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国新办发表了2014年度对外援助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共向121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数据一发布，随即引发国内外舆论的关注。中国政府发布对外援助白皮书始于2011年，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中国在对外援助数据的发布上一直较为低调，公布的数据亦只能体现大面上的情况，对于援助的具体信息一般都语焉不详。

西方国家一直以来都批评中国的对外援助不透明，甚至质疑对外援助的款项是笔糊涂帐。中国国内民意对向外援助亦颇有微词，从感情上讲，总体上不支持中国过于太多地援助外国。可以说，中国政府对外援助一直处于国内外舆论夹击的尴尬境地。

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的对外援助，从来不只是单纯地出于人道主义动机，它是一国政府对外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一国政府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与方式。中国政府的对外援助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安全色彩。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中国的对外援助服从于当时的美苏两大阵营冷战，那时中国对外援助不仅是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情谊，还包含有对抗资本主义阵营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国对外援助往往不计代价、不求回报，是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浪漫主义色调与“拔刀相助”江湖道义的一种奇特混合。比如，当时中国大量援助越南抗法、抗美，咬紧牙关援助朝鲜，勒紧裤带援助阿尔巴尼亚。但是后来的国际形势发展出乎中国战略家的意料，越南、阿尔巴尼亚跟中国的关系相继恶化，以至于中国民间有用“白眼狼”来称呼这些国家的说法，正是基于此心理阴影，如今中国民意仍然不那么支持对外援助。

而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批评，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两种对外援助体系之间的竞争。西方舆论在批评中国对外援助时，往往会提及“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这一点跟西方国家对外援助往往跟受援国的“良治”“人权”挂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国家指责中国的这种不顾原则的援助是对民主自由的践踏，是对受援国腐败专制的鼓励，中国因此也被戴上了“无赖国家总后台”的大帽子。

这顶“大帽子”有外界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误解的成分。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期间，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条就是“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这一条与其说是跟西方国家以及苏联的对外援助政策形成竞争，不如说更是一种防御性姿态——同样不允许他国向中国提条件、要特权。事实上，这是中国基于50年代苏联在提供援助时附加条件与要求时的反感情绪。

当然，对外援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发生了变化，在援助规模、援助方式以及援助的效果评估上，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由以往的政治安全目标转向经济发展目的。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四项原则，即“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相比以前，中国的对外援助更加务实、更加理性，强调依据自身条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援助。

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中国的对外援助开始以提供金融贷款开发受援国资源以及帮助受援助建设基础设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始于2004　年“以基础设施换石油的方式”　进行合作的“安哥拉模式”。所谓的“安哥拉模式”，其实是在政府间协议下，一种以企业行为为主体的平等互利的新型经贸合作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受援国对中国的资源出口。

这样一种模式，成为西方舆论抨击的焦点之一。他们指责中国的对外援助充满著功利主义色彩，是中国政府在非洲实行的新殖民主义，甚至有西方舆论将这些中国公司比喻成“东印度公司”。这样一种舆论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引发了非洲国家对中国的资源民族主义情绪的抬头。尽管西方舆论的指责不能排除有主观歪曲的意图，但客观说，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面临升级与调整。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从战略上鼓励中国公司走出去，中国政府提供融资贷款，帮助中国公司获得受援国的项目，实行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与中国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捆绑起来，以期实现共同互惠发展。这样一种通过大项目拉动的方式，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就业等方面效果十分明显。

但这种方式并非没有弊端。比如，西方舆论批评中国的援助热衷于“政绩工程”，帮助受援国政府修建总统府、议会大楼，受益更多的还是政府官员，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受益并不多。他们认为，这跟西方援助侧重于改善民生的项目形成了反差。当然，西方的指责有不客观的一面，但不能忽视的是，中国援助的大项目在当地引发的民意抗拒越来越大，中国项目遭遇当地民众冲击事件趋于频发。

从自身的角度看，背后的原因主是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的混肴，企业在执行对外援助项目时，过于追求经济利益，过于追求企业自身利益，对当地的政治生态、人情风俗了解不够，不注重劳工权益保护，由此引发当地人的情绪反弹。这个时候，政府往往扮演了一个事后帮企业“擦屁股”的角色。

造成这种情况的另外一个原因，则可能是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的庞杂，中国并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对外援助，其管理体系主要以商务部、外交部与财政部三个部委为主，其他部委或部门机构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自己的参与程度，部委之间尽管有著一些援外的工作联席会议机制，但大多数情况下协调效率并不高，相互挖坑、扯皮的现象并非没有。

与此同时，我们的对外援助工作亦缺乏相关法律的支撑与约束。多数情况下，援助工作还是依靠部委机构的规章制度进行运行，规章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的情况时有出现，这也是外界质疑中国对外援助不透明的一个内部技术性因素，且因为内部规章的随意性较大，也会导致一些对外援助项目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国家总体的对外援助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