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香港一国两制白皮书后，“争取真普选”的6.22投票人数超75万，七一游行人数创十年新高。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治，乃至一国两制的架构，面临空前挑战。

大规模社会抗争必有多种原因。泛民的鼓动，港媒的宣传，外力的介入，以及白皮书的行文措辞，发布时机和宣讲解读，都应检视。但最高领导最应注意的，是白皮书背后的治港大目标和总方针，正越来越背离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直白地说，就是认定一两个最大群体，满足一两个最大诉求，从而使自己的权力，植根于群众拥护的沃土之中。

中共在1921年建党后，曾一度将工作重心放在大城市，与国民党或和或战，和战两败。毛泽东于1925年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认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才是社会主体，而农民的最大诉求是土地。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共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坚持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获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中共因此而从弱到强，打败了拥有政权财权，强大军队，国际承认和抗战领袖光环的蒋介石。最大决战淮海战役，60万装备较弱的解放军，战胜80万嫡系国军，以不到14万的伤亡歼敌55万多。这个军事奇迹的背后，是约540多万农民，自带车船骡马、担架工具，为解放军运送粮草弹药伤兵，建筑工事壕沟地道；更多农民在后方生产口粮、维护治安、提供情报、照料伤兵；还有大批国军农民兵成为“解放战士”，调转枪口打国军。

但是，从建国到文革，公社化和学大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扼杀了他们的劳动意愿，计划经济打击了市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农民和市民都不得温饱。背离群众路线使中共与人民的关系极度紧张，以致为敌，最终导致四五与八九。文革后邓小平复出，认定城乡群众的最大诉求是温饱。于是，“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生产就是正确，南北城乡改革开放，三十五年高速发展。十八大习近平执政，认定城乡群众的最大诉求一是温饱小康，二是吏治清廉，于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冒大风险、花大力气反腐，使党中央的威望达到多年新高。中共近百年的历史说明，遵循群众路线，就能赢得人民拥护，就能创造奇迹；背离群众路线，就会失去人民信任，就会遭遇失败。

今日香港的社会主体是心理意义上的中产，也就是自认为中产和想成为中产的群众，根据2013年9月智经研究中心委托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实行的抽样调查，两者各占1／3人口，另有约1／6的人不否认也不承认“想成为中产”。换言之，香港具有“中产心态”的人口约在70％至80％之间。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作为教师、医生、律师、公务员、媒体人、管理人、专业人员、公司职员、大专学生而影响所有其他阶层，使中产观念成为香港的主流观念。

中产的主要诉求有二，一是保温饱小康，求安稳富足，二是保法治自由，争民主参与。后者的重要性日益上升。根据港大民意研究计划2014年6月16至19日的调查，港人对政治的关注度达0.59　（以1为满分），对政治现状的不满意度达0.54。两者相乘，可得“改变政治现状”的诉求强度0.32，　远远超过第二诉求“改变民生现状”（0.18）和第三诉求“改变经济现状”（0.01）。这是一般港人的状况；若单看中产，改变政治现状的意愿更强烈，尤其是快速增长的二代、三代中产（子女）和未来中产（大专学生），在温饱小康中出生成长，物质财富所增生的快乐越来越少，求民主求参与愈益迫切。

不幸，对这已成主流且持续增长的诉求，白皮书没有显示理解或同情，反而确认中央2013年3月以来反覆传递的信息，即引用基本法批驳这一诉求，就像当年国民党引用民国法律批驳农民的土地诉求，或四人帮引用马列经典批驳群众的温饱诉求。批驳者都因掌握了法律或真理而义正词严。但被驳者只听到两句话：你拒我所欲；你视我为敌。

于是，中央政府与香港中产的“双中矛盾”，成为香港压倒一切的基本矛盾。其他令中央担忧的问题，如外力干涉，中港冲突，港独意识，泛民杯葛，极端势力，港媒反中，等等等等，都源之于双中矛盾：中央视中产为刁民，于是中产视中央为暴君，于是各种势力就有了挑战中央挑动分离的民意基础。内地学者兵棋推演最严重状况，甚至有出动解放军军管香港的可能。何必如此，何苦如此？此所谓，顺人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违民意即宽严皆误，今日治港要深思。

当然，转变思维，走群众路线，站到人民一边，从来就不是每个执政者都愿做、都能做、都敢做的。蒋介石是乱世豪杰，但缺乏毛泽东“给农民土地”的智慧；毛泽东乃一代枭雄，可没有邓小平“给群众温饱”的胸怀；江朱胡温，两代明君，却少了习近平“给人民清廉”的胆魄。“给港人民主”，需要智慧，需要胸怀，更需要胆魄。香港特色的群众路线，盼望伟人，呼唤伟人，也将成就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