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左宗棠研究述略 2017-01-09 梁小进 左宗棠研究会
左宗棠作为一位晚清时期的重要人物，曾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和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历史活动与晚清的对外交往曾有过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左宗棠又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历史人物。因此，一百多年来，不少外国学者（包括外国籍华人）也注意到了左宗棠对于近代中国与近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对于左宗棠的研究。如1937年，美国军人w．L．贝尔斯在中国北平攻读学位期间，曾经开始了对左宗棠的研究，其后他便撰写和出版了《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书。1942年，日本的学者西田保也撰写出《左宗棠与新疆问题》，在东京博文馆出版。而在此前后，更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的学者，在他们有关近代中国的著作中，不同程度地对左宗棠作出了一些叙述与评价。 国外的左宗棠研究著述，对于左宗棠研究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反映了西方人的不同视角与研究方法。但是其中不少议论和观点出于维护他们本国的对华政策和利益，也反映出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和对于近代中国的某些偏见。这也是我们应该予以注意的。以下谨就（美）贝尔斯（w．L．Bales）所著《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书，简要介绍其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及其学术价值；并将其他各类有关著作对于左宗棠研究的论述，分为若干方面，作简要的介绍。
美国人 贝尔斯著 《左宗棠》 一.（美）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Tso Tsung tang，Soldien and statesman of Old China），（美）贝尔斯（w．L．Bales）著，上海凯利公司1937年以英文出版发行。2011年，又由王纪卿译成中文，以《左宗棠传》的书名在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w．L．贝尔斯，系美国人，出生于189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民国时期来到中国，是后来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朋友。贝尔斯曾在北平中文学院攻读，撰写了《左宗棠与平回》的学位论文。后在中文学院院长w．b．佩图斯和中国老师王楚明等的帮助下，他又查阅大量资料，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作了许多新的补充和修改，写成本书。初稿出来后，史迪威“对这部作品兴趣盎然，以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刻理解，多次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书，分为前言和15章，配有图片和作战地图20幅，共计25万字。在前言中作者交代了撰写的起因及其过程，并对左宗棠作出了概括性的评价。作者认为左宗棠靠着自己的才干，登上清朝政府中汉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位。他未曾接受职业军人的教育和早期训练，但成为他那一代中国人中首屈一指的军人，赢得了显著地位，成就了一个大政治家的伟业。他在遭到战争破坏的广袤土地上致力于安抚和重建，取得了显著效果。左宗棠是一位儒家学者，他无私奉献的对象是忠君爱国的理念，而不是清朝。他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指挥的战争为大清帝国收复了大西北的省份。左宗棠的重要性，随着人们对他的认识加深，将会与时俱增。他的个性扎根于旧中国，但其人生观是新鲜的。他的成功虽然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有局限性，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却会与时俱增。他的个性扎根于旧中国，但他的人生观是新鲜的。他的成功虽然在地域和时间上都有局限性，却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所取得的成就使他已经成为许多代中国同胞的一个象征。 全书大致可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十九世纪的中华帝国，分为五节，主要介绍晚清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科举制度，为全书的一个铺垫。第二部分为第二章青壮年时代的左宗棠，叙述左宗棠早年的经历。作者认为少年时期的左宗棠是一名聪颖的学生，而且格外勤奋。他骄傲、自负、自夸，不能容忍别人的意见。结识陶澍，对他一生影响深远，是他命运中第一个重大突破。青年时代攻读经世致用之学，对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三部分为第三章至第六章，叙述左宗棠投身与太平天国战争的经历。其第三章太平军的崛起，叙述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爆发到攻打长沙的过程，和左宗棠进入湖南巡抚幕府。第四章长江沿岸的太平军，叙述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和北伐、西征，以及曾国藩组建湘军的经过。作者记述了左宗棠辅佐湖南巡抚并协助曾国藩创办湘军，平定省内各地，直到1860年在长沙组建楚军。第五章左宗棠大战江西与浙江，为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入江西，转战浙江的叙述。第六章福建战役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尾声，叙述左宗棠率部追剿太平军余部，最后在广东嘉应州结束与太平军战争的经过。作者指出：左宗棠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表现出能力、冷静和勇气，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他竭尽全力支援湘军，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作者高度评价了左宗棠所具有的军事才能：擅长野战，先发制人。其部队显示出很强的机动性，表现出强烈的攻击精神。他指挥作战，具有一种新的理念，一方面对于战场的交通极为敏感，注重部队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竭尽所能减少部队对战区百姓资源的榨取。他有一种天赋的能力，能够以清晰的了悟面对整个战场，超越了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人。左宗棠原则上反对雇用外国人来指挥中国军队。还评价了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功绩，认为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必须有一支现代海军，这一事业将为他的祖国带来莫大的利益。 
