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鑫岩

四分之一世纪之前，电视片《河殇》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它使很多国人醒悟到了内陆文明的局限性。在近代主导世界的西方国家的文化渊源都来自于地中海沿岸，所以人们称其为海洋文明。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遇到的债务危机也与地中海文化密不可分。民主与自由这些理念就像药一样，适量服用可以治病，过量服用则会伤人。

地中海沿岸可以称为人间天堂。那里的气候四季如春，夏天干燥凉爽，冬季温暖潮湿。由于是与大洋几乎隔绝的内海，风浪很小，因此很适合航行。在地中海沿岸，特别是爱琴海周围，海上交通十分便捷，因此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沿岸城市有大量的流动人口。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专制体制很难长期存在，因为很大一部分人口都可以用脚来投票，如果他们感到受压迫的话。除此之外，贸易活动也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的交流。综合以上因素，在古希腊产生了灿烂的文化和原始的民主制度。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聘请亚里斯多德来做王子的老师，亚历山大从小就受到了希腊文化的熏陶，长大以后横扫波斯帝国，也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这些地区。

与之相反，在内陆环境下，农民被束缚在所耕种的土地上，迁徙的成本很高，所以很容易形成专制社会。另一个与迁徙成本有关的重要因素就是国家的大小。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中国被分成了几百个小国，因此“边民”占人口的比例很大，他们只要走出几十里，就进入了另一个国家。那时地广人稀，所以很多小国的君主都害怕失去自己的国民，因此也不会对民众过于专横残暴，孔夫子的那套儒家学说还是有市场的。到了战国时期，只剩下了七个大国，民众迁徙的成本就大多了，君主们就不那么担心臣民用脚投票了，因此法家比儒家更受欢迎。此时那些“士”还是很容易改换门庭的，所以这个阶层的人还是受各国优待的。当秦孝公刻意变法图强的时候，就发出“招贤榜”来网罗各国的人才，商鞅就从魏国投奔到了秦国。然而，到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士”的命运就急转直下，书被焚而人被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与自由是密切相关的。

公元前五年左右，一个婴儿在地中海的东岸呱呱落地，这就是基督教里的救世主耶稣。他在三十多岁的时候被约翰施洗，一下子大彻大悟了，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以后就开始传道，三年以后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人们传说耶稣死后复活了，又回到了他的门徒们中间，从此开始形成一个宗教流派。当时，罗马统治者对基督徒采取了高压政策，耶稣的很多门徒和追随者都为此而殉道了。然而，三百来年后形势发生了逆转；君士坦丁在一次至关重要的决战前梦见了十字架的形象，因此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上帝的庇护，在取得了胜利以后就开始皈依基督教。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由于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基督教被传播到帝国广袤的国土上。在西罗马帝国被蛮族灭亡以后，基督教的势力却未受损失，并且逐步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地区。其实，《圣经》的内容还是挺庞杂的，旧约和新约的观点很难协调起来。然而，教会向人们灌输的思想却极为简单：死后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而且将来没有反悔和救赎的机会，大家这辈子好自为之吧。耶稣由于自己出身低微，他十分同情普通民众，与孔子“有教无类”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普遍比较平等。

在欧洲漫长的中世纪，基督教垄断着人们的思想，国王和贵族集团垄断着军队。那时平民是没有资格参战的，而且也买不起骑士们的那套装备。在公元十三世纪，中国的火药开始传入欧洲，贵族势力受到了毁灭性打击。士兵不再需要昂贵的战马和铠甲以及常年的训练，因此军队主要由平民百姓组成。此后，贵族阶层开始从军事集团转变为行政官员，因此贵族子女的教育从舞枪弄棒转到学习文化知识上来。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印刷技术的普及，天主教对文化的垄断被打破，平民百姓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其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有权利去拿枪杆子和笔杆子是公民地位的基本保障，所以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是防止政府垄断笔杆子，而第二修正案就是防止政府垄断枪杆子。

