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研究手稿目录汇编（中）

纪念文革50周年论文（第一辑）

武振荣

《运动之10年》。写于1976年5月，约10万字。

“舞蹈大师马尔罗，一手撑着头，一边在思考”，边沁在《道德立法原则导论》一书中说：“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舞步中？”他由此而提出的问题是：“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段立法中？”（以上引文出于记忆，可能不准确）我顺着边沁的思路提出的问题是：“那形形色色的东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历史中？”

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是有我自己的思考，但在另一方面，我也是“顺”着如边沁这样的大师“竿子”“爬”的。如果回答是：“可以、可能”的话，那么在关键的时刻，一个舞步、一条立法和一小段历史，可以包容人们难以想象的“形形色色”的内容不就是显现了学术研究之价值吗？

我经历的文革的确是一小段，如果我在经历之后，没有像马尔罗那样地“撑着头”思考，其中“形形色色”的东西，肯定寻找不到。我思考了它，甚至是苦苦地思考了它，那“形形色色”的东西就出来了，并且越来越多。《绝妙的戏》写完后，我没打算再写，可是，那部书稿中形成的思路却没有终结，总是在我脑子里盘旋，于是，就写作了《运动之10年》。

严酷的事实是：造反的文革，解放人的文革虽然死了，但是，中国传统里有火凤凰浴火重生的故事，会给人以重大启发。1976年4月5日清明节那天，发生了震撼世界的“4·5运动”！在这一次运动中，人民喊出了“打倒秦始皇”、“秦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的伟大口号，人民直接地、公开地挑战毛泽东权威，从而给宗教化时期人民蒙昧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就在这一次伟大的运动中，毛泽东的生命已经进入垂死阶段，于意识清晰时，他在镇压人民运动的文件上划了个圈，于是，文革中那个仅剩下一点点的解放者形象，被死前的这一个圈给完全破坏了。只用了10年时间，一个最初帮助人民解放的毛、“神圣的毛”完全走到了自己的“方面”，成为临死“镇压”人民运动的人了（10年前，他最著名的口号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与此相应的是，人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出毛”时期，它不再披毛的“外衣”了，和毛脱离关系，寻找“自我肯定”和“自我定位”。

在这部书稿中，我形成了一个和许多人完全不同的判断，即人民运动的历史一劳永逸地走出了“被运动”时期，它的发生、发展以及表现都有一种默默的成熟状态，会在一个突然的时间里，表现出自己的存在。

我研究“4·5运动”时，寻找不到“领袖人物”，也寻找不到一个“策划”它的党或者组织，即使这样，一个声势强大得已经震动了世界的伟大运动不是“自我谋划”出来了吗？如果说在1966年的人民运动中，你还可以寻找出所谓的“毛泽东阴谋”，那么，在1976年的这一场清明节运动你是寻找不到它的，为什么？因为它虽然是1966年运动的继续，但是，在“继续”过程中，毛的因素被净化掉了。研究“4·5运动”的人，若是看不到这一点，那就很遗憾了。

可见，我为运动“10年”所作的这一个总结，其中所包含的意义，竟然暗合了我今天所说的“涌现式”运动和分布式民主。也就是说，人民运动在没有领袖、没有政党的情况下，在时刻寻找着“自我涌现”的机会，并且显现出了和共产党历次运动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为我而后提出的“六六道路”作了铺垫。

《略论毛泽东主义之历史命运》。

写于1976年11月，约5万字。

在1966年中国大事变中，毛泽东成为超级意义携带者，这一点是他和同时代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所有领导人不同，他显得格外出特。正因为如此，他所携带的超级意义便对他形成了过度的压迫，以至于在他死亡之后，此意义压迫的他痛苦不堪，连一纸遗嘱都没有留下啊！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10月6日，发生了宫廷政变。毛泽东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其实应该是“五人帮”毛泽东是头，此时他死了，帮里就少了一个）“被粉碎”了。于是，主导宫廷政变的华国锋就成为超级意义的担当者了。事情已经很清楚，毛泽东携带的超级意义除他之外，没有人能够担当。因此，没隔多久，政变后的高层用了个“毛泽东的错误”就把个“超级意义”给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主义的命运也就终结在这个当儿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以“绝对权威”（杨成武语“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排除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常领导和正常布局，强力使一场正常的、一贯的、按部就班的共产党运动转化为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这是1966年事变的一个关键点。但是，这种“革命”到底是什么？它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并不比其他人更清楚。他在用“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一顶特大“帽子”压垮了党内所有反对他的人和有可能反对他的人之后，便主张“大民主”。

