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榮   武振榮文革研究網文小輯（下） 2016-04-21 16:16:05  [點擊:158]

武振榮文革研究網文小輯（下）
武振榮

20、與網友談文革（八）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5/200605311010.shtml
（42）文革的偉大發現：人不自由！

就積極意義講，人只有發現自己被壓迫時才可能求“解放”，只有發現自己被奴役時，才可能造反。正如一位神學家所言：“人在發現他的不自由時才是真有自由”（尼布爾《人的本性與命運》）。

文革的鬥爭精神：“不自由，毋寧死！”

（43）上述發現，不是理論上的發現，而是“事實”意義上的發現。

（44）獨立評論》畢時圓在《讀書筆記：武振榮論文革（一）》一文中問道：紅衛兵這樣無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目的組織，這樣無序的、以借鍾馗打鬼的形式的運動，其正面價值是什麼？

答：是自由，是民主！

（45） 作者: dck 文革研究沒那麼難吧。 2006-5-29 23:32 [Click:33]
理解文革，認識文革——說難也難，其實不難。
論文革中“砸爛狗頭”的口號。“文革”中有數不清的過分的話語，“砸爛狗頭”就是一例。其實“狗頭”並沒有被“砸爛”，只是人在氣頭上，話難聽罷了。


21、與網友談文革（九）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11659.shtml
（46）論反對文革的人所持有的兩條“最有力”的反對論據：造毛為神和派性鬥爭。

（47）我告訴大家，我在研究文革時，使用的“民主理論”是從如下的兩個本子中找出來的：一個是《聯邦黨人文集》中第10篇麥迪遜論派性；第二個是由傑斐遜轉述的富蘭克林關於“兩個分兩派”的“寓言故事”。
引證（略）

（48）分析兩個人分成為兩派的“寓言故事”，我們發現人在民主或者自由時才會如此。假設上述兩個燈塔看守人中，一個是另一個的“領導”，那麼就不會分派。在寓言中，他們的關係是平等的，誰不“領導”誰，因此可以說其關係是“民主的”；他們兩人一個在“樓上工作”，一個在“樓下工作”，誰都不干涉誰，因此可以說他們是“自由的”。好了，說到這裡，我做出一個結論：人在民主與自由之中，就必然地要分派，而每一個人都認為分派是自然的，誰也不會對此提出異議。其實，此研究如果被我推進一步的話，那豈不是說，人在“被奴役”狀態或“不民主”關係中，分派的事情才被表面上的“團結”所掩蓋。

（49）有了以上的理論，你去研究文革，夥計，你對文革中“派性問題”，即“7億人”廣泛分派，並且為派性陷入了“戰爭”，以至於毛澤東說的“全面內戰”之事，就會改變看法的。末了，你有可能同意我的分析。不過你要是吃錯了藥，認為美國人搞派性是“搞多黨制”，“搞民主”，而我們中國人搞派性就是“窩裡鬥”，“搞動亂”，那我就無話可說的了，世界上長着花崗岩腦袋的人有的是。

（50）由人民的分派問題，我想到了毛的“路線鬥爭”的“理論”，如何批評它，乃是需要科學態度和科學知識的。

（51）在我們中國人的現實生活中，一些很有價值甚至可以說是價值連城的東西往往被我們當成“垃圾”給扔掉了。

現代版的“和氏璧”

（52）1966年，人沒有分派的“故意”，但是人卻被分派的狂熱燒得里外通紅，這樣的事情就提醒我注意：在分析66現象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就不管用了，因為人在沒有“思想指導”的情況下，幹了一樁自己當時並不“理解”的事情。

（53）在這裡，我想借這個機會告訴大家我在66問題上的一個發現是：毛澤東雖然作為“億萬人民群眾”的“偉大導師”，但是他老人家的政治知識和政治水平卻和我們普通人“差不多”，即使我承認那時他比我一個中學生高一點，但也不是高得我就夠不着，而是我若稍一努力就可以超越他。

出毛問題

（54）在這裡，一味地批判毛不是我一貫的做法，我在66事變的研究中提出了“一半兒論”，是說在批評1966年的人和事的時候，我們一半兒應該批評毛，一半兒應該批評我們自己，這兩個“一半兒”就是我的方法。

（55）問：是毛取消了7億人民的觀點嗎？

（56）文革中的派性是一個“政治”上的產物，所以如果派性鬥爭僅僅是“政治領域”內的事情，那麼“多元政治”就被我們中國人給抓住了；可惜的是，當時我們的人民在政治上的瘋狂已經使“派性鬥爭”之“水”溢出了“政治領域”之外，波及到了社會領域和公民日常生活領域，弄得小學生因觀點不同不座一張課桌，營業員因觀點不同在售貨時吵架，工人、農民因觀點不同影響了工作，因此，到毛下命令要結束“資產階級派性”的存在時，“取消主義”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

（57）公民在政治上的派性如果是民主政治體系中的一個環節，那麼，在民主政治運做的過程中就不會出現對派性的“裁判制度”。但是1966年的中國人民卻走不到這一步，當派性鬥爭已經破壞了公民的日常生活時，派性攜帶者的那種“泰山壓頂腰不彎”的勇氣就減去了大半。於是，人們就在心裡發問：“我這一派到底對嗎？”事實上雙方都有這樣的心理活動，於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雙方就呼喚“裁判者”，而在這時，“不介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就象當年進入“夾皮溝”那伙人一樣地進入了造反派陣地，充當裁判官。

