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六四”　话“民运”

/ 鲍戈

●“血的教训”在哪里

1998年5月印尼的学生涌上街头，焚烧现任总统的画像，要求实行政治改革。而长期对社会现状不满的民众则藉机发动骚乱，纵火、抢劫、袭击华裔……。议长及议会主要成员纷纷劝告总统退位，以平息事态，而军方这时却显得异常冷静，始终恪守中立。最后现任总统宣告下野，开枪造成数名学生死亡的军人也受到了追究。这一事件普遍使人联想起九年前发生在北京的惊心动魄的一幕：数百万学生和市民举行和平示威，要求清除腐败、实行民主。包括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内的改革派官员公开表示同情学生。一些人大代表则呼吁召开人大特别会议，罢免总理李鹏，而正在国外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也声明国务院戒严令实属非法，要立即回国追究责任。于此同时，执行戒严任务的军队大多同情示威民众，抗命不前。最后，躲到上海操纵政局的邓小平只得调动不明真相的驻疆部队入京动武，制造了震惊中外的“6．4”屠城血案。事后，一些示威者或被投入监狱，或逃亡海外，同情学生的官员则受到整肃。

人们看到，在这两场政治冲突中，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1989年中国军队也象印尼军队那样采取中立，那么邓小平、陈希同等人可能当时就落狱秦城，而原本无足轻重的江泽民也无缘梳头进京登场了。难怪邓小平、邓朴方父子在“6．4”血案后急着亲自拜谢戒严部队将领。毕竟还是机枪、坦克管用，看这班学生娃还敢摔瓶子骂我老邓。解放军虽由国家财政供养，从不开支中共经费，却只听命于中共军委掌印者。谁执军印，谁就掌控政局，主宰群僚命运，政治局或人大常委会都无法与之抗衡。胡耀邦、赵紫阳虽曾高踞总书记之位，但在军头老邓面前仍只是贱臣。所以，如果不先解决军队指挥权的问题，政治改革便是空谈。若要真正体现“党指挥枪”的原则，就应将军队指挥权从军委核心人物手中转交给政治局，这样才能防止任何人“挟军权以令中央”成为独裁者。当然，军队最终还得完成由“党有制”向“国有制”的转变，转由人大常委会掌控，使其服从人民意志而不是党的领导集团的意志。一旦将来全国人大和中共中央委员会都实行直接选举制度，谁还有能耐与民为敌？近年来民运人士曾发表呼吁书，要“汲取‘6．4’血的教训”，那么“血的教训”在哪里呢？答案是军队当时唯邓氏之命是从。

● 谁是中国民运领袖

1989年春夏之交席卷中国的民主运动，其规模远远超过1919年的“‘5．4’运动”。这场运动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苏联、东欧诸国的人民受其感召，起而推翻共产党强权统治，尝试建立新体制。有人提名赵紫阳得诺贝尔奖，只因他拒绝下令镇压学生运动；《时代》周刊把化名“王维林”者列为世纪伟人，只因他只身勇挡坦克车队。尽管中国还曾有过1976年的“4．5”、1979年的“民主墙”以及1986年学潮和自由化思潮，但是外界毕竟只是在1989年才看到中国民众同共产党当局如此对立的浩大场面。凡在“6．4”发生时逃亡海外者，只要被确认身份，即可获得庇护和济助。那时只要谁捧着募捐箱跟着声援队伍走一圈，或者跟人说他要筹款抚恤“6．4”死难者家属，便能立即得款数千数万。在流亡人士中，凡称自己是学运、工运“领袖”、“指挥”、“主席”者，皆被人敬若上宾，看作是明日中国政坛明星。于是一时间这样的明星便多如过江之鲫，不计其数。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真有这么多“领袖”或具有领袖才干者，那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

人们又听到21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中的两位到了海外之后的惊世之语。一位说自己当年一心期待流血事件的发生，因为只有流血，才能让世界看清共产党的狰狞面目，而其本人则因将来有重要使命故不能牺牲；另一位经三思后遂反其道而行之，宣告其对“6．4”负责，因而愧对死难者。这两位都把自己置身超然于群众运动之上的特殊位置，似乎他们当时真的能够控制局势，并能主导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虽然共产党也一直说“那场风波”是由境内外少数敌对份子策动的，但丝毫不能佐证当时的形势能为这两位青年的主观意愿所左右。我们很遗憾，中国民主运动一直缺乏一位象波兰团结工会瓦文萨那样具有全国号召力的领袖人物，原因或许并不在民运人士个人的才干、献身精神以及舆论造势所形成的知名度等方面。那么为什么即便已有多位民运人士被提名诺贝尔奖或被颁授“杰出民主人士”之类的奖，也未引起国人的景仰和关切，甚至有的还未曾记闻其名？道理很简单，中国社会缺乏长期的有组织的公民权力运动及其广为民众推崇的活动家。公众不可能轻易接受任何一个对他们来说仍是陌生的，而仅从外国电台中听到过的人，并认其作自己的领袖。何况一些民运人士只是在被判罪或被通缉之后的国际声援下始为海外所知，而且尽管如此，人们对其以往活动的实际影响力依旧不甚了然。

● 推动公民权利运动

记得1989年示威学生曾推出一位发表过自由化言论的天体物理学家当他们的“精神领袖”，不料这位科学家并未站出来带领他们。当戒严部队的枪声一响，科学家便只顾偕夫人悄然躲进美国大使馆；来到大洋彼岸之后，科学家也未与民运为伍，而是一头钻进了实验室。科学家夫人亦教导流亡的学生领袖不要参加民运，更不要加入民运组织。也难得乖学生未负厚爱，旋即转向众人郑重宣布其志已定：学好知识，做一个独立的知识份子，准备将来回母校当校长。也许当年的示威学生们今日见此情景会跌破眼镜，直呼自己幼稚。其实他们当年未必有多少合适的“领袖”人选，因为那时找不到一位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久经磨练并在民间广有号召力的活动家。民运界向来不乏寻觅“领袖”和争当“领袖”的热情，只是很少有心致力于在中国有效地组织持久的公民权利运动，以争取民心，培植民主派政治势力。光有当领袖的抱负是远不够的，还得有实际的组织才干和国内的政治基础。专制制度的反叛者未必就能胜任民主制度的建设者，何况反叛的起因本是多样的。

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当然，一旦革命形势成熟，专制势力陷于四面楚歌之绝境，则应果断地对其全面摊牌。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6．4”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

（1998年6月2日于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