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研究手稿目录汇编（上）

文革50周年论文（第一辑）

武振荣

在文革50周年之际，我回忆了自己多年前研究文革时所写的书稿，并整理出了目录，对其中某些内容作了简要说明后，发表出来，供大家阅读和批评。

这些书稿，是我在国内生活时写作的，也都没有发表。最早的一本写于42年前，最近的一本也有15年之久了，况且，我在2002年11月来到韩国后，这些书稿都不在身边，凭着记忆只能是写出个大概，所以，是很遗憾的事情。

可话又说回来了，我对自己作过的研究，有着一种很深的情感维系，今天把它写出来，许多细节固然无从想起，可基本的思路还是不能忘怀的。

书稿目录：

《绝妙的戏——一个青年解说员的话》

《运动之10年》

《略论毛泽东主义之历史命运》

《六六学说简介》

《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1966年的故事》

另外，《六六运动论说》（1985年）、《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1986年）以及《六六运动讲稿》（2002年6月）等三部书稿，因为已在网上发表过了，故不在其内。

书稿内容：

《绝妙的戏》

写于1974年4月，定稿于1975年10月。大约20万字。

写作背景：

1974年初，在毛泽东“亲自部署下”，“全党、全国、全军”开展了一场“热情颂扬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政治教育。我当时在部队服现役，担任某部连队副指导员职务。这样的教育对我来说，非但没有使我接受它，反而激起了我对它强烈反感和厌恶，并且，摩拳擦掌，试图对之实行针锋相对的反击。

有了上述打算，我准备好了一个笔记本，把自己平日里在脑海中突然闪现出来的东西，立马记录下来。过了2个多月，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地记了不少东西。大约在4月初的一个深夜，我查完哨后，怎么也睡不着觉，索性翻开笔记本，突然感觉到其中的内容可以写一本书！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脑海里这个奇怪的念头是怎么冒出的？反正事情就这么定了。

在写一本书的决心下定后，我便努力使自己的思路回到文革中去。于是，我经历过的文革场面就像电影镜头那样地一闪又一闪出现于脑海。这样，在1968年2月，我决心“逃了出去”的文革，被我的思考给重新拉了回来。不过这一次，和此前不一样了。在此前的运动中，我作为一个造反的红卫兵是跟着时代感觉走的，来不及思考就被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汹涌浪潮”，和同学们一样地经历潮起潮落，到最后，当我所在的自治组织——“兴平县中学生造反司令部”（简称“中造司”），在我校派性斗争中，失败的局面已经形成时，为了免遭屈辱，我决计“逃出”运动；而此时可以“逃出”的唯一途径，就是当兵！

1968年，2月12日，就在我穿上军装，坐上西去的列车，在着火车的轰鸣声中远离家乡时，我在家乡生活中经历的文革也正在离我而去。我依窗而坐，漫不经心地思考着……，在先后2年多时间内，一个“爆发在灵魂深处的革命”，恍如窗外飞逝的景物，一下子就被抛在身后了……，文革中所有事情，都似乎于我无关了。谁知道，当我决定要写一本文革的书时，那些“过去了的事情”都派上用场了。

眼下的问题是：我要写一本文革的书，可是，我在文革中只是活跃在一个县城、一个中学、一个农村的这样的“小范围”里的小人物，况且，只是在我念书的学校和家乡，我才“出了名”，甚至在县城里，我的名字一股脑地埋没在数以千计的红卫兵当中了。关于文革的事——别说说全国的文革，就连陕西省的文革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于是，我写出来的文革，会有价值吗？在“七亿人”参与的文革中，我个人的那种一段简直就是文革的一块“碎片”，在文革这个偌大的运动中，我的这一块“碎片”的价值怎样才能够安顿下来呢？

但是，我们若是对文革这样的大块事件，作一个科学的观察，就会发现它是“由许多分布的碎片组合成为一个自然涌现出来的整体”。所以，只要一块“碎片”认识了，不就是探到事物的根底了吗？文革“上头”是什么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它还在压迫专家和学者），对于我的研究无关紧要的了，我扑捉的是“下头”的、“最基层”的意义。由此看来，我研究的对象虽然是“小范围”的最小事件，但是，它却是支持那个更大块事件（文革）意义所以成立之根基。

