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考证的人喜欢挖料，有人说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与影星胡蝶跳舞去了，这符合张少帅花花公子的形象；有人说九一八当晚张学良正出席慈善义演，接急电后开会部署“不抵抗”。

我手头一本书，《我的中国岁月》（“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由当年《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 （Hallett Edward Abend）撰写，其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前的张学良，当时正在北平治病。

阿班1929年之后任《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与中国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著述颇丰，作品包括《华尔传》、《苦难中国》、《一半人为奴，一半人自由：这割裂的世界》、《民国采访战》、《我的中国岁月》等。

据阿班透露，在九一八发生前，他就得到了日本人的内部消息：满洲要摊大事了！于是他赶紧申请去东北采访。下面是他的记载：“旅顺关东军总部的头目们已在公然备战了，而且直言不讳。南满铁路沿线一派忙乱景象，大批物资源源不断涌入路区。按照日俄战争的战后协议，日本可在铁路区最多驻兵一万五千人。但照我个人估计，从大连到长春，从沈阳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各处散布的日军总数，已有四万人左右。”

“无论是在沈阳，还是在长春、哈尔滨、大连、安东，日本军官个个激动不已，坦言要施以重击，将张学良的军队一举赶出满洲。”

就在大敌当前，张少帅在干什么呢？阿班继续写道：“至于中国人对紧张局势如何反应，则难以弄清。整个满洲找不到一个敢对此置评的中国官员。满洲军阀张学良此时正躺在北京协和医院里。他包下了住院大楼的一翼，其中有多间游戏室。据说他是感染了伤寒，正在康复中，但离痊愈似乎遥遥无期。其实，他是毒瘾缠身，每天要不停吸鸦片，打吗啡和海洛因，人已经瘦脱了形，状似骷髅了。他趁着住院治病，将各种灵丹妙药一一试来，希望能戒毒。他的班子也全在北京，而留在满洲的地方官吏，只能在万籁齐喑之中，等待着大难临头。”

所以至少我们知道了，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张学良在大敌当前，带着自己的人马不作任何准备，反而躲到了关内治病。即便自己不能亲自上阵，也没有安排副手作任何准备，似乎早就做好了不抵抗的打算！

阿班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几天，还在竭力争取和张学良见面，想了解他对局势的看法，"（申请见面未果）最后，我只好向张学良的澳洲顾问端纳（W.H.Donald)求助。端纳1931年侍奉张学良，后来又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幕僚，地位显赫。看得出，端纳被我打动了，但却说，少帅仍在警备森严的医院里，要见他恐怕不易。”

“最后总算安排了会面。张少帅病魔缠身，一脸烟容，让我大吃一惊。1926年秋，我初识他时，他强健、脸色红润，是个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时至1931年，他却已身心俱损了。”

“我将满洲所见，简要告诉了他，并问他，会有何种作为，来拯救满洲，为他自己，也为中国。依我看，他对我的话，听懂者不及半数。临走时，我将所写电讯稿的副本留了一套给端纳。他保证，张少帅一定会给我一份可资引用的声明。”

“声明倒是来了，却根本不值得为它浪费电报钱。里头陈词滥调连篇，说是期待与日本睦邻友好相处，一切还按中日双方视为公平合理的安排办。”

这就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前的作为，或者准确的说，是不作为！他似乎毫无主张，心思根本就不在对付即将来临的战争危机上，即使那块地盘是他老爷子血拼下来的。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更不用说民族危机感了，整个儿一败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