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法制、法治三者都是国家政治的天然组成部分，故而，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在从事诉讼活动时，要想完全回避政治，即使是刻意去做也是不可能的。但古今中外，律师都不能误把政治作为主业，更不能把律师的司法工作者身份，以及律师所特有的“司法方便”，作为从事不当政治活动的招牌和工具。从历史到现实，各国或多或少都有错把政治当主业的律师，但最后往往都“玩火自焚”。

有人天生就有“玩政治”的“癖好”，律师队伍中有这样的人也在所难免。可即便有哪位律师对玩政治上了“瘾”，你尽可通过正当渠道和正当方式，向国家向政府向公检法司建言献策提意见。只能如此——皆因头上有《律师法》罩着，《律师法》之上又有国家《宪法》罩着。律师又是社会上最懂法且最该守法的那部分人之一，怎么能知法犯法呢？至于挑战正处于百业振兴、充满期望的国家背后的制度、道路和理论，甚至挑战《宪法》本身，恐怕更是失却了律师的职业素养与精神。

坦率地说，在今日中国，对律师队伍的社会评价实在不够高，同时，律师阶层的收入水准位居社会的中上层。尽管律师阶层内部也有贫富差距，但整个阶层早已步入小康社会乃不争事实。自从律师与编制剥离后，司法部先后颁行过数个版本的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但政府的收费标准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较真执行。现实中，诉讼费之高、收费之乱，弄得一般人不敢轻易打官司，以至于国家不得已对低收入人群实施财政出钱的“律师服务司法救助”制度。本短文不想讨论律师收费是否该由政府管起来，但有必要坦陈三条：

其一，它至少说明打不起官司是个需要重视的社会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律师阶层已总体过上了好日子；

其二，再次证明政府对律师队伍真的很爱护，以至于许多人长期指斥政府对律师的监管不足、迁就，乃至“纵容姑息”；

其三，纵然公检法司尤其是基层的公检法司中的某些公职人员，对律师正常办案不予配合乃至故意为难，但从总体看，这些问题和不足，都是这个国家在前进过程中正在不断予以解决的。有意见可以提，但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律师们当有耐心，更要将心比心学会换位思考。

往大处说，类似周世锋等“维权律师”这种“闹”法，而且还“闹”上了“瘾”，并与西方敌对势力“瓜田李下”说不清，有多少人能像现在的政府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下去？

形势在变，法治大环境亦在变。律师作为这个社会上最聪明因而最该讲务实的群体之一，周世锋等“自作孽”的教训理该汲取。放着好日子不过，非得自砸“金饭碗”，虽说换来了西方敌对势力几声廉价的同情，可那管用么？看清了这一条，就应该与代表国家和民族进步的建设性力量融为一体，做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建设者和捍卫者，而不是走向反面。

最后，提醒某些仍然“不安分”的律师，周世锋团伙犯罪重案系公安部直接组织督办，这反映出高层对此类犯罪的鲜明态度；对于社会而言，这次的反应也表明风向正在改变；如前所述，律师群体内，类似周世锋这样的也为大部分同行所轻视。因此，个别律师理当清醒体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