从写作文革“碎片”开始，我的写作的文革就和毛泽东的文革、共产党的文革（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分道扬镳了。我写的东西肯定进不到他们那里去，他们的言论也影响不了我的研究，于是，这样一来，在我的研究中，“上锋”的人物如（毛泽东、林彪、刘少奇、邓小平等）如果不重要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小人物却获得了“前所未有”或者“史无前例”的活动空间，其行为却越来越重要。我们自由地舒展个性，自由地变化。昨天，我们可能是“保皇派”，今天脸一变，就成为“造反派”；一小时前，我们可能是“党办红卫兵”，一小时后，立马就变成为“自治红卫兵”了。运在瞬息万变，上锋的东西在朝令夕改，作为“人民群众”的我们是一时一个样儿地在自己的意义里翻滚。

目前，毛泽东在说他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我多少事，而我说我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关他更多事啊！这样的情况不是鸡对鸭说吗？可慢，在围绕文革的中心事项上，我是批判毛泽东的，他这样说，我非得那样说，是针尖对麦芒。譬如：

毛说“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文化的”，可我认为不是“文化的”，是“政治的”；毛认为运动是共产党的和他个人的，而我认为运动是“七亿人民”的；毛认为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而我认为是“超阶级”的“全民的”，毛认为运动要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我认为运动要解决政治上人压迫人的问题；毛认为运动是在他“伟大战略部署”下进行的，而我认为运动中根本就不存在他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从金春明教授的文革研究中获得支持），运动是在共产党运动和毛泽东运动破裂的缝隙间给“涌现”出来的，运动的模式也不是被事先设计好了的环环扣紧之物理式存在，而是“来源于大量共存的其他个体”的“分布式存在”；毛认为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而我认为运动失败了、自我消解了。

书稿分为四幕：

第一幕：政治大造反时期。

我用“火山的大爆发”、“狮子的大怒吼”、“群众的大觉悟”、“人民的大造反”、“专制党的大垮塌”、“专制社会的大崩溃”等字样，热情讴歌了人民运动，建立起了我研究文革的新基点和新基础。我不拾人牙慧，不用别人的话，来装点自己所从事过的运动。

书稿中，我把自己在文革中耳闻目睹的人民造反场景，用一种类似于艺术的方式凝缩在大造反的画面之中。在这些画面中，我们我和同学们造学校党支部反的情形，我和家乡的社员造大队党支部的反情形，我在学习会上“炮打”“张世龙”（兴平县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炮打”孟昭亮（兴平县委第一书记）等情形，以及在省会西安看到的陕西省人民“炮打霍士廉”（陕西省委书记）、“火烧刘澜涛”（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无比壮观的场面，都以类似于“速写”的方式写下了，好像要为它树碑立传！

解放了的人民那样张狂，把他们以向敬之为神的人物，忽然“间踩在了脚下”，向他们吐口水。当权派们一张张“老革命家”的“画皮”，被造反的学生们勇敢地揭破了，露出了他们反人民的“反革命本性”。忽然间，人民获得得了结社自由，他们和自己一个鼻孔出气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并且给它起自己最喜欢的名字，把名字印在袖章上，印在颜色鲜艳的旗旗帜上，打着它，招摇过市，显示自己的存在，宣言自己组织的威风。不用申请，人民就可以直接上街游行示威、静坐、发表演说，与此场景相应的是，一时间，死一般寂静的中国城乡涌现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发生了“墙壁说话”的今古奇观！

顿时，社会上的人失去了官方身份，没有一个人在运动中表明自己是共青团员或者共产党员。如名噪一时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谁知道她原是大学中系里的一名党支部书记？也没有知道王洪文原是棉纺厂一位共产党员，她（他）们披挂的造反派盔甲啊！就拿我个人来说吧，什么时候丢了共青团员的身份？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人扔掉了一个破抹布那样的漫不经心。学生中所有的团员，没有一个人声明“退团”，但团组织不见了，学校的团总支书记——刘志贤老师，因跟学校的“大叛徒”党支部书记——郭焕新“穿连裆裤”被勒令“靠边站”了。书记都没有了，还有“团总支”吗？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陈德锋同学和我（时任团支部宣传委员）都地变成了红卫兵，那有什么“团组织”啊！一直到我68年当兵时，一个小时的“团组织生活”都没有“过”啊！而在文革前，“团组织生活”，每周都过，简直是雷打不动，烦死人了。

