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值人民币,降低房价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伦多地产 Broker 李 郡 疫情结束后,当今国内正面临诸多问题,如,企业没订单而导致大量人员失业;生活压力过大,年轻人“躺平“,而不婚,不育;家庭,企业,政府债务过重,危机四伏等等。本人认为解决当前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外搞好中美关系,对内要适度贬值人民币。只有适度贬值人民币,才能降低社会,家庭的运行成本,增强国内企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企业有订单,更多的人有工作干。年轻人有工作,收入高,生活才会轻松,才会有欢歌笑语,才会谈情说爱,进而结婚生子;最后,贬值人民币就是贬值房价,不但防止美元外流,还降低房屋持有成本,促进房屋销售,让更多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这样降低银行相关呆账烂账,消除金融风险。高房价就是当前的万恶之源,必须予以解决,解决高房价的好办法就是适度贬值人民币,普遍增加工作人员收入。 高价房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疫情结束后,与人们期望社会经济快速复苏相反,大量外资企业和国内私企迁往境外,到东南亚,南亚,和南美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建厂。这就是产业链,供应链外迁。有人预测,这将直接导致数以几千万级的产业工人失业。这现象表面上看是与疫情相关。实际其内在原因是国内的生产力成本过高造成的。而生产力成本最主要的是房价成本过高。目前国内的沿海发达城市,和外向型经济较为集中的地区房屋价格已经远远高出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房屋价格。房价高,和房租高就会要求企业员工工资必须高。过高的房价必然抬高企业用工成本,和家庭生活成本,甚至整个社会运行成本。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国内的房屋价格低,物价低,工资也低,外加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这些对港资,台资,和其它海外资本都有较强的吸引力。之后的30多年里,中国一直是国外资本的投资主要选择。但近几年年来,由于国内越来越高的房屋价格,外加疫情,断电等不确定因素频繁发作,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不断增高,企业运行风险加剧。这些因素也令许多外资企业开始转向房价较低,用工成本较低的越南,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有人说,必须通过贬值人民币,相对降低房价,和普遍增加工作人员收入的办法是抢回国际订单的有效办法。 高价房限制人口自身生产。据国家统计数据,近年来,国内人口数量呈现几何级数下降,尤其是新出生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其后果极其严重。当下就有很多幼儿园,中小学开始关闭或合并。长远来说,高房价直接导致人口数量萎缩,和社会倒退。当今社会流行一个新鲜词,即“躺平”,其表现形式主要为不结婚,不生子。追其原因就是生活压力,社会压力太大。这些压力主要来自房价太高。有人说,目前的高房价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价值规律所致,而是人为的。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利用宣传舆论,利用信息不对称误导民众推高房价所致。一方面房价过高,年轻人买不起;另一方面,大量楼盘闲置和烂尾。大量闲置楼房常年无人居住,形成一片片鬼街鬼巷。大量烂尾楼房不但丑化城市面貌,影响市容。而且还形成巨量银行呆账烂账。致使很多投资人损失巨量钱财。甚至诱发社会群体抗争事件。大量闲置房屋和年轻人由于买不起房子不结婚,不生子现象并存。因此,有人说,目前的高价房已经限制了当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人口自身的再生产。如果高价房这问题得不到解决,任其长期化发展,这将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带有极大杀伤力。再过两代人,中国人口将不到4亿人。估计到那时,房价连“萝卜价“都不是了。因此,必须通过增加收入,贬值人民币,相对降低房价,让每一个家庭都有可负担性的房屋。有工作,有房子,生活轻松,结婚生子就很自然了。 高价房导致金融风险。当今房市现状,一方面由于房市供过于求,库存量过大,导致开放商资金链断裂,新建楼房烂尾,群体抗争事件迭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来源过度依赖土地市场,过度依赖地产行业,过度依赖房市。进而形成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即,地方政府为解决财政债务问题,明明知道目前房屋市场供过于求,这种现象由过去的“隐形”转变为现今的“显性”。靠新闻舆论导向,已无法掩饰。仍然不顾及房市危机现状,继续督促地方银行房贷给城投公司,或地产开发商。房屋开发商拿到资金后,新建一批楼盘后,发现新楼明显难以售出。再继续建下去,只能多增加几条鬼街鬼巷,不但银行贷款会打水漂,公司的自有资金也会血本无归。开发商最后权衡利弊,选择转走一部分资金跑路。留下烂尾工程给社会,同时留下大笔烂账呆账给银行。这些烂尾工程,和银行呆账烂账都是日后发生大规模群体抗争事件的潜在因素。而平息打规模群体抗争事件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情,还要耗费大量资金。目前,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军费开资。综合上述因素,在目前房市状态下,地方政府应尽快脱离土地财政,改变过去过度依赖开发楼房制造虚假有毒GDP创造政绩的做法,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当前房市,乃至整个社会危机的根源。 总之,高房价制约社会可持续发展,诸如,高房价挤压实体经济,高房价限制人口自然增长;高房价诱发金融危机等等。问题如此严重,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其答案就是,适度贬值人民币,和调整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因为贬值人民币和增加民众收入就是相对贬值房价。就是在降低家庭和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从而增强整个国家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疫情结束之后,国内大量企业在国际市场拿不到订单,这当然存在其它因素。但人民币对美元和其它国家汇率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汇率太高,人民币太强势,就会减弱国内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订单就会流入越南等劳动力价格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增加收入适度贬值人民币,间接贬值房价可以降低家庭生活成本。这样年轻人就不再“躺平“,也不再望婚生畏。一旦年轻人都感觉工作有盼头,生活轻松有前景,自然就会结婚,生子。人口持续萎缩现象就会得到解决。最后,继续坚持”房住不炒“,通过普遍增加工作人员收入的前提下,适度贬值人民币,最终实现房屋价格普遍下降,为大众所接受。这样,大量房屋库存积压,大量烂尾楼,鬼街鬼巷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熙熙攘攘的繁荣街面。这样也只有这样,才是民众所期望的和谐社会,才是孕育文明社会,才是公平正义社会,更是充满希望的国家(本文应北美财经中国经济栏目约稿而写,纯属学术探讨,本人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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