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人类醉过多少次，醒过多少次；我们不知道，酒让人痛苦多少次，又给人带来多少次的欢愉。千百年来，人类文明爱过酒，也恨过酒。迷狂诗性的酒神精神与理性节制的日神精神之二元对立使古希腊人焕发出了辉煌的创造力，造就了西方文化之根。同样，“酒”之于中国文化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既醉以酒，既饱以德。”此乃中国思想亘古之风光霁月，亦当为当代中国哲学之基本关怀。“宜言饮酒，与子偕老。”恩在兹，伤在兹，万古真情在兹，人的命运亦在兹。酒与人，道与性，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一直都是相即相融的关系。
有鉴于此，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上海市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携手中国梦·梦之蓝联合举办了主题为“酒与哲学”的学术论坛，以期对酒及酒对人的诸种意味进行多层次思考。10月21日，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顺利召开，来自国内外哲学界的三十余位学者、专家出席了现场研讨会，旨在从“酒”起思，深入探究“酒文化”在中西文化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挖掘其对于中国哲学的开展、对当代哲学创造的重要意义。

景海峰
论坛结束后，深圳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景海峰总结道：“人与酒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其生长论域是无限的，从物态领域到精神领域都可以有丰富的拓展。本次论坛作为国内首次将‘酒’作为哲思对象的严肃的学术会议，在该研究领域内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可以在学术史上写上一笔！”
“酒之为物，惟恍惟惚”
自古以来，“酒”作为历史考据、文学诉诵的对象数不胜数，但是作为一个哲学思考的对象却是有限的。《道德经》第二十一章所载“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大概是言说“道”没有清楚的固定实体，令人难以捉摸。景海峰则将之化用为“酒之为物，惟恍惟惚”，以此来说明“酒”这一意向的不可捉摸性，以及带给我们精神向度的无穷体验。有趣的是，就肤浅意思来说“惟恍惟惚”也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喝酒之后的微醺状态。
关于“酒”的特性，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晓东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易》在天地万物之中，而天地万物中皆有易道；酒其为物也小，然其道其用甚大，可谓“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酒中自然有易道存在。

《墨子》
景海峰认为，“酒”是与人类文明同步起源的，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中，酒是作为远古社会通神、敬神之物出现的，《墨子》较孔孟的礼义人文来说，更多的保留了远古思维，其中多次出现的“酒”便与此相关，例如“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天子有疾病祸祟，必斋戒沐浴，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则天能除去之”。第二个阶段，酒成为人神共用之物，其中“鬯酒”作为一种品质较高的酒类，通常用来祭祀鬼神，而相对比较廉价的“醴酒”则用于日常的饮用。到了第三个阶段，酒就变成了凡俗之物，如《论语》所载“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此时的酒已经成为常食之物，与食肉相连。
然而古人早就明白饮酒过度会失礼败德，无论哪个阶段，“酒”都可能作为一种负面因素存在，早期儒家对“酒”也保持一种谨慎、克制的态度。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教授余治平通过周公《酒诰》的文本分析，得出了早期儒家关于酒的政治禁忌与道德规劝。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郭美华认为，孟子为了突出道德自身的纯粹性，同样表现出了对于酒的拒斥与否定。
与此相反，考虑到整体的哲学关怀时，以“理性”著称的朱子与康德对于“酒”的某种肯定不谋而合。东海大学哲学系教授姜文斌认为，康德对于酒所具有的促进社会交往与思想交流的功能持肯定的态度。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朱人求则认为，在朱子哲学思想中，礼与酒、诗与酒的关系最为密切，充满了肯定生命情感的酒神精神。

刘梁剑
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时期的典籍中发掘出了时人对于“酒”的不同态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通过对《说文》与《诗经》的考查，认为文本对于酒所具有的养体、养心、解忧、促进人际之和的功用同样持肯定态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谷继明从《世说新语•文学》郑康成和刘伶两条中得出，经学家对于酒所代表的原初生命力的肯定，并试图加以引导和限制。
“酒”为什么被称为甘露、祸泉
酒如五谷，实为生活常物，“上至缙绅，下逮闾里，诗人墨客，渔夫樵妇，无一可以缺此”。然而，自古以来人们对酒的评价却备极霄壤之苦。赞之者曰：金液甘露，毁之者曰：魔浆祸泉。酒之名为何会有如此之歧？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胡发贵认为酒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化产物，潜伏着异化和嵌入两种可能。
诚如唐人赵璘在《因话录》中所言，“燧人钻木，致民火食，以熟百物，安知后世有咸阳焚烧宫室，三月不绝之毒？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安知后世有假鬻文字，以市道欺诳时俗之弊？”酒固然是人之心手亲造之妙物，但它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如火和书契一样，立即反转过来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始料未及的深远影响。在胡发贵看来，酒从甘露到祸泉的转变，说明了“酒从可欲之造物，异化为不可控、不可解的魔方，碎片化为不同欲望与认知的代码和符号”。