解放了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甚至都忘记了自己姓甚名谁？用陕西方言讲，“披着被子上天呢——张得没有领了！”就在这个书稿里，我真真切切地记录下了这些事情。

第二幕：宗教化时期。

解放运动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人在没有做好任何准备的前提下，就被卷进了“汹涌澎拜的潮流”中去了。运动中大量“涌现”的事物，根本不可能被行动的人民所把握和理解。人获得了“自我解放”！“自我从何而来”《失控》一书的作者凯文·凯利告诉我们:“控制论给出了这样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答案：它是从它自己那里涌现出的。……所谓的自我，不过是一个基础状态，一个自动谋划出来的形式，而假如它复杂的话，一个更复杂的自我便依此凸现出来”。

正因为“自我谋划”的东西是当事人认识不了的事情，但是当事人却要给出自己行为的一个说明，于是，毛泽东就派上用场了。在大造反发难时期，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突然要求共产党人“站在人民一边”，并且出乎意料地支持学生造反，把人民群众“炮打当权派”的行为称之为“革命行动”并给以“热烈地支持。”在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他竟然走下了天安门城楼，直接地挤在了数以万计的红卫兵中间。他这样的做法是，把制度安顿好了的各级组织机构“统统不要了”，建立了和他和人民群众的直接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运动的宗教化现象发生。

对于行为的人民来说，毛泽东的公开支持带来了合法性，而合法性的获得又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与的积极性，并且运动需要领袖的内在要求也在不断地扩张，造毛为神的事情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造反时期的政治热情，在一夜之间转化为宗教热情，在人造之“神”的作用下，触及了一场“灵魂深处的大革命”！

刹那间，中国进入了一个非常奇怪和古怪的的时期，出现了“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语录对”、“忠字舞”、“红心图”等莫名其妙的“新事物”。人人都变得荒唐可笑，老太婆的小脚竟然可以跳出对“毛主席的爱”，葵花籽、高粱米、黑豆子等农作物却可以拼奏出“毛主席头像”。那时，没有“毛大大”这样愚蠢的称呼，但是，一个又一个省的人民，在写给毛的表忠心信中“自称”“您的儿女”一事却是千真万确的。

我记得，那时我在甘肃省一个解放军农场当新兵，我们班“早请示、晚汇报”时，面对的那一张巨幅毛泽东木刻画像（2米高、1米5宽）就是我画的。就今天的标准看，那绝对是一个艺术的“次品”，可那时，人们就认“次品”啊！最优秀的画家都靠边站了，如黄胄、石鲁这样的人，都不能画了，像我这样的“不入流”的人，都拿起了画笔涂鸦。

在此一幕中，我一方面真实记录了发生在我身边上述事情，一方面寻找其原因。

第三幕：九月政变（毛泽东、林彪集团大分裂）。

如果不是1971年9月13日突然发生了“林彪自我爆炸”事件，我真不知道宗教化运动会终结于何时？众所周知，毛泽东在宣布“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是作为“伟大成果”被“供”在了毛的文革之“神坛”上。可眼下，“林彪的自我爆炸”把它给炸飞了，使得毛泽东的“胜利论”成为世纪大谎言，“伟大”的毛，一下子陷入了政治上的尴尬时期。

对于哪些没有亲身经历林彪事件的人来说，要理解它在当时冲击力之大，的确是难以想象的。书稿中记录了我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的反映。那时候，我作为“军宣队”成员，在陕南石棉矿“支左”。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刚刚从上级开会回来的军宣队长，连饭也顾不得吃，就把我们7个军宣队成员秘密集合起来，透露绝密消息时。他第一句话是“关好门”，第二句话是：“谁把今晚的秘密提前透露，开除军籍、党籍，绝不留情”，在征得我们“绝对保密”的承诺后，他捂着嘴，悄声说：“林彪死了！”天啦，听了这样的话，我们7个人如五雷轰顶，猝不及防，面面相觑，目瞪口呆，“是真的吗？”队长：“千真万确，文件很快就要传达”……。在公开传达文件时，我看到的是：死一般寂静的会场，打颤的听众和传达文件者蜡黄的脸色……。