文革失敗得一塌糊塗時，才由解放軍來評理和裁判。其實，裁判官們的方法簡單得出奇：在各打五十大板後，責令解散兩派隊伍。

（58）結論：1966年中國人民開創了政治上多元化局面算得了什麼，保持了它才算本事哩！非常可惜，也非常遺憾，66時期的中國人民沒有這個本事和能力。但話又說回來了，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有了這個本事，也有了這個能力，只是我們卻沒有膽量和勇氣去“開創”它，一頂“動亂”的帽子把我們明智而又聰明的腦袋給壓扁了（未完待續），就這樣，我們還向偉大的時代吐口水呢？

就在我整理這一組文章時，網上的一個評語“這一屆的人民不行了”忽然間走紅，意味着什麼？

22、與網友談文革（十）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50918.shtml
（59）作者: 季逵 老武 2006-5-31 17:37 [Click:9]

既然你在韓國，先不談什麼文革，能否請你老兄先說說朴正熙女兒，能否成氣候吧。前幾天被“人民文革”，殺了一刀，縫了好幾十珍都成了李時珍了。
答季逵：
（60）作者: 海壁 狂熱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現，見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2006-6-1 04:54 [Click:6]

中國人和英國人都講中庸之道，比較園滑，這是政治上成熟的表現。林語堂對此分析得很透徹

    作者: 武振榮 你讀一下諾克斯傳，了解一下那時代（也是英國革命時代）的英國如何？ 2006-6-1 07:04 [Click:4]

（61 ）作者: 五雷轟頂 狂熱是生命力的表現.麻木,冷漠的是行屍走肉的表現.太成熟了,離入土就不遠了. 2006-6-1 07:57 [Click:1] 武振榮：強烈支持！

（62）再論狂熱。

（63）安徽鳳陽農民造反：由政治狂熱到經濟狂熱。兼侃文革與改革。

（64）農村“責任田”的前身是文革中的農民“觀點”——它是“政治”上中國農民的“責任田”，自己種，自己收，自己負責任不要別人管。

（65）重談“讓步政策”。

（66）人民的歷史被“一刀兩斷”了。

（67）鄧小平的改革為什麼失敗了？

（68）關於一本書的說明：《趙紫陽與中國的改革》。

（69）這一篇談話寫在這裡，按理就應該結束了，但是念起我在談話中說了一些在別人看來是非常出格的話，因此我感覺到有必要在談話的末尾把我在近30多年時間內從事的“文革”研究的情況簡單的介紹一下。於是，就寫作了後一篇《我是怎樣研究“文革”的》。

23與網友談文革（十一）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060817.shtml
（70）要說明的是：在1966年，我雖然是我所在學校和家鄉運動中的一位骨幹、積極分子或小頭目，但是我告訴各位，此時此刻的我志向不是做一個政治家、社會活動家或者職業運動家，而是一心要作個國畫家。因此，我在文革中的那種“積極”是運動中的普通人的積極，沒有任何的“個人野心”，如果說有“野心”的話，那就是我做徐悲鴻、石魯、劉文西之類的人物。可見，我個人的情況和同時代那些政治上“早熟”的人（遇羅克、楊曦光、王希哲等）比較起來，我是一般的一般。

按理，這應該是我的一種不足，可是，這在後來我從事的研究中，卻有了價值，為什麼？因為，運動中的我太普通了，所以，運動現成意義對我捆綁不緊，我稍稍用力，就可以掙脫它的。我假設，我是運動中的戚本禹（就在我修改本篇文章時，有消息說，他在上海逝世），那麼，運動中毛澤東意義繩索對我的捆綁，一輩子都掙脫不開啊！

（71）往事回憶：1966年6月，我所在的中學出現了“民主牆”，而就在最早的大字報風潮中，我遭到了本班一位同學的“炮打”，我記得大字報的題目是“武振榮是66級乙班的赫魯曉夫”（我是班長），內容是“炮打武振榮”。好笑嗎？

（72）問：到什麼時候文化大革命才脫離了共產黨運動轉化為人民運動呢？

就我本人的經歷說。

（73）1967年，夥計，文化大革命的這一“寶”被我“押”在“中造司”上了，因此，我的命運如何，就看這一“寶”如何地揭了。結果我“輸”了。為了逃避失敗者可能受到的打擊，我選擇了“逃避”，於1968年2月參軍入伍，成為一名解放軍戰士。

（74）1969年，我在軍隊裡，親眼看見了毛澤東、林彪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我所在部隊輪番召開“慶祝大會”。此時此刻。想起我武振榮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憂心如焚，五味雜陳！

（75）文革中，也許因為參與者過於“愚蠢”，所以，運動消解後，在中國城鄉各地悄無聲息地出現了秘密“地下學習運動”，我作為一名解放軍戰士，雖然遠離這個運動，但是，我在軍營中努力鑽研哲學、政治學和社會科學的行為，實質上和它遙相呼應。因此，我說自己是搞“地上學習運動”。學習上的如饑似渴，是對運動中行為人魯莽和蠻幹的一種補償。

