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研究手稿汇编（下）

纪念文革50周年论文（第一辑）

武振荣

《六六学说简介》。5万字，写于1989年5月。

1966年事变是一个偌大的事件，研究它的人必须在开始研究时对之做出取舍。譬如，一个画家，身背画夹进入到秦岭山区去写生，他不可能把整个秦岭山都写进去，他必然要选择景点。对他来讲，群峰环绕、沟壑纵横的秦岭，每一处都是绝妙景点。因此，他在反复对比权衡之后，当选择最适合他心仪的景点进行写生。所谓的“六六学说”也是一样，它选择了1966年事件的行为主体——人民——作为研究对象。

六六学说有以下几个要点：

（1）两个运动说：1966年中国社会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个性质迥异的运动：一个是1966年5月6日——1977年8月12日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1966年5月29日——1969年4月1日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简称“六六运动”,海外叫“人民文革”）。

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两个运动彼消此长，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既绚丽多彩、又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以至于迷乱了许多人眼睛，使人们很难辨认它的真面目。

（2）合法运动说：六六运动是一个合法的运动，可以说它是由中国共产党一贯政治运动呼唤出来的，毛泽东明确表态“热烈支持”，所以，它有一段共产党运动的前奏曲，只是当“亿万人民”产生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立足于一个自治组织时，运动性质才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如此，“亿万人民”在运动中广泛地运用各种自由权利的行为也夯实了人民的基础。于是，一个在表面上看，好像是无法无天的运动，却预示着“法律的来临，权利的复活，正义的反抗！”

（3）两个毛泽东说。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中国“一分为二哲学”最有权威的“专家”，承料想在1966年，他自己被“一分为二”了：一个是专制社会中原有的毛泽东；另一个是人民运动中间新近产生的、属于人民的，同时也是由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毛泽东。两个毛泽东，即“一分为二”又“合二而一”。就“一分为二”看，在人民运动的层面上出现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现象，就不足为奇了；就“合二而一”看，人民运动失败后，运动中的毛和原来的毛合为一体，也不足为怪。

（4）关于不标准民主和非经典式自由的辨识。1966年的民主和自由是六六学说研究重点之一。它不是教科书上的民主，自由也不是经典论述中的自由。它本身就不纯粹，是和专制社会里的许多因素经过复杂交合而后形成的东西，是一种拖泥带水的事物，因此，对它的辨识和描述，显得尤为重要，更何况，它的生成形式是“涌现”的，分布式的，而对这样一种生成方法，我们当时的人民没有相应知识可以解读和理解之。

（5）六六运动奠定了而后中国民主化道路。从此之后，所有欲绕过它另寻民主、自由途径的人，皆属徒劳（除非共产党主动放弃一党专政）。

《我们的经验与教训》，15万字，写于1989年底。

此书稿是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彻底否定文革”思潮而写作的，也是在“89风波”之后，对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反思。

 在书稿中，我说明现代中国人的民主诉求都是在“专制社会主义”条件发生的，同西方人争取民主的大环境完全不同，因此，我们中国人想运用现成的西方民主理论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1989年的运动和1966年的运动此两者之间，有充分密切的联系，可是，在人们的看法中，此二者被作为彼此孤立的事件，好像毫不相干。

以1966年的运动为例子，我提出了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受认问题，特别强调，生在毛泽东时代并不可耻，走不出毛泽东时代才为可耻。书稿言道：在当前中国，一个毛泽东时代，已经分为两段：前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前、后两个毛泽东时代就表面看，大不相同，其实，它是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表现样式而已，犹如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有了上述认识，我们在同一个毛泽东时代发现一个从政治上解放人的运动和一种经济上给人“松绑”的现象，就可以寻找出内在的联系。就此，人民的历史要被整合起来，就可以避免和摆脱共产党人历史那种“自我否定”模式了。

