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勢浩大的香港“占中”運動進入尾聲，有關“占中”是香港版“顏色革命”的說法反而開始成為國內某些民粹主義媒體和部分官員的慣用熱詞。2014年10月14日，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在北京會見傳媒時表示，“占中”行動是港版顏色革命，而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最近也對“占中”做了如此定性。頗為蹊蹺的是，早在“占中”爆發之初，就已經有西方媒體將“占中”演繹為“雨傘革命”，當時官媒政客還為之憤怒，痛批西方媒體將“占中”定性為“革命”，認為西媒居心不良，撩撥香港人心，激化陸港矛盾。然而，才短短十幾天工夫，“占中”運動還未完全平息，包括陳佐洱、張曉明等在內的重要官員智囊和部分媒體就被西媒“攻陷”，遭西方“敵對勢力”同化，開始和着西媒定性的“革命”基調起舞，導致本來趨於緩和的香港局勢突然升級，這實在是充滿了弔詭和諷刺。也許他們以為將“占中”定義為“港版顏色革命”便可以撇清責任，為自己的無能找台階下。可是，一旦香港發生“顏色革命”，則更是他們失職的體現。

事實上，香港之所以從曾經的國際商業化大都市演化成今天高度泛政治化的城市，香港社會在貧富分化和經濟民生凋敝的困境下之所以不斷撕裂，“占中”運動之所以爆發，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正在於像張曉明和陳佐洱這樣的治港官員和所謂“智囊”。是他們的官僚主義和太上皇心態，是他們對香港政治社會的誤判，是他們對香港的膚淺的認識，一步步地將香港推向了今天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這些本來最應檢討反思之人，卻無視過錯，繼續發表着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這種火上澆油的做法，只會讓更多港人憤怒，使局勢更加複雜，這怎麼能是關心香港前途的理性中人和中央政府所樂意看到的呢？看來，恢復及堅持理性不僅是對香港社會的要求，也是對內地官員與涉港機構的要求。

“占中”是香港年輕人為爭取2017年特首普選所發起的一場學生運動，因為學生們的自製和冷靜，特別是後期願意和港府透過談判解決問題，已經被激進派等定義為“左膠”。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的網絡用語中，“左膠”指的是抱持左傾思想，行為“不講理”的人。他們往往推崇切格瓦拉等社會主義代表性人物，認為只有通過社會主義建立的理想社會，方可體現出平等公義及人類的終極幸福。試問這樣一批人，又怎麼會擁抱西方式的“革命”並試圖暴力奪權呢？縱觀這場占中運動，過程中固然存在失控的情況，但總體上井然有序，也體現了港人的高素質。假若連如此溫和的社會運動都要無端被扣上“革命”的帽子，不禁令人懷疑像張曉明和陳佐洱這樣經驗豐富的治港官員是否真的清楚到底什麼是“革命”？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高級官員的他們是否真的讀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對於“革命”的詳細解釋？況且，“占中”之所以存在失控情況，除了學生們年輕、缺乏經驗、容易被利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梁振英的催淚彈起了激發民怨的壞作用，以及某些中方官員與社團暗中搞鬼，策劃某些“反占中”力量造成兩派對立，以至於局勢到現在還未徹底平息。殊不知，學聯一再強調“占中”不是革命，接二連三提出撤場。同時，絕大多數港人也不願看到因為“占中”導致兩敗俱傷，而這真正說明“占中”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場“革命”。然而，一些官員基於自己的利益欺上瞞下，對於學聯所釋放出的誠意視而不見，將一場“讓愛與和平占領中環”的運動歪曲為“顏色革命”，導致事態一直得不到有效緩解，這種畸形的政治鬥爭心態實屬不智。

學生們發起“占中”，具有非常複雜的原因，儘管香港經濟、民生的凋敝與貧富差距、普選方案和政改決議不能反映香港政治版圖變動已經讓學生們感到沒有自由呼吸的政治空間，但是學生們也從來就沒有想過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對抗港府或中央，只是後來因為警方施放催淚彈才導致事態突然升級，抗議者用雨傘遮擋，才被西媒譁眾取寵般稱之為“雨傘革命”。學生在集會期間既沒有搶店砸窗，也沒有燒車打人，他們願意對話，願意讓出通道，甚至自己清理垃圾。而作為中央政府管治香港的重量級官員和重要智囊，怎麼就這樣隨波逐浪，墮入西方陷阱，以西人意識形態化的“革命”觀點為“占中”定性呢？難道這些官員媒體，也如當初他們抨擊的西方媒體那樣居心不良，撩撥香港人心，激化陸港矛盾嗎？更進一步說，難道他們內心希望香港發生“顏色革命”嗎？如果不希望，那為何抱着鬥爭思維不放？是否在給自身治港的失誤尋找藉口？