（76）“支左”：我作為解放軍“軍宣隊”成員，第二次“回到”了文化大革命。

（77）由“歷史教條”到“歷史問題”——我對文化大革命獨立思考的開始。

（78）由“派性史”（“錯誤”史）到“民主史”。

（79）林彪的“自我爆炸”炸飛了“毛澤東勝利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個人的完全覺醒，寫作批判毛澤東的書稿——《絕妙的戲》。
（“與網友談文革”完）

24、最近文革研究的幾個看點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2/200602030900.shtml
（一）劉國凱的文章，一石激起千重浪 。海外各自由網站對文革的討論和研判，造成了一陣又一陣的輿論熱點。

(二)《朱學淵點評》大批家的上陣，一個頂三。

（三）陳泱潮《我的一張電子大字報》。很有氣度的仿毛筆法，縱橫捭闔，潑墨有力。

（四）宋永毅《從毛澤東的擁護者到他的反對者》。嚴肅的專家學者，高屋建瓴，一字千金。

25、我中國研究方面的點滴體會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06/200606222249.shtml

“舞蹈大師馬爾羅，一手撐着頭，一邊在思考”，邊沁在《道德立法原則導論》一書中說：“那形形色色的東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舞步中？”他由此而提出的問題是：“那形形色色的東西能不能包括在一段立法中？”（以上引文出於記憶，可能不準確）我順利着邊沁的思考而提出的問題是，“那形形色色的東西能不能包括在一小段歷史中？”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面是有我自己的思考，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是“順”着如邊沁這樣的大師的“竿子”“爬”的。如果說回答是：“可以、可能”的話，那麼在關鍵的時刻，一個舞步、一條立法和一段歷史，可以起到人們難以預料的作用不就是學術研究之意義了嗎？

26、就王光美之死說1966年往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0/200610241054.shtml
王光美於2006年10月13日在北京逝世，21日遺體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曾經作為中國“第一夫人”、具有傳奇色彩的一生總算是謝幕了，但是她的“謝幕”卻沒有產生出一種平常人死亡的相對統一意義，而是埋伏下了一種意義的衝突。正因為如此，胡錦濤忙於建構“和諧社會”，就不得不“低調”處理她死亡之事。在中國共產黨中央高調紀念“長征七十周年”的那天（22日），網上的一則很不起眼的消息公布了她的後事已經處理完畢。

（一）王光美之死：一個生前意義沒有安頓下來的著名亡人。

（二）兩個故事中的人：共產黨文革中威風八面、風光一時，一手遮天的“工作組組長”；人民文革中的“國民黨特務”、“走資派”和“大破鞋”。

（三）共產黨“文革”故事中的王光美

（四）“人民文革”中的王光美：人民在文革中對王光美的批判永遠沒有錯誤，儘管許多批判的話是道聽途說的或者捕風捉影的，為什麼？理由（略）

（五）平民生活中的王光美

結束語：
王光美謝世前擔任的最後一個職務是“幸福工程——救助貧困母親行動”組委主任，如果從這這種非贏利的社會職務的選擇上我們可以去窺視她內心世界秘密的話，那麼有沒有一個“懺悔”的意義，我就不得而知了？

27、論“10年文革”中的毛澤東（上）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51512.shtml
（一） 我曾經竭力反對“10年文革”，為什麼在本文中卻提出“10年文革”？

（二）對“10年”時間的“三七開”：3年和7年。

（三）“10年”時間可以“三七開”，但是對“10文革”中的毛澤東這個人，不可以“三七開”，為什麼？

（四）毛澤東“介入”文革後，文革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五）毛澤東真正的錯誤是什麼？是：他運用超級權力強行結束了運動，打擊了革命的造反派，錯誤地給運動定了性，並且收編了運動的意義，比之更嚴重的錯誤是：他在文革中雖然發現中國共產黨已經變壞、變質，但是，他還是更頑固地“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

鄧小平對毛的錯誤的批判，是隔靴搔癢，別有用心，根本經不住歷史的審判。鄧小平並不是“完整”地繼承了“毛澤東思想”，而是“完整”地“堅持”了毛留下來的共產黨一黨專政。

鄧小平成不了中國“偉人”的主要原因是，在他有可能發現共產黨一黨專政所導致的“災難性”後果時，卻把“災難”的根源一股腦地推在了毛澤東個人身上。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本當“放鬆”共產黨一黨專政，可是，他反其道而行之，把一黨專政的弦蹦得更緊。為了維持統治，不惜大開殺戒，在光天化日之下派遣正規作戰部隊進京殺人！

28、論“10年文革”中的毛澤東（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51511.shtml
（六）解讀毛澤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論”

（七）用毛澤東的“矛”去攻毛澤東之“盾”，如何？

（八）我對毛澤東“文革錯誤”的批評：“猴子撈月”