听完报告后，照例是讨论会。但是，在讨论时，谁都不敢轻易发言，一不留神，就会说露嘴，把“自我爆炸”的林彪，说成为“林副主席”。那时，不流行弗洛伊德学说，因此，说错话的事情，还挖不出“潜意识”里的东西啊！要是弗洛伊德学说流行了，那说错话的人，岂不是暴露自己在“潜意识”中是“林彪死党”吗？

无论怎么说，“林彪事件”的一盆冷水，把熊熊燃烧的宗教之火，给一下子波灭了。人民由狂热冷静下来，不得不思考问题。于是，一种必须的思考，就成为压迫全民的问题了。红太阳落山了，忠字舞跳不起来了，早请示，晚汇报也不搞了，各地巨大的毛泽东塑像纷纷被拆除，塑像垮塌时产生的巨大灰尘弥漫在人民对毛泽东的普遍怀疑气氛之中……。

第四幕：“理论大解放时期”（即“批林批孔时期”）。

毛泽东是一个认死理的人，也是一个不服输的人，因此，在“林彪事件”后，他的世纪谎言破灭，没有使他清醒，相反他又导演出一种可以称之为世纪笑话的中国活报剧：全民性的“批林批孔”。

这一幕活报剧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也是他亲自导演的。首先，他把自己“上”了林彪“当”的事情，用毛泽东辩证法，辩证为“人民群众”上了林彪的当；其次，他从寻找“人民群众”为什么会“上当受骗”的问题入手，得出了人民群众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最后为提高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他搞了个“工、农、兵学习哲学”运动，并要求人民用“哲学方法”把他在“半个多世纪培养出来的接班人”说成为“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我作为“青年解说员”对此活报剧，热潮冷讽之余，给于了严厉地批判，但是，我在批判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那就是在毛和毛主义波及到人民社会里时，往往会引带出种种“非毛”、“出毛”因素，我竭力否认以下的观点，即一个上头的毛主义的东西，在人民运动中就一定会结出毛主义的果子；相反，从底层涌现出来的事物之本性，对于最上头的东西会出示一种不可名状的抵抗。被迫思考的人们在开始寻求理论帮助时，理论给人民的启发是理智的活跃，而不是特定的某一种理论捆绑人民。在此之前，人民是行动者，没有思考的时间，也没有可使用之理论，眼下的情况变化了，打开理论之门的“钥匙”人民拿到了，而此前，它一直挂在毛泽东的腰上，也许为了“批臭林彪和孔老二”，毛泽东把它解了下来，扔给了人民，说：去用把（那时社会上提倡“活学活用”）！

在这部手稿中，我把1966年政治运动比作一部无声的电影拷贝，毛泽东为它撰写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解说词，用自己的“绝对权威”强迫人民接受；只是我认为，此一套东西偏离了人民运动的本意，所以，我就撰写了上述于他的说辞完全不同的另一套解说词。我不敢认为我的解说词就是“真理”，但是，它表现出了趋向真理的最大努力，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运动中，毛泽东高高在上，能够看到他眼睛里的东西都不过是皮毛现象，何况他自己也承认，“我只管中南海那么一小块地方”，而我呢？就在运动的最基层之中，同运动中数以亿计的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这样一来，我的这一套解说词就带着一种原始意义上的人民性。

上述内容是我写作的第一本书稿，它不是一种书斋里的作品，不是不关痛痒的文章，也不是按部就班的学术论文，是我内心深处溢出来情绪的宣泄，也是话语长期纠集在胸，不吐不快的结果，如果说这些东西是一种和生死存亡纠结在一起的话，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生命的东西，它之中有伟大的东西，也有非常丑陋的事情；有情感的一泻千里，也有凝思的愁肠百结。

书稿清誊后，我放弃了少年时代一心想当国画家的念头，不由自主地跳进了写作的泥潭，到我出国时，大约写了800多万字的书稿，可是在没有出版自由的中国，我的书就只能压在箱底，“供老鼠的牙齿批判”。在中国所有的报刊杂志上，见不到我一个字。（未完待续）

2016-3-5.于首日市

《博讯》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