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说法,说是中国在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数千万人。这种说法大概是源于国外学者根据国家统计局1984年公布的统计数据算出来的,接着国内也有不少人跟着计算了,有各种说法,其饿死人数从一千多万到三四千万都有,其中以杨继绳最具代表性。可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只是跟在后面瞎叫。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看看这些数字,看看它们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 既然杨继绳在这里最具代表性,其他人又与他的方法类似,也就是个大同小异而已,我们就着重来看看杨继绳的结果。所有这些人都用的是同样的方式方法,每个人有个公式,只是在各自的公式上有点不同。杨继绳在《墓碑》中写道: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
这里杨继绳明确说明了他计算出来的就是饿死的人数,虽然他在书里用了个“非正常死亡”这么个名词,但他已经明确说明就是饿死没有什么误解了。然后杨继绳给出一个公式并进行了一系列计算,把计算结果列在一个表里。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他的计算结果离现实到底有多远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吧,看个仔细!
杨继绳算出饿死人结果中的一部分是这样的:新疆
5.07万,北京 2.53万,天津 3.26万,上海 2.95万,辽宁 48.07万,吉林 12.78万,黑龙江
11.13万。曹树基没有给出新疆及京津沪的结果,但计算出:黑龙江 19万,吉林 12万, 辽宁 33万。 我们先来看新疆。根据第一、二次人口普查结果,新疆那时的人口应该是500万左右,并且新疆主要是靠天山昆仑山上融化的雪水,也就是说新疆受天气的影响不大,那几年没有灾。那新疆在那几年是否饿死过人呢?杨继绳可是算出有5万多。现在可能唯一能够找到新疆曾经饿死人的信息就是冯亦斐的《兵团往事》这篇文章了。他是这么写的“高尔基农场土地条件差,产出低。不过,团里1000多人,收成再不好,其实也够吃。仓库里的粮食都是满满的。但当时要支援内地,仓库有专人看管,门前有分界线,不得逾越。禁闭室经常都是满满的。因为吃不饱,饿死了20多个人。”
这是否属实呢?其实简单分析一下就知道这里是随便乱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时还是部队编制所以才有关禁闭一说,而关禁闭都只是对那些犯了小错误的人,不是敌我矛盾,还管饭,所以不会饿死人。如果真有一个人饿死,那就是大事了,就会采取措施不会让剩下的人饿死,除非这20多个人是同一时间死的,而那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说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此人就是随便乱说,信口开河了。实际上这并非冯亦斐的亲身经历,他说是听他爷爷说的,是否是听错了也不一定。从这里也看到新疆当时是不缺粮的,可以说没有什么饿死人的事件发生,
更不用说饿死5万多人了。
当时新疆并没有什么传染病流行,别的借口也在这里不适用了。当然网上还有分裂分子有关新疆饿死人的造谣,那是不值得一提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杨继绳把新疆饿死人的数字至少夸大了成千上万倍! 接着来看北京。杨继绳后来在与别人的访谈当中就说北京没什么人饿死,他怎么忘记自己算出2.53万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现在在网上几乎找不到当时北京市包括郊区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有人说那还可以找到北京在河北的劳改农场饿死人事件,其中是这么说的“三分场半数以上的犯人都被集中,除少数刑事犯,都是清华、北大等校的右派学生。由于食物不足,劳动繁重,那三百人左右的春耕队伍全都倒下了,没有一个活到夏天。其中两位右派学生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张行陶、刘雪峰。”可是他们没看见原北京建筑设计院朱振寰写的更正材料,“大概五九年,三分场五百至六百人调到于家岭。(他没去,我也没去,留在三分场)。这本来是给兴凯湖来的右派腾地方,他说是三百人去春播,没回来。这批人到了于家岭住下了,当然没回三分场。这老黄是书呆子还是糊涂了,说不清。反正他把几件事都搅在一起搞混了。 ”再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张行陶,他并不是死于夏天前,而是11月29日晚死于心脏病。与上面新疆那位一样,这个黄老先生自己并不清楚随便乱说了。所以当时北京是没有多少人饿死的,杨继绳在这里把数字也夸大了成千上万倍! 下面来看上海。杨继绳自己在书里也说上海没什么人饿死,但又自相矛盾地算出上海饿死2.95万人。在上海市及郊区同样也几乎找不到饿死人的消息,有人在网上找出闽北农场饿死人的信息,但这些都与北京那个一样基本上都是随便乱说的,所以不能作为证据。天津也是如此! 现在来看辽宁,杨继绳算出辽宁饿死人数高达48.07万!曹树基也算出辽宁饿死了33万。饿死这么多人,辽宁有什么记录吗?