（九）評論毛：是做“歷史的抱怨派”還是做“歷史的推動派”？

（十）結束語：
我打一個比方，毛澤東問題有很多很多頭緒，堆積在我們中國人民面前，可以說是相當於一坐小山，但是，我從其中抽出來的也不過是它在1966年支持人民造反運動的這麼一條線索而已。因此，我在抓住了這一條時，對於那些如山眾多的堆積着的毛澤東問題頭緒，不妄加評論，也不感興趣。

因為在這裡，我不是“毛澤東問題”（我在國內，已經提出了“毛澤東是個問題人”）的奴隸，我是它的主人。因此，它是由我言說的，而不是它決定我的研究。想當初，在20世紀70年代初，當我還沒有“出毛”時，感覺到毛主義的壓迫很重，自己的研究處處都有禁忌。80年代初，當我已經完全地“走出”了毛主義時，回頭再看毛主義，就可以模仿莊子的口氣說“毛主義，其醯雞也！”

29、“人民文革”情未了
——兼評火戈的《“文革”情結何時了》一文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71317.shtml
火戈在《“文革”情結何時了》的文章中說，民運中的大批評家朱學淵先生患上了“文革情結”，所以他為如此傑出的一個曾經在“文革”時在四川（火戈君是四川人）當老師的人，能夠產生如此“情結”而大惑不解？

我為朱學淵先生鼓掌，同時想給火戈解惑

由朱學淵說到胡平

說到底，一個自認為完全沒有“文革情結”的人，也好象被套在“文革情結”內的，只要他搞民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才和我素日敬重的火戈君唱了一個反調，說起“‘人民文革’情未了”的話，還望火戈君見諒。

30、“老公安:文革時，刑事案件一年沒幾起”一文評註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300908.shtml
“老公安”劉鐵城在文革40周年的那一年，大家都在聲討文革，他卻“實話實說”：“文革時，刑事案件一年沒幾起”，“哪像現在，特大刑事案件幾乎每月都發生。”

在談到公安機關的執法環境，劉鐵成感觸頗深：“時代變化很快，‘文革’期間，公安機關辦理案件比較好辦，把案件當事人傳到公安局，上級領導不敢打電話、遞條子疏通，也沒有人來公安局說情走後門，一般案件用不着費多大工夫，就會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眾作證，群眾積極性高漲，不要任何費用，積極主動為公安機關提供線索……”

劉鐵成說，“文革”時期，警民關係密切，親如魚水關係，電影《馬天民》可以說是警察生活的寫照。“那時我們下鄉辦案，群眾看到我們十分親熱，在村里都是排隊邀請我們去吃飯，群眾都盼着民警到自己家裡吃飯。……”

“老公安”對比着說：“不像現在警民關係這樣疏遠，民警辦案，需要群眾作證時，即使是看到了，也不願意作證，讓公安機關十分尷尬；在民警遇到危難時，有的群眾熟視無睹，袖手旁觀。在群體事件中，有時公安機關處置不好與群眾直接發生了衝突，竟成為對立面，這是以前所沒發生過的…… ”

對於劉鐵城的話，我一邊錄下，一邊作了批註。這樣的話，劉鐵城如果早說20年，就一定會被“判刑”的啊！

20年前，我生活在陝西省咸陽市，當時，秦都鞋廠一位也姓劉的年輕工人，為文革說了如劉鐵城一樣的“大實話”，竟然驚動了北京，北京派出了“中國的福爾摩斯”來咸陽破案，三下五除二，劉姓工人就被逮捕了。聽人說，後來他死在了獄中。那時，這件事我非常關心的原因是，自己在秘密寫作《六六運動論說》書稿，如果事情敗露，判得被劉某要重得多啊！

31、論網上的大字報與網上的民主運動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02/200702061613.shtml
2005年7月8日，我寫作了《大字報與民主》一文，在《民主論壇》和《中國民主正義黨》網上發表後，沒過幾天，國內《世紀大學堂》、《天益社區》、《文化論壇》等多家網站都做了轉載，這樣的情況我在執筆寫作時完全沒有估計到，也就是說，我對自己那一篇文章能夠引起國內那些網站的注意是始料不及的，即使這樣，我也清楚的知道，在這一篇文章中我是涉及到了中國社會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人民文革”

陳泱潮對我的觀點之支持和劉迪的反對

“網上民主牆”誰也拆毀不了！

32、“文化大革命”一詞析義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02/200702200940.shtml
（一）“文化大革命”一詞是怎樣產生的？
你知道姚溱這個人嗎？

（二）“文化大革命”一詞的最初涵義

（三）驟變：由“文化界”的運動轉變為“學生運動”

（四）同一個“文化大革命”運動在5-8月份的分岔

（五））《十六條》中的“文化大革命”

（六））“文化大革命”一詞的“文化”涵義

（七））“文化大革命”一詞被人們自由理解的後果

（八）（8）結論：
上一個世紀90年代，在中國翻譯出版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一書的作者們指出：“到目前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為一個簡單的標籤用來描述從1966年開始的這一時期，但還是沒有對它本身的含義做進一步的探討”。今天，我們已經送走了文化大革命40周年紀念日，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情況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質的改變，劉國凱先生的“人民文革論”雖然已經開始有人注意和研究了，但整體上的“文革”研究水平還沒有重大突破，許多人還只是滿足於把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好”顛覆成為鄧小平“文化大革命壞”的這一簡單事實，而沒有深入到文化大革命事件內部去發現它所隱藏的“驚人”的深遠意義和複雜而又深刻的歷史意義。於是，中國民主的“第一桶金”，在中國民主運動最需要的時間裡非但沒有被“挖”出來，甚至還往下沉。

