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何清涟在美国之音上发表了题为《他们的成败皆因制度陷阱》的评论文章，指出周永康、徐才厚、芮成钢这些曾经的“党国柱石”，千万人艳羡的“顶级成功人士”的成功与失败皆因中共的政治体制。

“其兴，是藉助于体制之弊，即政治保护关系的潜规则；其败，则因他们赖以立足的政治保护关系被摧毁。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章这样写道。

文章表示，在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个出身寒门的平民子弟，要想在中共官场中攀爬到高端，那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因为他们没有父辈资源可资利用，每上一个台阶，都依靠自己打拚。所有的“贵人”，得在工作中遇到；所有的关系，得从仕宦生涯中结纳。

而中共官场自有一套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必须寻求政治保护者，并与其形成一种利益共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

何清涟认为，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路不仅服务于权贵及官僚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会组织）之中，成为人们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

文章写道：“在当今的中国，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

尤其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

文章分析称，从周永康的秘书五人组、四川帮、石油帮部属，到徐才厚手下军衔晋升至少将的四大秘书，都是在他们入了“公门”之后，得其上司赏识，纳入门庭，在政治体制之内结成了“施惠──受惠──回报”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而这种关系的产生，是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即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同构成的“制度陷阱”。

“在官员升迁中，明规则只是桌面上的摆设；潜规则，即买官卖官形成的利益输送机制，在起实际作用。”文章指出，“这些寒门出身的精英们共同跌倒在腐败受贿上并不希奇，因为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的存在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瓜分资源。”

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败，给了善于钻营的“周永康、徐才厚们”平步青云的机会，而一旦他们苦心经营起来的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由于上层的政治权力斗争被斩断，他们也就难逃兵败如山倒的结局。

文章最后写道：“可以说，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不仅严重剥夺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了官员们害民最后害己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