可惜不止是辽宁,东北人都说他们那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饿死。那这几十万人在哪里呢?现在有关辽宁饿死人可能就是戴煌在《九死一生》中的一段描述了:“这位消息灵通的难友还说,就是带着张宣遗体的这趟列车行至锦西车站时,一位老大爷和一位老大娘从月台上进入了北大荒难友们乘坐的这个车厢,他们都很黄瘦,面带悲戚,双眼红肿,好像刚刚撕心裂肺地哀泣过。一些难友连忙起立让座,并把他们手中的小包包挤搁在行李架上。在他们谦让再三地坐定之后,难友们询问他们到哪儿去,老大爷说到山海关就到家了。问他们为何到锦西来,老大娘立即再也抑制不住地悲泣起来。老大爷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低沉而缓慢地道出了个中原委——原来他们的一个儿子是小学教员,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强制到锦西煤矿劳改队劳改。经过“大跃进”后的饥饿岁月,锦西矿1200多名犯人已饿死了1000人,他们的儿子是第1001个被饿死的。老俩口此番是来领儿子骨灰的,骨灰盒就在刚刚搁到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包里。还没有饿死的200 人中的198人,都已骨瘦如柴或全身浮肿地卧床不起,成了还剩一口气的僵尸。另两个人靠吞吃活剥青蛙、蚱蜢和蝴蝶,才能下床走动走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典型的道听途说,并且还不是戴煌本人听见的。先不说这里面的疑点,戴煌本人作为一个高级记者是否应该去核实一下这些东西呢?
是否应该去锦西煤矿走一趟,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确认这些是否属实? 难道这不应该是记者应该干的吗? 不然要记者干什么?
再说一下这里面的疑点,这对老夫妻是怎么知道这些数字的? 这是1960年12月的事,骨灰盒似乎也出现的太早了点。
另外这个单位也不清楚,锦西市是如今的葫芦岛市,但网查锦西煤矿,锦西市煤矿,葫芦岛煤矿和葫芦岛市煤矿均没有结果,也不知道应该是锦西的什么煤矿。这些难道不需要作记者的去核实一下吗?
就可以随便写成记实吗? 除此之外辽宁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饿死人的信息了,即使把这里的算上也与几十万相差甚远!
吉林和黑龙江都被算出饿死十几万人,但也都没有什么饿死人的记录。在这里杨继绳和曹树基又把东北饿死人的数字夸大了多少倍呢?
至少也有成百上千倍,甚至上万倍! 杨继绳在给出他的计算结果以后与一些人(如李坚、廖伯康等人)的说法作了些比较,看见自己的数字比他们的小就自认为是可信的了。他在书中还列举了一些其他人(如曹树基、丁抒等人)的计算,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结果可信。可问题是这样的比较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先来看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有人说音速是1000米/秒,我说是800米/秒。我的说法比那个人的小,是否就可信了呢?完全不是!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所谓“音速”还是比实际音速快了一倍多,根本就不是可信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每个科学研究都需要验证,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在科学上是不被承认的!在科学上,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只能算个假设。杨继绳、曹树基等人用的都是同样的方式方法,只是公式略有不同,但都有个共同点
– 用一个公式和没有经过验证。
也就是说他们只做了0.01%不到的工作,还有至少99%的工作还没有开始,那就是艰苦细致的验证!他们当中许多人可能想都没有想到需要验证,所以他们的东西现在只能称为计算结果,只是个推测,离成为结论还有至少十万八千里! 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这种对比是不能取代验证的,没有经过验证的东西是不能够被采纳和取信的。还有些人拿些县志的计算结果来说事,可是那也是没有经过验证的,所以也是不可取的。爱因斯坦在其相对论被证实之前就是世界著名科学家了,但爱因斯坦及其他科学家们并没有因为爱因斯坦的名气而放弃验证相对论。而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就轻信什么不经验证的饿死数千万论调呢?由于杨继绳用的是一个公式,一个反例就证明他的公式是错误的,从而推翻了他的所有结果。这就是数学中常用的反证法,是中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同理曹树基、丁抒、蒋正华等人的结果也是不成立的,并且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计算把饿死人数夸大了成千上万倍!(对此有疑问者,请回去好好复习一下中学学过的课程,尤其是中学的数学。) 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荒谬的错误呢?