33、1966年中國人民批判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之價值如何安頓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0/200710180814.shtml
提要：
人民文革作為一段特殊年代的歷史，中國人民是走過去了，可惜的是，此一段歷史所包含的形形色色意義，對人民而言，卻也一晃而過；若不是這樣的話，我們便解釋不了，四十年前，我們中國人民以滿腔熱情的行為去爭取民主，而在四十年後，卻要等待民主的這一現象了。

我想到了《等待戈多》那一出兩幕劇

1966年，人民沒有準備就行動了，沒有思考就幹了起來，這固然說不到好處去，可是，和只會等待的人民相比，就很優越了。民主是一把火，你舉起了它，渾身發熱，狂躁勇猛；一旦放棄了，你便全身無力，在無聊和乏味中打發時光。

34、對宋彬彬為代表的“老紅衛兵”的評說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060956.shtml
這一伙人很難評論，他們不是道德中的人，而是“道德過火”狀態里的人，他們如天上划過的流星，閃了一下亮光後，一會就不見了。

其實，“老紅衛兵”存在時間極短，不超不過3個月，但是，他們對紅衛兵運動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到今天為止都原封不動地存在着。所有的流行影視作品中的紅衛兵形象，都是取材於此，歪戴帽，腰捆皮帶，滿口粗話，動輒打人……儘管這樣，他們作為一類人物，我還是客觀地評價了他們。

雨果在其巨著《九三年》一書中，用“巨劍號”上“大炮脫開”所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比喻法國大革命中發生的現象：“物質完全自由 了……沒有生氣的物體仿佛突然將內部的邪惡全部發泄出來，它失去了耐心，暗暗進行古怪報復”。我以為，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老紅 衛兵”就是從共產黨世界裡“脫開”了的一代，這個說法若是不被誤解的話，那麼，“脫開”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不需要共產 黨、共青團、學生會之類的組織了，而是需要在這些組織之外去另行組織隊伍。

眾所周知，共產黨社會也可以說是一個“超穩定”的社 會，對於這樣的社會來說，用以統治的組織系統突然間被廢止不用，社會 內部因此而陷入突然混亂之中的情形，就可以使人聯想起“巨劍 號”上“大炮脫開”的那種可怕的場面了……。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澤東──一個人沒有受到大字報公開的衝擊外，所有的共產黨當權派 （不管大小）統統地受到了“炮打”，五個中央局以下的全國所有的 省、市、地、縣共產黨組織統統地在造反派的“炮打”中給“嗚呼哀哉”了（毛澤東語），可見“脫開”後果的可怕！

“老紅衛兵”是“紅”得過了“火”的紅衛兵，按照中國傳統的辯證法語式，可以說他們“紅得發紫”。這樣，我們在“老紅衛兵”的迅速消亡的瞬間上，就可以非常容易地發現中國社會“顏色”由“紅” 變“紫”的現象；依據“顏色革命”的方式，我們是可以從中整理出“紫顏色”的民主價值。  

35、1966年的革命：毛澤東的“迷路”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120907.shtml
日前，我寫作的《關於武則天的“無字碑”和毛澤東的“無字遺 囑”》一文，在《獨立評論》上刊登後，引出了網友們10多條評論， 有的持贊成態度，有的反對，其中網友“閒話”問：“毛的目標是權力鬥爭還是社會革命？”

鄧韞璧說：“應該說毛髮動文革是一場社會革命，因為毛曾當面對劉 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試想 想：毛說這句話是多麼地霸道！毛如果是為了權利，他不會打倒中共 黨內那麼多的中下層幹部，得罪一大批人。更何況毛還掌握着軍隊， 而劉在軍隊中毫無基礎。”

我基本贊同鄧慍璧的觀點

我的問題是：1966年，革命在毛澤東的腦海中到底是一副什麼樣的圖 像？意義是確定的、還是遊蕩的？它在訴諸於社會和人民時，“響 應”的人是可以輕易掌握它的、還是難以掌握？

依我之見，1966年毛澤東個人的那種“革命”，才是真實的“摸着石頭過河”。因此，他最後在河裡摸到的哪塊石頭，被鄧小平給扔了，原因是它本身價值甚少，為什麼這樣說？查看原文。

文章的末了，我得作一個聲明：我雖然和“新毛派”人物一樣地主張在“晚年的毛”那裡的確存在着某種可以關乎我們今天所用的價 值，但是，我認為毛是在“走迷”的情況下捉捕到價值的，用我們陝西人方言講，叫“瞎貓捉住了死老鼠”；而“新毛派”人物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毛在清醒狀態下作出的“英明”事情， 所以繼續“偉、光、正”，他們硬是要用已經“砸”了的“鍋”去 “煮飯”，有什麼辦法哩？