其实，“大民主”这个词也不是他发明的，是他从1957年中国异议言论中拿来的，塞进了他自己的“群众路线”内容。依据“群众路线”他“相信”“人民群众”的运动是和共产党运动一致的，他不相信这中间会出现什么差池，他绝对没有估计到、也没有料到人民群众运动一旦发动起来，会形成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可见，毛泽东在1966年，其所以成为超级意义的携带者原来是他的一种运气，我们中国人常说“别把运气当本事”的话，值得深思。就此而言，我说宫廷政变后，华国锋担当不了超级意义，一是他没有运气，二是没有本事啊！

后来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1981年6月，华国锋倒台之时，中共中央的一纸“决议”“彻底否定”了毛的“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晚年作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以及“英明论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毫不留情地扔进了共产党的垃圾箱。我留意到，一纸“决议”公布后，没有在社会上引起任何风浪，人们在风平浪静中，消费《决议》的内容——这其中的原因难道不值得研究吗？我个人对此的看法是：毛泽东死前，已经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革命”，到《会议》出笼时，“革命”已经奄奄一息的了，此一部手稿正是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撇开理论，仅就事实看，毛泽东在1966年8月“炮打”了的那个共产党原“司令部”，是一个由“老革命家”组成的团体，团体中，某些“老革命家”，以为自己劳苦功高，而漠视毛，或者与毛面和心不合，是自然的事情。1969年4月，他重新建立了这个党，把所有不听话的都排挤出局了（数据显示，八界中共中央委员会有中有295人被“揪了出来”，占中央委员的65%），而进入到新的中央委员会几乎是100%的听话者，按说，是一个“团结”的班子了，可是，没隔多久，林彪“反党集团”的突然出现，证明了这个新班子被以前的旧班子更坏、更差劲。

毛要的“革命”，是要教事物（包括班子）向好的方向发展，结果呢？出乎毛的想象，事情越来越糟，以至于他在死亡前夕，留下了在“腥风血雨”中“交班”的谶语。按照毛的本意，“革命”是要“消灭”和“彻底打倒封建主义”，可是，华国锋、叶剑英发动的宫廷政变使得共产党中央的政治完全地步入了“封建主义”轨道（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为止，它在“封建主义”轨道上越走越远）。可见，毛的“革命”在偏离了民主目标后，那么，它就是一种最坏的东西，事情不明摆着吗？

就理论意义说，毛泽东也是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革命”，理由如下：

我在后来的文革研究中，一再指出：否定文革的人，不是邓小平（邓是文革的最大受益者，文革把其他人排挤出局后，他才成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小个子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别的不说，就单说邓小平问题吧。

文革运动中，邓小平作为中国“二号走资派”已经被彻底打倒了，甚至连住中南海的权利都没有了，被发配到江西省一个工厂当工人，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可在1974年秋，毛让他复出，而复出后的邓，很快就成为“否定”毛的最有力的推手了。不光如此，在邓小平复出之前，许多在文革被“揪出”的“走资派”，都官复原职了。可见，在毛的“革命理论”中诸如“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走资派”、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派”等概念，根本没有准确的定义，是一种非常随意的东西，这和人类理论系统所形成的概念需要有严格定义的情形是格格不入的。

1966年8月，毛下命令撤出“工作组”，剝夺了工作组对文革的领导权，规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各级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或者“文化大革命筹备小组”（《十六条》）。可是，经历过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类“权力机构”刚刚出生，就被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的人民自治组织给“打垮”了，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毛看见了这个事实，可是他没有做任何纠正，而听任自治组织夺取对运动的控制权和领导权，一直到1969年4月1日为止。可见，文革中，人民行为之意义，是被毛泽东“窃取”的。因此，说毛“领导”了文革，这话听起来没有一点疑问，但是，如果深刨一句：毛怎样“领导”文革？排除了已有的政治机构和现行组织体系，他凭的什么？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如果，你认为，毛站在天安门城楼，手一挥就搞定了，你一定是喝了毛泽东、四人帮的迷魂汤，到现在还没有醒呢！

我的看法和许多研究文革的人不同，我认为1966年人民政治解放行为本身就寓于着“非毛”、“出毛”的因素，只是因为人民在没有能力为自己的意义建立一本收藏夹时，毛“收藏”了它，使他个人变为超级意义的携带者。

毛泽东死后，它的文革“收藏夹”被邓小平等人给撕烂了，那种超级意义就悬空了。

但是，历史没有在这里止步，它在前进，人民在它的前进中，日臻成熟。人民自己收藏自己意义的行为，给1966年面目不清楚的民主一种新画像和新安顿，也许是天意中的事情吧！

（未完待续）

首发稿。

201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