欧洲在工业革命以后，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从而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无产阶级应运而生。当时这些农民工的待遇很差，生活条件极为恶劣。马克思当年亲眼目睹了这些人的悲惨命运，以至于放弃了前途光明的律师生涯，拿起笔来无情地抨击这一社会的罪恶。然而，马克思并不悲观，他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最终必然会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从而建立起共产主义。可是，列宁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自发的无产阶级运动只会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而不会进行社会体制的变革，因此必须将革命思想“灌输”到劳苦大众当中去，他在俄国的实践取得了成功。看来列宁是正确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导致了工会势力的异常强大，在争取到劳动条件的改善和工资福利的提高以后就心满意足了。然而，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逐渐增长而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例如美国的民主党和英国的工党。在大众传播媒介和互联网日益普及的时候，富人对选举的操纵变得越来越困难，结果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变得十分强大。不仅如此，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如此声势浩大，无论哪个政党掌权都不敢大幅度消减政府的福利开支，同时也很难增加税收。人民的政府逐渐变成了人民的保姆，长年累月地入不敷出就造成了如今债台高筑的局面。

平等、自由和民主这些美好的价值观怎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局？我们还是回到古希腊去探寻一下吧。相传在阿波罗神庙上刻有两句箴言，其一是“认识你自己，从中就会发现一切”。这一条很难做到，除非大彻大悟的人，不过我们可以仅仅从人们的基本需要来讨论一下。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第一需要就是生存。在漫长的早期人类社会中食品匮乏是一个普遍现象，因此人们都有过度饮食和好逸恶劳的习性，所以高收入国家出现了普遍的肥胖病。此外，人类的生存还经常受到天灾人祸的威胁，大家都很缺乏安全感，所以会对社会保障产生依赖心理，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和福利资本主义受人欢迎的原因。人到晚年百病丛生，可是大家对死亡充满了恐惧，就希望社会能够帮助自己延长生命，结果巨额的医疗费用成为了社会难以承受的负担。如今，大部分西方国家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医疗保障制度都是在社会平均年龄相对很低的时候建立的，如果不能对其福利指标进行修改，那就陷入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泥潭。面对生老病死人们就不能潇洒一点吗？陶渊明的态度就十分豁达：“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中国不久也将走入老龄化社会，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情况比其他国家更严峻。唯一的出路是推广佛教和安乐死合法化；如果大家都认识到人生如梦，就没有必要为了在痛苦和恐惧中多活那么一段时间而耗费大量的资源。

阿波罗神庙上刻的第二句箴言是“不要走极端”。在信息工程领域人们把信号分成连续的“模拟信号”和分立的“数字（数码）信号”，电子技术的趋势是把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信号来处理，其实人类对信息的处理过程也是一样。通过建立起一套概念体系（例如语言），人们把复杂的大千世界简化成了一个大脑可以处理的模型。如果我们走在森林里，眼前的世界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其信息量远超过人脑所能处理的范围，结果我们只能将大部分信息过滤掉，剩下一棵棵抽象的名词“树”和几个简单的限定词（例如大小）。自然界的原始信息都是“模拟信号”，而人们对其感知却变成了“数字信号”，所以佛说“感知即错觉”（Perception is deception）。对于比较简单的事物，这种“数字化过程”并不会产生多大偏差，可是当人们面对复杂的事物时，简单的概念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楞严经》中说：“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磐。”例如，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复杂系统，不能用把“平等，民主和自由”这些简单的理念当作绝对标准，因为理想状态总是在平等-阶层，民主-集权和自由-纪律之间，而不能走极端。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生物的进化过程，最早出现的多细胞动物就是海绵，细胞之间几乎没有多少联系，那倒是一个十分平等的状态，但是也没有多少行为能力。接下来就出现了水母，出现了分化的原始神经系统，可以协调肌肉的收缩从而实现运动和捕食。继续进化就出现了软骨类动物，如鲨鱼；再进一步进化则出现了脊椎类动物。纵观这种进化的趋势就是感官变得更灵敏，信号处理能力增强，同时行动能力也在提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细胞分化的基础之上。在感官方面眼睛的出项是一大飞跃，它使动物可以清楚地感知远方的信息。目前西方国家的问题就是过于民主，政策的制定需要得到多数公民的认可；然而，只有社会精英才对国家的未来有敏锐的目光，结果就出现了“近视”症状。再加上每届政府的任期相对较短，急功近利的趋势就更加突出。在工程设计中常常用计算机来解决优化的问题，如果算法不够完善的话，常常会找到局域的最佳值，而不是整个设计空间的最佳方案。这就像一个人在一个盆地里面探寻，看到四面都是高山就会认为自己所处的地方是最低点。然而，一旦他翻过一座高山，就会看到辽阔无际的一马平川。这样做需要智慧和胆识，可惜的是在任何社会只有极少数人有这样的素质，而大多数人都心安理得地在盆地中徘徊。

（欢迎网友们讨论，请恕作者不做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