36、“文革”三帖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181009.shtml
第一帖： 就“人民文革派的七寸”答季逵
季逵是一個看問題很尖銳的人，在《獨立評論》上，我們是過過幾招的。在最近的這一次爭論中，他說“老毛”是“人民文革”的“七寸”，自以為可謂一語擊中要害。
文中，我先後列舉了10個問題，論證了人民文革沒有“老毛”這個“七寸”，因此，打了“老毛”，人民文革不受任何影響？

第二帖：就“文革”問題間答張鶴慈先生

張鶴慈先生是中國大名人——張東遜的孫子，眾所周知，張東遜和他的家庭是文革中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因此，張先生對於“文革”抱着鄧小平的觀點一點都不奇怪。我在1985年寫作《66運動論說》時，就說到，假如在“文革”中，我的父親是當權派，被斗到了；假如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或者“資產階級”，被“抄”了“家”，很難想象我對於“文革”持一種正面的看法。很有可能，我會充當一個“訴苦者”。

張先生是“害人版”“文革”中的受害者，沒有可能體會到“政治大解放”是怎麼一回事，那是很不幸的。因此，由他敘述的“文革”是一場“害人的運動”，也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導致張先生的不幸的事情是張先生自己搞的，他以“害人版”“文革”中的感觸覆蓋了1966年人民運動。好像整個文革，除了害人，一無所有。所以，對他來講，自治的人民組織中的那種生活到底是一個什麼滋味？沒有機會品嘗，於是，就只能靠“哲學”來推測了。但是，張先生終究不是一位“哲學家”，所以，他個人的“不幸遭遇”就敷衍出了他的淺薄的思想（哲學家是可以避免的）。

美國學者黎安友說：中國“學者抽了民主的筋”，此話很有見底，1966人民大造反、大解放——就是中國民主的“筋”，瞧！你們不是正在“抽”它嗎？

第三帖：襪子有反正，民主有……

襪子有反正——我們都辨別得來，每天穿襪子，穿“反”了的人極少；但是，民主在1966年卻有黨內、黨外之區分就很少有人注意到了。因此分析1966年中國社會之現象，固然需要“哲學”的頭腦，但是更需要藉助於“常識”的拐杖。

毛澤東1966的行為違反了“黨內民主”，卻激活了“黨外民主”——許多人在談論毛澤東時，不通這一竅，結果就弄“砸”了，一些很有“知識”的人竟然說出了傻瓜式的話。

末了，我說：襪子的反正，人容易辨別，可民主的“反正”，就易於糊弄人了。

37、“文革二次發動論”之我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7/12/200712290949.shtml
本文不是要參與劉自立和王年一關於“文革二次發動”的爭論，但是 這樣的爭論引起了我對此問題的興趣，使我意識到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應該有自己一個明確的態度。
就學術意義講，“文革二次發動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文革”是什麼？或者什麼是“文革”？不確定這一點，而爭論，那就沒有任何意義了。

關於“文革”是什麼的問題，《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 1982）》的作者們告訴我們：
“到目前為止，文化大革命一直被當作一個簡便的標籤用來描述 從1966開始的這一時期，但還沒有對它本身的含義作進一步探 討”（《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

三個文革版本：
（一）毛澤東的“革命版”“文革”；
（二）劉國凱等人所主張的“民主版”“文革”；
（三）王玉琴所主張的“害人版”“文革”。
第一個版本的“文革”，絕版了，永遠不會再有；
第三個版本的“文革”，也不太可能發生，不是共產黨“不害人”了，而共產黨要“動員”群眾去害人，這樣的事情很難辦到。群眾進步的尺度在此好像可以衡量出來的。

但是，第二個版本的“人民文革”卻每天都在醞釀着發生，說不定哪一個早晨人們起來後它就發生了。

關於這一點，我在 《獨立評論》2006年7月4日發表的《89民運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嗎？》一文中作了說明，有興趣的讀者不妨一閱。在這一篇文章中， 我反覆說明這樣一個意思：在不民主的社會中，“民主版”的“人民文革”一定要發生，任何人都壓不住！單就現象看，今天壓住了， 明天卻壓不住；明天壓住了，後天又壓不住！時間越靠後，運動的激烈性就越增大。因此，一個比1966運動聲勢更強、規模更大、參與的人更多的中國民主運動可能正處在空前的醞釀之中，這樣的情形是可以提前預測的！

在我的文章中，暗含了這樣的意思，如果共產黨在1989年6月，沒有血腥地鎮壓學生和市民的運動，而是利用了上天賜給它的寶貴時間，抓緊鋪設了民主選舉的道路，並且抓緊時間利用手裡的統治資源，千方百計地把人民引向選舉之道路，“人民文革”就不可能“再來”了。可見，掌握可以不叫人民文革“再來”的權力，不在人民手裡，而在共產黨高層專制派手裡。

38、論“文革”之哲學意義（上）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020913.shtml
（一） 關於“哲學”的簡要說明 ：不是職業哲學家所持之普通哲學。

（二）論1966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存在”：人民社會和共產黨社會的分離、對立與對抗；共產黨內部的鬥爭和糾紛；人民社會裡產生的民主分化和自由分化。

（三）兩層皮的“文革”：政治上的“文革”與精神上的“文革”。前者要解放人，後者要束縛人。

39、論“文革”之哲學意義（下）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08/02/200802031249.shtml
（四）“文革”與“改革”：兩塊拼錯了的圖版