若不是这样，我们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用一种“否定”的模式去理解和解读上述人民社会的两种现象，便会造成价值的破坏和流失。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因种种原因不得不立足于一种价值否定的系列之中的话，那么，他们只能用否定前价值的方式后来发展后面的价值，就如同我在书稿中嘲笑的“狗熊搬包谷——搬一个，扔一个”的情形一样。

对于生活中的这一代人来说，如何把1966年的政治价值和1978年之后的经济价值协调起来，便是人们的当务之急。就教训而言，我们在1966年的政治解放行为中，没有因毛而最终地获得解放（尽管毛一度支持人民解放），同在1978年后“经济改革”中不可能“托”邓小平（尽管他允许“发家致富”）之“福”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大人物身上，本身是极其错误的。争取权利，追求幸福的事情全靠我们自己，大人物们是帮不上忙的。在权利意识不倡明的时候，我们认识不到上述一点，往往会把自己行为的结果记在专制派大人物们的帐上。在今天，当权利意识日渐倡明时，人民行为之价值都应该记在人民自己的账本上！

毛泽东时代不同于列宁的时代，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更不同于法西斯、纳粹时代，它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自我特点的时代。它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主导时代潮流的人用“毛泽东剪刀”，“剪掉”了随时有可能“冒尖”的知识分子之“头”，同时，又用“拔苗助长”的方式企图“拔高”人民之“头”。于是这个时代的最大的后遗症之一是，从这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几乎都经历过“卸载”自己“知识”的事情，失去了批判这个时代的优势能力，所以，他们很难有效地批评、批判这个时代。同样的事情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情形有所变化，蒙昧时代之于人民群众而言，以局外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激活了普通人的感触、感受，使之在一个有利于生长的现代环境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齐头并进的现象。因之，即使拔苗助长的方式造成了大面积民众智慧之干涸，但是，没有干涸的部分却保持着批判、批评那个时代的“本钱”。

邓小平时期的共产党要“彻底否定”文革，这是共产党“否定主义历史”模式的内在要求，不“否定”，便无法“前进”。也就是说邓小平不否定毛泽东，他就没有办法获得“政治正确性”和“政治合法性”，所以，邓小平的否定和毛泽东在1966年时，否定共产党自己“17年”历史，认为它是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一样，都有一种被自己的历史否定主义被迫的无奈，可是，我们中国人民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臣服于共产党人的历史观呢？

《1966年的故事》，写于1993年，15万字。

20世纪伊始，中国人搞民主，先后使用过三个文本，敷衍出了三个不同的故事：

1911年的辛亥革命；

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

1966年的人民运动。

第一个故事的主讲人是中国国民党，讲的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即标准又正经。第二个故事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讲的，虽然很不标准，也不很正经，但是，却很能够感动人，并且在故事的展开中，把人们引入到想入非非的境地（“共产主义”）；第三个故事的主讲人是名不见经传的中国红卫兵、造反派，他们的故事其实是民主的，只是他们在讲述时采用了不民主的语式而已。迄今为止，这三个故事被孤零零的分割开来，好像缺乏内在的联系。

前两个故事是政党的，主要内容是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后一个故事是人民的故事，是人民在从政治上卸载了“暴力革命、武装斗争”之后演义出来的诉诸于“笔杆子”（当时，社会的流行用语是“拿起笔，作刀枪”）的民主革命。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法律和政治状况，民众识字率，大众传媒普及的程度，以及民众生活的风俗习惯，道德教养等因素有关的话，那么，在前面的两个故事中，“民主”之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只有在后一个故事中，民主才变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内容了，普通人书写大字报，发表个人意见，批判、批评当权派，成立自治组织，自由的集会，自由的游行等等事情，都最好不过地体现了运动的民主性质。运动中，人民做“民主”的事，却说着“专制”的话！所以，研究运动的人，如果只听其言，而不观其行的话，那么，你对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事情，就会不屑一顾。