《韩熙载夜宴图》
就嵌入方面来讲，人以自己的喜好创造了酒，必然会将自身的性情带入其中。酒之所以能合欢助兴，也在于酒性入人性，人性化酒性。《史记•滑稽列传》所载淳于髡的嗜酒逸事，本意是讽谏齐威王“酒极则乱，乐极生悲”，胡发贵则从中解读出了酒与人的性灵之关系。最为欢悦时，酒量最大，畏惧胆寒时，酒量最小。“以此观之，酒俨然已经成为性灵自由度的标尺，其量的多寡，绝非仅仅是物理之度，更隐含了人的精神自如程度。”
“以醉为美”是中国酒哲学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长久以来，酒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显示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也反映着“酒”与中国人的思维和创造精神密切相关。据古文字学家研究，“酉”字的本意最早就是“酒”字，在此基础上澳门《南国学术》主编田卫平从“酉”搭配衍生的汉字角度，对中国人的“酒”文化进行了解读。

田卫平
他用九个与“酉”有关的汉字，说明了古人对醉酒者的讽谏。醅[pēi]——聚在一起喝酒；酡[tuó]——饮酒后脸色变红；醺——微醉；醉——喝到不能再喝；酗——酒醉后发怒；酩——醉的迷迷糊糊；酕[máo]——大醉；酲[chéng]——因醉酒而神志不清，犹如患病；醒——酒醉后神志恢复正常。以上九种状态构成了一个饮酒者循环往复的生理反应链条。有趣的是，最后阶段的“醒”字，右面的组合是“生”字上有一个“日”或“曰”字，表明饮酒者又生还过来，回到了阳间或能开口说话了。它以此巧妙而善意地提醒过度饮酒者，适可而止，贪杯有害。
然而在中国先秦时期，无论是君王还是士大夫，在祭祀时需要酒，宴请宾客时也是“无酒不成席”，要想化解其中的矛盾，最好的方法就是把饮酒合法化、道德化，将酒纳入礼的范畴，因此有关酒的礼仪就应运而生。
田卫平将与酒有关的礼分为五个步骤，第一是“酬”，意为主人宴请宾客时，为了显示诚意，应该举杯先饮；第二是“酢”，意为客人用举杯饮酒的方式回敬主人；第三为“酌”，意为客人饮酒后，主人再给客人斟酒；第四为“䣿”，意为饮酒要适度，能饮则饮，不能饮则止；第五为“醧”，表示周代宴会饮酒时，必须有一人不喝酒，保持清醒维持秩序。当然以上理解仅限于上层社会，对于黎民百姓而言，平日饮酒是遭到禁止的。
后世以来，“醉”成为描述“酒”后状态的范式，比如“醉酒”、“醉生梦死”、“纸醉金迷”等，文人墨客更是注入了不少新意，例如，常用的词语有“醉心”“沉醉”“陶醉”“如痴如醉”，誉称有“醉圣”“醉侯”，书法有“醉墨”“醉帖”“醉笔”，娱乐有“醉舞”“醉拳”，词曲牌名有“醉高歌”“醉花春”“醉花阴”“醉花间”“醉太平”“醉东风”，植物有“醉西施”（牡丹的一种）、“醉美人”（垂丝海棠别名）、“醉杨妃”（兰花品种名）、“醉太白”（菊花的一种），美食有“醉鱼”“醉虾”“醉枣”等等。在田卫平看来，这些“以醉为美”的词汇进入社会、流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后，所产生的效果是巨大的，这也是中国酒哲学内容丰富、酒文化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苏格拉底为什么喝不醉
西方的酒文化始于古希腊，哲人的思考似乎都和酒相关，譬如亚里士多德不嫌琐碎，津津有味地记述过四十人畅饮的俗宴场景；阿里斯托芬在喜剧《骑士》中记录了“两份酒、三份水”的葡萄酒兑水法。
柏拉图对话录中有不少关于酒的叙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以“会饮（喝酒）”为主题的《会饮篇》。酒使人迷醉，让人变得开放、坦诚，同时也会使人肆心、放纵。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志伟认为，正是酒提供给人的这种面具，以及饮酒带来的微醺、和谐的氛围才是本篇对话展开的基础。

《会饮篇》
会饮的尾声，除了作为旁观者的阿里斯托芬没有动酒之外，其他人都已经不胜酒力倚席而眠，只有苏格拉底始终保持清醒，朝阳初升时他潇洒地拂袖而去，正如孔子所说“惟酒无量，不及乱”，苏格拉底的酒量实在大得惊人。然而苏格拉底也有自己独特的迷狂时刻，在会饮之前，他遇上了阿里斯托芬，二人并行不久，苏格拉底就陷入了迷狂状态，“独个儿想什么想得入了神”，进入了身体的精神世界。在陈志伟看来，对于苏格拉底而言，酒很难使他酣醉，但爱欲（Eros）所沉迷之物却让他癫狂。这种癫狂绝非饮酒所能达到，因为酒只会使肉体感到快乐，无法令灵魂提升，除非灵魂中拥有苏格拉底那种深沉的理智能力。
苏格拉底的爱欲沉迷之物是智慧，这种沉迷使他回归自我，从而察觉“自知无知”才是最高的智慧。由此也提供了“哲学”一词的本源性解释，即“因缺乏智慧而导致的对智慧的不可休止的爱欲和渴求。”
由此看来，酒在苏格拉底这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朱承将其概括为“得意忘酒”，即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境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不需要酒也能调整自己的意志与情绪。“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在真实的人世生活中，如果“万古之愁”得以尽销，谁还在乎喝不喝酒，喝了多少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