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调节机制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训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社会整体产能与库存的严重过剩。这种失衡不仅危害了经济的健康运行，更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大量无效益的投资，不仅耗尽了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还使政府、企业与家庭普遍背负沉重债务，进而导致当前社会总需求疲软，经济陷入通缩与结构性萧条之中。

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政府忽视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度依赖行政手段进行经济干预，从而背离了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市场机制如同人体的自主代谢系统，能够根据供需变化自动调节经济运行的节奏与方向。当行政干预过度，必然会打乱这一机制的自我调节功能，导致系统失衡甚至功能紊乱。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层面频频出现的问题，便是这种行政主导、脱离市场逻辑的后果。

一、人口结构的失衡：典型的政策干预失败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基于“人口过多”的判断，推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短期内控制了人口增长，但却埋下了深层次结构性隐患。如今，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老龄化加速，育龄妇女数量锐减。据预测，若当前趋势不变，未来30年中国人口或将下降至10亿以下，甚至跌至6亿人左右。城市妇产医院、幼儿园、中小学大幅裁撤，社会活力衰减，劳动力短缺隐现，形成对经济增长极大的掣肘。

尽管政策已经从“限制”转为“鼓励”，包括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出台生育补贴、延长产假等手段，但收效甚微。人口结构一旦扭曲，短期内极难修复。这一人口变局，已成为国家发展前景中的系统性风险，也深刻提醒我们：对人口这样关乎国运的复杂系统，政府干预必须基于长期规律与深思熟虑，盲目行政管制不可取。

二、房地产与城市化：非市场主导带来的债务陷阱

过去十年，中国城市建设的节奏由政府主导，远远超出市场实际需求，导致房地产过度开发，大量“空置楼”“烂尾楼”遍布全国。房产价格畸高，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政府、企业、家庭“三高负债”格局逐渐形成，债务风险集中暴露，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

相较之下，北美与欧盟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其住房建设主要受市场调节控制，不易出现如此严重的结构性过剩。可见，市场机制是防止资源错配、保障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关键。

有人形象地说：“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财富，被房子吞噬。”这一点并不夸张。房地产变成了全民负债的工具，透支的不只是未来收入，还有未来消费能力。债务的沉重，使得整个社会陷入需求紧缩与增长困境。

三、“大项目冲动”与国家资源错配

近年来，中国推出大量宏大工程项目，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国产芯片、高铁、机场、新能源等。这些项目不少是基于行政推动，而非市场需求主导，导致投资回报率低，甚至出现大量闲置资产。

例如，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已投入巨资，但至今城市空置严重、产业未形成。其高铁站虽为亚洲最大，却客流稀少，难以带动周边发展。又如“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建设的港口、机场，因市场需求不足、运营困难，部分项目已陷入债务危机，甚至影响双边关系。

这类超大型项目未能遵循市场逻辑与风险评估，容易造成系统性财政压力。在市场经济国家，这种现象常常会引发商业银行倒闭、金融系统危机；在中国，虽由国家财政兜底，但最终成本仍需全体国民承担。

结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当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是对“市场调节机制”的一次严峻考验，也是一种深刻启示。政府干预并非完全无用，但其作用应在于“补充”市场、而非“取代”市场，更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强行干预。

一个现代国家的经济治理，应当逐步从“行政命令主导”向“市场机制为基础、法治制度为保障”转变。只有尊重市场规律、优化政府角色、激发企业活力与居民信心，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与稳定增长（本文纯属学术探讨，本人不持任何政治立场，特此声明）。

李 郡 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