不久前，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發表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聲稱國內外的階級鬥爭不可能熄滅，到處都是故紙堆中的鬥爭思維，與改革開放以來“和平與發展”的國內外趨勢、“和諧社會”、“第五個現代化”嚴重不符。如今，將港人的社會運動扣上“顏色革命”的帽子，無疑是陳腐鬥爭思維的延續，只會加重更多人的不安。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習近平在慶祝政協會議成立65周年上所提出的“有事好商量”，更不可能不知道當下中國更多的是人民內部矛盾而非敵對矛盾，可是依舊拋出滑稽不堪的“顏色革命”，實在匪夷所思。

或許這些人認為自己的言行是“忠心護主”，將會獲得中央的嘉許，甚至還有人將他們的觀點與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訪俄時對香港局勢的表態相聯繫。其實不然，這種做法是對汪洋本意的嚴重曲解。10月11日，汪洋在俄羅斯訪問期間指出，西方國家目前正支持香港反對派，試圖在香港發動所謂“顏色革命”。不錯，汪洋確實提到“顏色革命”，可是不能忽略的是，汪洋所指的是西方的“試圖”，既未明確指出“占中”是顏色革命，更沒有說一腔熱血的學生們是“敵對勢力”。而且汪洋之所以說出這句話，背後或許有深層次考慮，畢竟他所面對的是與西方國家關係微妙的俄羅斯，故借“顏色革命”來為中俄合作作鋪墊。當然，西方確實有人試圖在香港搞亂局勢，十分希望產生“顏色革命”的效果。但這僅僅局限於激進派、無政府主義者、外國勢力等一小撮人，根本代表不了也左右不了絕大多數“占中”參與者的想法，更不是香港主流民意的觀點。可是，某些治港官員和媒體卻非要“抓住一點，不計其餘”，不僅不正確理解汪洋的觀點，相反還將學生們的行為上綱上線到“顏色革命”，這不得不令人懷疑其到底是何用心？所以，中央應該嚴格區分小撮人的激進觀點與正統“占中”陣營提出的合理訴求，絕不能被陳佐洱等人的觀點所誤導。

張曉明作為現任“中聯辦”主任，陳佐洱作為前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按說兩人都應深知香港人心及西方媒體操作規律，應明白這場學生運動的直接原因和深層次原因，應看到學生們在抗議期間的自製冷靜以及妥協精神，應知道中央的要求是儘快通過法治和溝通方式讓這場“占中”運動儘快平息，怎麼可能就這樣跟隨西方的口水，在運動已經趨向平息的時候，再用這樣荒誕的惡詞來激化矛盾，用西媒已經用爛了的、也已經被中共批透了的“革命”二字來為之定性呢？

對於香港這場“占中”運動，為了幫助人們理性認識運動的性質和介入香港的所謂“外部勢力”，多維新聞網在《“占中”陰霾下的“造鬼運動”》一文中曾經指出：將“外部勢力”作為替罪羊是官僚意識作祟，是推卸責任，所謂“疑心生暗鬼”，“外鬼”並不可怕，盲目“疑心”才是病根，會使“鬼”影得以放大。文章認為，香港已經回歸17年，港人已經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生活了近五分之一世紀。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涉港官員還將“占中”性質隨意定義為“革命”，將“占中”的主體責任歸咎為“外部勢力”鼓動，這不是等於否定自己17年的治港努力嗎？幾個外國人，幾個過時的老頑固，幾個扯着殖民旗的狂徒，就可以輕易搞得香港幾百萬人跟着跑，搞得實力和自信都蒸蒸日上的中國如臨大敵，這是在長他人的威風，還是在滅自己的志氣？這樣的老調重彈，除了招致普遍指責，再度激化陸港矛盾之外，究竟還能產生什麼積極效果？ 

頗為諷刺的是，由陳佐洱擔任會長的全國港澳研究會，本應是全國首屈一指的港澳研究機構，理當深入香港社會，在全面了解香港事務的前途下，為中央提供有價值的治港研究和政策建議。然而，陳佐洱居然在香港回歸17年的背景下，輕率地拋出港版“顏色革命”的說法，不免令人對這個研究會的學術功底和政策建議價值充滿狐疑。不難想象，如果中央真採取了這樣的建議，香港的未來依舊會仍然無解，香港的經濟民生和政治裂痕也仍然會是一盤死棋。這顯然並非中央政府所樂見，也絕非720萬香港市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