在第一个故事的创作阶段上，中国人民尚处于政治上的“襁褓时期”，因之，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革命，虽然造就了民主的大气候，但是，普通人此间切身要求的是面包和秩序，民主一时间还被包裹在“理想”之中不能现身。延安时代的共产党首脑看出了这一点，他们制作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二民主”（见武振荣《论第二民主》），在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传播有关“穷人”民主的“福音”，并且许诺在未来的共产党国家中，“穷人当家做主”。

第三个故事是由上述两个故事引发的，是先后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人民，在潜意识里突然浮现出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感觉却是如此之真切：自我基本权利非但没有被“兑现”，反而遭到严峻的剝夺，于是，一种强烈地“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冲动，激发了“盲目”反抗；可正是在这种“盲目”的反抗行为中，才实现了“权利的回归”。

单就现象看，1966年的故事是孤立的，于前两个故事好像没有多少联系，其实呢？它是中国——民主——这一条红线串在一起的东西，在许多情况下，此一种联系是隐蔽的，不可见的。所以，我对1966年人民故事“刨根问底”式研究之后，才寻找出了它。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第三个故事并没有“否定”前两个故事，而是对之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并且在质疑的同时，建立起了人民自己的故事架构。

“我是一颗树”——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一书中说：“我的寂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故事。我本来应该是某个故事的一部分，然而，我却像秋天的落叶一样，从那里飘落”。对于1966年的中国人民来说，情形大致一样。故事本身是“我的”（亿万个“我”），可是，“我”却认为它是毛的“故事的一部分”，于是，邓小平“复辟”风一吹，“我”就“飘落”了。

在1966年的人民故事中，没有出现前两个故事中“主人公”个人的发迹史，所有的人都没有因为运动而一步登天（运动后期，的确有某些造反派领袖一步登天的例子，但是，好景不长地都给栽倒了），所以，它的人民甚至被可以说是“天然”的，如果说民主过程和民主行为中的主体只能是“人民”的话，那么，民主在这里不是体现在口头上（尽管口头上有“大民主”的话），而是在人民的实践中。

1966年，在人民运动涌现的当日，运动参与者们没有分派的故意，但是，实践中的人却被毫不例外地淹没在“派性分化”和“派性冲突”的“浪潮”之中了。于是，如铁一般僵硬的专制土壤，被“多党制”的“犁头”深深地耕了一遍，尽管到目前为止，人们对此缺乏认识，可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若是要寻找中国多党制的源头时，它就现身了。

在运动中，人民写大字报，炮打当权派，成立自治组织等等，都不是目的，都是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大目的——而运用的“工具”，谁能够想到正是“工具”“解放”了人民自己，而“工具”事实上变成为“目的”了，“工具的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价值本身了。

反对1966年人民运动的人，往往会出示“人民是盲目行动者”的理由，这样的话，在我个人的解释中，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的确行为人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可是行为本身却在实践当中切切实实、实实在在地实现了人权解放。就此去理解“伟大并不靠智力的优越”之布克哈特名言，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在那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人们并没有思索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也不安心于眼前的现实，一心要飞到一个比现实更高的、更理想的事物上去。

六六运动者，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心比天高”，一种更高的向往，像勾魂的鬼一样，把他们从安身立命的普通事物上，引了出来，步入了“理想的深渊”。民主——若不被当成普通的制度，组织在普通的秩序之中，并且是普通人的行为成为实践主体，那么，它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质言之，1966年，民主——被普通人占有，被普通人消费，原本是一出不需要加以解释的民主故事，可是，这样的故事，在被说成是另外一个“故事的一部分”时，麻烦就出现了。也许只是因为要克服此种麻烦，我才对此一故事作了重新阐释。

在纪念文革50周年之际，我把自己凭着记忆，写出的手稿内容发表出来，没有考虑是否成熟，虽然显得有点唐突，可是，也算是尽了心。

（第一辑）完。

201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