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這兩個運動的比較，雖然時間上間隔了一個世紀，但是兩者很多地方還是有相似之處的。比如運動的起因，戊戌變法本質上，是光緒皇帝想要從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手中，奪過實際的最高權力，而六四運動說到底也是名義上的黨的總書記，想要從幕後干政的老人手裡，奪得真正的權柄。而形式上，戊戌變法以公車上書的形式，表明了運動是從精英知識分子開始的，到慈禧太后鎮壓，犧牲了戊戌六君子，以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的外逃，光緒被囚禁為結束。歷史何其相似，六四運動以北京各大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為主要力量，以六四血腥鎮壓犧牲了很多無辜的學生和市民為代價，以很多學生領袖的外逃和黨內原高層被終生監禁為結束。

當時的大學生們熟讀歷史，對於戊戌變法並不陌生，何以同樣的悲劇再次上演？雖然歷史書上高度評價銳意改革的光緒皇帝，但是也不能改變戊戌變法是宮廷政變或者意圖政變的實質。而同樣的學生運動，六四雖然獲得了廣泛的市民階層的支持，但是也無法改變其淪為高層爭權奪利的工具的性質。那麼問題出在哪裡？何以那麼多熱血青年那麼容易被鼓動被犧牲？問題在於新中國的名稱“人民共和國”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學生可以和最高領導人平等了，在中國這個等級森嚴的傳統社會裡了，這種行為就是以下犯上了，僅僅他們提出和最高層平起平坐的對話，就已經是嚴重的大逆不道了，領導人根本就不會去聽學生們的訴求。他們的尊嚴受到挑戰，他們一言九鼎的權威受到質疑，他們的感覺應該和慈禧太后面對戊戌變法時的心情是一樣的。

是的，所有的權力都來源於高高在上的那一個人，他或者她無論付出何種代價都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威，如果不能改變這樣的社會結構，朝代的名稱可以改變，但是不變的是封建的家長集權式的社會性質。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秀才們要造反，能有什麼出路？不是被殺頭就是被追殺的四散奔逃。我們紀念戊戌變法，我們敬仰戊戌六君子，如同敬仰六四的參與者們，但是如果沒有人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同樣的錯誤還會一犯再犯。很多人還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國家良心發現，給六四平反，但是這是不可能的，譚嗣同在大清王朝就是被斬殺的罪犯，給他樹碑立傳平反紀念是清政府垮台以後的事情。同樣，六四的參與者們，只要還是這個“人民共和國”存在，無論換做誰做領導人，都不可能有他們平反正名的一天，道理是一樣的。自古以來，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或者有朝一日，秀才們放下學說，放下書生的架子，和民眾混在一起，甚至和士兵們打成一片，那時再造反也許還有些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