（五）鄧小平與“文革”和“改革”

文革有顯意和秘意

鄧小平的“改革”其所以不允許爭論，他多次用“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的話語壓制一切爭論（“文革”的“顯義”之一是在 人民之中養成了爭論問題的風氣），原因就在於爭論有可能導致“文 革”“秘義”顯露和“顯義”彰顯。所以，鄧小平在提倡“摸論”、“貓論”的同時，是要泯滅一切爭論的。所謂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話，說到這裡，好象是挺合適的。

（六）中國“雙元運動”歷史與現實之探究：政治上的鬥爭 　　（“文革”）與經濟上的競爭（“改革”） 。作為“主體”的人民之先後變化。失敗了的政治“革命”之於人民，如何在經濟“改革”問題的糾結中轉化為動力。人民的痛苦與希望。

（七）毛的“文革”探索的後果及其對而後中國社會的影響

有鑑於此，我們個人認為要能夠理清40多來中國社會上所有重大事 件和重大問題，就得對於從“文革”到“改革”這一大段歷史和現 實中人民作為、人民行為做出不同於共產黨人的獨立理解和評價。只有 這樣，此一時期所形成的那一部人民政治革命和經濟變革之兩種價值，才可以在人民自己歷史“整合”中現實“統 一”；而做到這一切，打破毛澤東的“革命論”和鄧小平的“動亂論”束縛，以完成人民自己對於自己歷史和行為意義的哲學式建構，就是 我寫作本文之目的。

40、簡論“文革”的三次變臉和變質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1/06/201106071533.shtml
這是寫給《中國文革研究網》的一篇文章，我在這個國內網站上盤桓了3年。

文革的三個階段是我1974年在寫作《絕妙的戲》的書稿時所建立的一個觀點，在《六六運動論說》中，我又提出了明確的時間劃分：
   第一階段：1966年5月6日-1966年8月5日；
   第二階段：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
   第三階段：1966年5月29日（清華大學附中第一個紅衛兵組織產生之日）至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日）。

文革中，共產黨在變臉，毛澤東在變臉，人民也在變臉，就如同川戲中的人物一樣，背過身臉就變了。偉大的人物變得渺小，渺小的人物變得偉大，沒有一個準的。

就拿毛來說：他的確有過一段“偉大”時刻（甚至“非常偉大”），但是這個時刻向閃電一樣地就過去了，而後就進入了被人怨恨的時期，最終在一片詛咒聲中死去。

我個人的研究結果是：要保住毛個人的“文革”價值，就必須建立一個被它更大的中國人民的“文革”大“收藏夾”，在後者沒有建立時，前者同已經去世的毛澤東個人陰魂一樣，是孤魂野鬼。
2011年6月6日 《中國文革研究網》首發

41、文革：中國人“邁”不過的“坎兒”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2/05/201205112346.shtml#.VxXTtNqS3IU
提示：“文革”發生在46年前，31前已經被“徹底否定”，但是，時至今日，中國一有風吹草動，就有人驚呼“要發生文革”，非常奇怪，與驚呼聲相應的是，許多人的確感覺到文革真要發生，甚至經歷過“文革”的人頭髮絲都會立起來。這就怪了?

可不是嗎？就在我整理這一組文章時，發生了任志強事件，有人喊出“10日文革”的話，豈不笑掉人大牙！

記得不？1976年 “四五”運動發生時，人們說“文革來了”；1979年民主牆運動時，人們又說“文革來了”；1989年5月大學生們絕食，人們同樣說“文革來了”，什麼“高自聯要學紅衛兵造反”，“社會要大動亂”，“中國要出現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是事實嗎？

眼下發生了王立軍、薄熙來、薄谷開來事件，又有人扯到 “文革”。

竊以為，1966年的文革，人民如果勝利了，薄熙來能坐在重慶？習近平（習仲勛之子）能坐在北京？劉源（劉少奇之子）能坐在軍隊？黃敬的兒子俞正聲能坐在“人大”？在文革中，此四太子誰個沒有被打得爬下呢？不都是龜孫子？可是，他們不都是在“徹底否定文革”之後的時間才飛黃騰達嗎？“文革”——如果搞“徹底”了，中國有太子黨？誰信呢？中國還是一黨專政，鬼才信呢？

42、薄熙來與“文革”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2/05/201205211722.shtml#.VxXWF9qS3IU
《民主論壇》洪哲勝先生為本文寫了個很好的按語，我副在了卷首。

薄熙來事件發生後，人們又扯到了“文革”。許多人說“唱紅打黑就是文革”，有人的說“薄熙來想當毛澤東”，甚至網上出現了“薄澤東”的名字；聯想到薄熙來事件剛剛發酵時，溫家寶所說的“警惕文革”，可謂一錘定音。一時間，一個“薄熙來要搞文革”的話題，弄得紛紛揚揚，以至於網上出現的文章標題竟是“中國不要薄澤東”。

