耐統治一個腐敗而又腐朽的國家。不革命的中國人，不革命的大學生，一心向錢看的市民和農民，那才是最好統治的人群啊！

在六四運動中，大學生們是有組織的，“高自聯”是一個在世界上出了名的組織，如果說此一種組織有着歷史的遺傳因素的話，那麼，學生要搞運動，需要組織，就如同農民種地需要鋤頭一樣的自然。也正是靠着它（自治組織），六四時期的學生們才創造了全世界矚目的偉大舉動。自然而然，六四後，高層以求徹底消滅民主運動的舉動之一，是絕對不容許學校中出現共產黨、共青團、學生會之外的任何組織，哪怕是一種組織的萌芽，也必須掐死它，絲毫都不手軟。《新青年》一案，其成員遭受重判，是典型的殺一儆百。就那麼一個純粹知識型的小組織，充其量不過10來號人，共產黨竟然派了“臥底”。事後看來，這並非是殺雞用了殺牛刀，而是，重殺、大殺，以儆效尤。25年過去了，中國大學校園政治上一片死寂，原因不就清楚了嗎？

依據普遍的看法，六四先是大學生的，而後才是市民的、人民的，可現在大學生不要它了，為什麼不要呢？學生們過度驚嚇，丟了魂，所以，我前幾年主張再一搞學生運動的方式，是先為大學生“叫魂”（見武振榮《立即民主》一組文章）。

共產黨高層在六四問題上處心積慮地做文章，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可不是嗎？試舉例說明之，我很早就認為“共產黨作為一個集團不可能給六四平反”，可是呢？高層在沒有平反的誠意的同時，卻不斷地便故意放出“六四可能要平反”的風聲。大家還記得吧？鄧小平死的那一年，此風聲很緊，好像很真實。江澤民下台，胡錦濤上台的那一陣，此風聲也很緊，傳言，曾慶紅說，他如果上台，第一件事時給六四平反。習近平剛上台時，此風聲又緊了一陣，到今年的前一月，許多人根據中國內地刊物解禁胡耀邦、趙紫陽的有關消息，推斷高層可能給六四平反，好事者甚至拿出了時間表，如果不是剛剛發生的“五君子事件”，平反六四的事情不就剩下幾天了嗎？

我有理由斷定：高層利用民間期盼早點給六四平反的心理，故意放風，以此麻痹人們的心理和意識，使人們把一種根本沒有指望的事情當成可以預期的事情來等待，從而成功地營造出一種“等待多哥”的社會劇場現象。這樣一來，本當由人民、市民、學生、知識分子直接擁抱的東西，卻乾物化為一種永無止境的等待。僅就情理而論，江澤民似乎可以平反六四，誰都知道，六四時，他在上海，上海沒有發生鎮壓事件，所以他有理由平反六四；鄧小平死後，似乎又可以平反六四，把罪過都推給死人，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做法，沒有什麼好奇的；至於說曾慶紅可以平反六四，許多人都曾經信過，因為沒有資本的人總是要撈資本的；說胡錦濤也可以平反六四，完全有說道，起碼，他是胡耀邦的人（胡耀邦之死是六四的導火索）；說習近平可以平反六四，信的理由何嘗不多？官方網站在年初，就不斷地放出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如何在鄧小平整胡耀邦時，挺身而出為胡耀邦鳴不平的種種傳聞，既然六四的導火索是由大學生直接悼念胡耀邦的行為點燃的，而這樣的傳聞不就是給人如下的聯想嗎？既然習近平、習仲勛父子和胡耀邦、趙紫陽是一伙人，所以他為六四平反，不是沒有可能的。總之一句話，民間如果把平反六四的幻想留給高層，那麼，高層統治者利用自己內部人事變動的空間，周期地放出“六四可能平反”的風聲，何嘗不是一種統治的把戲呢？

上述意思是說，把平反六四看成是高層放的煙霧彈，那麼，每一顆煙霧彈的確起到了蒙蔽人民的作用，使之因尋找不到攻擊目標而放棄進攻。在這一顆接一顆的煙霧彈背後，中國和世界所看到的偉大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她（他）們的偉大訴求卻更顯得是一座在迷霧中永放光芒的燈塔！

時間在等待中過去了25年，六四，六四！——你在哪裡啊！

本文的思想如果被理解為：人民只有成功地發動“第二個”六四，那才是為六四平反的唯一方式和唯一指望。舍此之外，就別說“平反六四”或“為六四平反”了。

說穿了，平反六四的行為，也不過是成功地再造一個六四！

2014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