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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据只身带着两个儿子向东逃到湖县，投奔到泉鸠里一个过去的熟人家里。这人过去并没有依靠太子的关系发家致富，所以家境贫寒，经常织卖草鞋来奉养太子等人。刘据记得有一位以前相识的富人住在湖县，就让人去找他来接济，结果反而被告发，这样太子的行踪泄露。

八月辛亥（初八），新安县令史李寿带人包围了刘据的住所。刘据知道自己难以逃脱，便紧闭房门，在屋中自缢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山阳男子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皇孙也一同遇害。汉武帝接到刘据之死的报告后，还假装伤感一番，便封李寿为邗侯，张富昌为题侯。

以上太子刘据的结局是史书上记载的，但我认为：刘据应该不是自杀的，是张昌富踹开门后，与之博斗，被杀的，房屋主人和两个皇孙也是一同与搜捕官兵战斗致死的。这因为，刘据父子毕竟是汉武帝的子孙，这些官兵就是再没文化，也不敢对他们动粗，只有拒捕格斗才有可能被杀。第二、如果刘据是自杀的，那么李寿和张昌富为什么封侯呢？他俩的功劳只有捕杀反叛的太子才能大到封侯。第三、为什么史书这样记载？就是因为后来的汉宣帝是刘据的孙子，为尊者讳，不能让堂堂的太子死于无名之辈手里。

到了九月，汉武帝为了显示对亲属的亲情，同时开始暗中寻找这一事件的背锅侠，汉武帝立赵敬肃王刘彭祖的小儿子刘偃为平干王，向刘彭祖家族，以弥补自江充告发赵太子以来的裂痕。

任安在狱中被判腰斩，到执行腰斩的冬季，大约有数月之久，四处活动，企图活命，想起来好友司马迁。司马迁由于受到李陵之祸的牵连，被判死刑，选择接受宫刑之后，就进宫当了太监。

由于司马迁博古通今，汉武帝自然不能让他闲着，让他在皇帝的办公室尚书房听差，负责整理上报各地官民直接向皇帝上奏的密奏“封事”。当时有尚书令，但汉武帝为了安抚司马迁，在尚书令之上，新设中书令，由司马迁担任，相当于汉武帝的秘书长之类的角色，位高权重，能在汉武帝面前说上话。

所以任安就给司马迁写了一封短信，用很隐晦的言语希望司马迁能在汉武帝面前疏通一下，但司马迁却回复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三千字的长信。这就是司马迁晚年最重要的著作《报任安书》，要知道那时候的书信是用小刀一字一字刻在竹简上的。所以这么长的文书绝不是单单给任安一个人看的，更主要的是为了流传下来，给历史看的。

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完成了《史记》的写作，看淡了人的生死存亡，在汉武帝身边这近十年，也看透了汉武帝玩的各种花样。所以司马迁在回信中，首先回顾了任安的来信中，希望司马迁谨慎待人接物，要向皇帝推荐人才的重任，这就是任安暗示司马迁，谨慎从事，在汉武帝高兴的时候推荐自己是个人才，从而达到活命的目的。

司马迁当然明白其含义，但很巧妙的提出了，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钟子期一死，俞伯牙终身不复鼓琴。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即使怀揣随珠和壁，品德像许由伯夷，也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并说出谚语：谁为为之？孰令听之？也暗示了任安，我为你去说，但谁会听呢？汉武帝是不会听我说的。

接着，司马迁又提出了君子的五种品德：一个人如何修身，是判断他智慧的凭证；一个人是否乐善好施，是评判他仁义的起点；一个人如何取舍，是体会他道义的标志；一个人如何面对耻辱，是断定他是否勇敢的准则；一个人建立了怎样的名声，是他品行的终极目标。有志之士有这五种品德，然后就可以立足于社会，排在君子的行列中了。

自贬一番，昔卫灵公与太监雍渠同载，孔子离开卫国去了陈国；商鞅因太监景监推荐而见到了秦孝公，赵良寒心；太监赵同子陪同汉文帝参乘，袁盎变色：自古以来，人们对太监宦官都是鄙视的。一个才能平常的人，一旦事情关系到太监宦官，没有不感到屈辱的，更何况一个慷慨刚强的志士呢？讲了一群大道理，就是激励任安要慷慨赴死。此时以司马迁的眼光看，汉武帝是不会饶了任安的。

后面就是司马迁为自己辩解李陵之事，下面引用原文：“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我和李陵都在朝中为官，向来并没有多少交往，志趣相反，从不曾在一起相互请客喝酒，联络感情。这些当然未必是真实的。然后讲述了前因后果，直至最后受宫刑的过程。

司马迁在下面写了人生的意义：假如我伏法被杀，就像是九牛一毛，同蝼蚁有什么区别？世人只会认为我是智尽无能、罪大恶极，而终于走向死路的啊！这是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及地位有关。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生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自己的脸面不能受辱，第四是不能在言辞上受辱，第五是身体不能被捆绑受辱，第六是不能穿上赭（深红）色的囚服受辱，第七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第八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第九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第十是最下等的腐刑，侮辱到了极点。

古书说“刑不上大夫”，这是说士人讲节操而不能不加以自勉。故士人有画地为牢而决不入，削木为吏也绝不当面对质。这就是有许多人早做决断在受辱之前就选择自杀的原因。如今我因犯罪被木枷锁住，受着棍打和鞭笞，关在牢狱之中，看见狱吏就叩头，就恐惧喘息。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再谈什么不受污辱？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为王，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这些人位至王侯将相，声名远扬，等到及罪加身时，不能及早自杀，只能落入凡尘之中，和一般的P民一个待遇，古今都一样，安能不受辱乎？

因此，勇敢和胆怯，强大和弱小，都是形势所决定，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人不能早早地自杀以逃脱于法网之外，而到了被摧残和被杖打受刑的时候，才想到保全节操，这种愿望能实现吗？古人之所以慎重地对大夫用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一个勇敢的人不一定要为名节去死。我之所以苟且偷生活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志愿未达成，当时我的写作才刚刚开始。

古代虽有富甲天下而名声湮灭者，数不胜数。只有那些卓尔不群的非常之人，才能流芳百世。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修列《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世有《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概都是圣贤人发愤之作的。这些全是人在郁闷没有地方发泄后，就著书立说。就像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只能退而著书论策，以发泄内心中的愤懑情绪，思考着著述来使自己的思想流传下来。

我也有这样自不量力的想法，用我那不高明的文辞，收集天下散失的历史传闻，粗略地考订其事实，综述其历史事实的真相，推究其成败盛衰的道理，上自黄帝，下至于当今，写成了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探求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刚开始草创还没有完毕，就遭遇到这场灾祸（李陵之灾），我痛惜这部书不能完成，因此便接受了最残酷的腐刑而不敢有愠色。

我现在终于已经写完了这部书，打算把它藏之名山，传给后人，在畅通的大邑和大都市中流传。那么，我以前所受到的侮辱，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些内情想法只能向有见识的人诉说，却很难向世俗之人讲清楚啊！

司马迁的这篇《报任安书》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智士、不满现状和失意之士著书立说，表达对社会的认知，探索成功失败的真谛。

欲知司马迁的这一文章对他自己有何影响？且听我下回分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