我論證如下：

文革中的薄熙來

“老佛爺”是怎麼說的？

薄熙來與毛澤東，對等嗎？

薄熙來可怕在哪裡？

難道就沒有辦法避免文革嗎？
辦法倒是有的，那就是象上一個世紀80、90年代台灣的國民黨一樣，開放政治，讓那些對國民黨滿懷醋意的人自由組織起來，讓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也公開化，這樣，文革就避免了。可是，到過台灣的人，看了台灣的現狀之後說：“想不到台灣的文化大革命還再搞”──那就沒治了。

台灣沒有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照搞不誤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沒辦法啊。

    中國目前的事情亂得一塌糊塗，到時候，偉大的人民解放運動和自治運動會把一切搞得有條有序。

43誰為造反正名？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2/09/201209091015.shtml#.VxXYudqS3IU
一、我對人民造反的一貫看法

二、人民造反是民主的老底
引證偉大的亞伯拉罕·林肯的“兩種權利說”。

三、由幾副“文革”漫畫引發的聯想

四、結論

歷史如果在這裡和我們中國人“開了個玩笑”的話，那麼，“玩笑”里的事情卻是殘酷而嚴重的，對此，中國“共知”的幾篇文章能夠決問題嗎？異議人士的一個聲明，維權人士的一種自殺式抗議，能解決問題嗎？不，不能！

    惟有人民造反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這同徐水良先生最近在《獨立論壇》上發表的“全民起義”文章的觀點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我一般不寫發號司令性的文章，我的文章是要讓“人民”──作為一個政治上的集合體──回想自己的歷史，使“人民”下意識的反思：“歷史上我們有過全民起義、造反的事情嗎？”如果回答“有”，那麼，是“什麼時候？”在反思過程之，如果人們尋找出了1989年、1966年，1949年、1945年、1911年這樣的時間段，那麼，用“百年革命”的這條線索去貫穿它，人民沒有做成功的事情（造反），一定要成功，就是所謂的“天意”，就是所謂的歷史，就是所謂的中國人民使命啊。

44、<<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批評（上）
http://www.boxun.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pubvp/2005/09&link=200509261543.shtml
歷史學有進步嗎？

關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關於毛澤東思想

關於紅衛兵運動

關於動亂 ：
如果說民主是一個普世的價值的話，那麼在認識民主這樣的事情上，我們回到300年前馬布利神甫的觀點上去，看一看他是怎樣地議論英國人在“動亂”中“得到的好處”的事情，不是就很有意思的嗎？作為法國神甫的馬布利在分析英國1640年後的內戰時，就以非常尖銳的目光看到了價值，他說，英國人從“動亂”中“得到了許多好處”，其中，“自由”和“愛國主義是這種動亂的產物。”基於同樣的認識，他反對“安靜”，明確指出：“凡是能夠理解人心的人，都不主張安靜，因為安靜可以使公民麻木不仁，並必然導致法律的廢止。”他以羅馬的例子論述道：“如果那時的人民甘願安靜，不久就會被貴族奴役，而我們現在也就不會知道羅馬人這個名稱了。相反地，由於他們不斷地爭吵，引起了公民之間開展競賽，才使政府達到高度的完善。”300年後，我們中國人還跟在神甫後面拾鞋子，豈不丟人現眼。

非常遺憾，在面對中國社會的“文革民主”時，古典民主的意義竟然被英國大學的歷史學家們給迴避了，似乎一個“動亂”的“子宮”除了“產生”混亂外，就沒有生產出“夭折”了的民主“胎兒”（未完待續）。

45、《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882）》批評（下）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5/09/200509261544.shtml
關於毛

關於武鬥和派性的問題

關於農村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農村的最大的收穫是億萬農民因“觀點”的產生而萌生了一種“我字頭”的意識和思想，因此，當農民們認為社會應該為“我”字提供出頭露面的機會的時候，共產黨農村的公社制度就已經面臨着事實上的解體。華國鋒、鄧小平的“新政策”不過是使它的解體“合法化”而已，就象當年毛的“支持”使學生和人民造反運動取得了“合法性”一樣。

關於文革材料的收集、解讀和運用

幾點價值的閃光

後記

1992年底，《劍橋史》的中譯本剛一上市，就被我購買了，變成了我家庭數千冊藏書中的一種。不幾天，我幾乎可以說是一口氣地讀完了。在讀的過程中，我作了大量的圈點，寫了許多字的眉批（這是我的習慣），但是因為當時我要埋頭寫作“大本”的書稿，所以就沒有想着要寫一個書評。即使這樣，在後來的時間中，本書的內容也還是變成了我和朋友們議論文化大革命的一種題材。

2002年11月來到韓國後，我手頭沒有中文讀物可看，所以就到處尋找中文書籍，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我在漢城（現在叫首爾）一家教會的小圖書館發現了此書，就借了來再看。因為這是公共圖書，容不得我亂批和亂畫，所以就只得把讀書時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寫在紙上，於是就有了這篇文章的提綱。此後，幾經琢磨，就產生了這篇文章。正因為歷史性的文字需要大量的資料，而資料恰恰又是我根本缺乏的，所以這篇文章在組織上就顯得粗糙，還請讀者們指正；最後，如果這篇文章能夠被麥克法夸爾教授等人看到，並且我能夠聽到他們的意見，本人將甚是感激。
（下篇終）
2016年4月20日(首發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