其原因就是这些人的科学素质太差了!中学生都知道做完题目以后需要检查多次,而杨继绳只知道做点毫无意义的比较,可以说连中学水平都没有。当然总的说起来目前国人的科学素质还不高,许多封建迷信的东西在社会上还很盛行,所以他们犯这些错误也就不奇怪了。从这里我们也看到现在虽然人人都会算个数,但不是人人都能做科学研究的。没有一定的科学素质,做出来的结果难免不出现荒谬的错误。做科学研究就要一丝不苟、认认真真,来不得半点马虎,更不能想当然!在科学研究上可以大胆假设,但必须小心求证。求证是需要小心谨慎地,是必不可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是1958年公布的,也就是说1958年以前的人口数字很可能非常不准;1958~1961年是户籍制度正式实行的最初几年,其数字也很可能不准,这都增加了验证的必要性。
中学生甚至小学生都知道许多定理定律是需要条件的,只有其条件满足以后才可以应用。
比如说勾股定理只能用于直角三角形,如果把它用在任意三角形就出笑话了。
而杨继绳等人用了1957年或更早的数据,没有检验它们是否准确,计算以后也没有进行任何验证,显然这是不符合科学研究的原则,是不可接受的。
最后有必要指出杨继绳作为一个记者是不称职的,更别说是一个高级记者了。我们先来看看杨继绳写的一点东西吧,这样的东西在杨继绳的文章和书里比比皆是。 1. 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写道:“但我也听到过一些某处尸体就地掩埋、就地火化的传言。如果真有就地处理尸体的情况存在,那位收集尸体的人提供的296人,就不是全部了。还有一种说法,被打死的学生有一些按正常疾病死亡处理,这又减少了打死的人数。到底死亡多少群众和学生,恐怕只能是一个历史之谜。”
杨继绳先生作为一个记者听到这个传言以后不应该去调查核实一下吗?这不是记者的工作吗? 记者不做调查,拿了工资就是来传播传言的吗?
再来看传言的内容,在北京市区长安街及其附近怎么可能就地掩埋? 除火化场以外怎么可能就地火化?
难道杨继绳一点判断力都没有连这么低级的谣言都分辨不了?! 2. 杨继绳在《墓碑》(第4章)中写道:“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
请问杨继绳先生,你知道人肉和猪肉是有区别的吗?
杨继绳先生见过人的伤口吗?没见过人的伤口,总见过人的皮肤吧,那人的皮肤与猪皮不是有很大的区别吗? 一般人还会看不出那不是猪肉吗?
还能够当猪肉卖掉吗?
而从网上我们能够看到非洲叙利亚极度饥饿的人一般都是皮包骨,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肉,除了骨头基本上就是皮肤了,这与猪肉的区别就更大。杨继绳竟然连这点知识和鉴别力都没有,也不会自己动脑子想想是否可能? 由此可知杨继绳的水平实在是太差了,他根本不够格来当记者!
一个新闻工作者就应该把真实当成生命线,知道去核实,知道去伪存真,而不是当个谣言的传声筒!从这两个例子我们也知道了杨继绳写的东西包括那个《墓碑》能有多少是可信的了。
2014年美国有几个记者因为不实报道而被下岗了,其中包括 NBC
的新闻主播。如此看来如果杨继绳和戴煌在美国,他们也会因此下岗的,因为他们不具备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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