左宗棠攻克余杭战图（清代绘） 作者还阐述了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认为两人气质迥异，绝不可能相处和洽。曾国藩的确不喜欢左宗棠的脾气，但喜欢左宗棠的作为，承认其功绩。而左宗棠的天性中没有圆滑的一面。他直言无隐，决不害怕跟任何人辩论是非曲直。由于两人的性格脾气以及对于军事战略的不同理解，产生了诸多相反的意见。在湘军攻占南京之后，这两个杰出的湖湘子弟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端，形成了永久的隔阂。 第四部分为第七章至第十章，为左宗棠镇压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第七章捻军，简要介绍捻军及左宗棠参与镇压捻军的情况。第八章中国的回民与回民运动的肇始，阐述西北回民起义的背景及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措施。第九章陕西和甘肃东部的平回作战，叙述左宗棠指挥清军在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的战争，直至金积堡战役结束。第十章平定甘肃，主要叙述河州、西宁、肃州三个战役。作者对左宗棠的军事活动作了较为清晰的叙述，并分析了他所面临的艰难局面。来自清朝廷内外的种种非难，在军费的问题上他“对付户部比对付回民军还要难”；在军事上，他取得胜利却招来批评，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但他并不在乎人们的指责，因为国家正在危急关头，鞠躬尽瘁是他的责任。作者还阐述了左宗棠所进行的善后工作，安置回民，恢复生产，重建文化和教育。w．L．贝尔斯还引用英国学者安德鲁斯的评价说道：左宗棠是一个优秀而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设计了许多聪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加速该省经历了多年内战后的恢复。 第五部分为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是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评述。第十一章新疆喀什噶尔与阿古柏，记述了新疆的历史，以及中亚浩罕国野心家阿古柏侵入新疆的过程，并揭示了英、俄两国对新疆的种种渗透、干预和侵略行径。第十二章筹备新疆战役，叙述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所作的准备。第十三章大战新疆与收复伊犁，为左宗棠指挥中国军队在新疆的胜利进军，迅速击溃阿古柏政权，收复新疆，和为伊犁回归中国积极备战的经过。左宗棠收复新疆是其一生最光辉的篇章，也是他政治、军事才能得到高度体现的阶段。作者的这一部分也写得最为精彩，论述十分充分。高度评价了左宗棠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的立场和观点，即：除非中国立场坚定，收复新疆，否则俄国人就会把新疆夺去，然后侵占整个蒙古和满洲。详细分析了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所作的各种周密筹划，指出左宗棠已为这场最伟大的征战作好了准备。他真心希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恢复中国的主权，增加祖国已经遭到可悲损失的国际威望。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胜利是自乾隆以来中国军队享有的最壮伟的功绩，表明中国在军事上确能有所作为，他登上了军人生涯的巅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杰出的军人。 第六部分为第十四章巨人暮年，叙述左宗棠离开新疆回到北京后直到福州逝世。作者在概述了左宗棠在北京的生活之后，指出：他是与京城格格不入的人，他的存在会惹恼那些宫廷阿谀者。作者赞扬了左宗棠在中法战争坚决主战的立场：他的天性没有屈服，他宁愿抓住硬战的机会，也不愿不战而放弃；他冲破封锁，成功地派出大批部队增援台湾。如果他年轻十岁，肯定会让法国人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第七部分为第十五章外国人眼中的左宗棠，是对于左宗棠的总的评价。作者首先评价说：左宗棠经历了中国一个大动乱的时期，动乱和外国侵略的可怕压力耗尽了帝国的资源。为了使国家度过这场超级混乱，全国没有一个人比左宗棠的贡献更大。中国每个大手笔的国家企划只要左宗棠参与其中，都有成功结局。左宗棠是大清时代最伟大的将军，但是在学术上、在整体的人格魅力上，似乎还不能与曾国藩比肩。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但还算不上伟大的学者。作者还批驳了某些外国人关于左宗棠保守、好勇斗狠、排外、反对进步的观点，对左宗棠的爱国思想、进步倾向和军政能力作出极高评价，认为左宗棠是一个具有真正伟大灵魂的男人，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将军，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他的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中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尊敬圣贤，不懈地听从他们的教诲，他把自己的力量和才智毫无保留地用于服务祖国。左宗棠不愧为其祖国和人民的光荣。 《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一书，是首部关于左宗棠的传记，虽然出自一位对于中国文化尚非十分熟悉的美国人之手，但作者确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第一，该著资料丰富，内容全面，涵盖了左宗棠的一生经历，从其早年、家世、师友渊源，到独起一军，与太平军的战争及征战西北、收复新疆，直至逝世。曾有人认为“此书搜采资料范围太窄”。但通过披阅此书，我们仍然可以感到，作者所掌握的资料还是较为丰富的。虽然其查阅的中国文献较为有限，但他毕竟认真研读了关于左宗棠的基本史料。作为西方人的便利，他阅读了大量外国人士撰写的著作，保存了许多非常珍贵的史料。由于这些著作流传不广，大多至今尚未翻译为中文，不少史料和观点还是通过本书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作为第一部左宗棠传记著作，本书在左宗棠研究中的开创性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作者的军人身份使之对左宗棠的军事生涯更为偏重，较多于有关军事与政治的叙述，并以“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作为书名。其叙述较为生动，论述亦颇为精彩。第二、体例完整，论证周详。本书传述左宗棠的一生，但并不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而是结合了左宗棠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国内与国际的环境，来进行叙述；对于左宗棠的活动，也都注意考察其历史渊源，有清楚的叙述。本书的这一安排，即将左宗棠置于历史的长河、置于全国乃至世界的大环境，展开研究，阐述其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第三、公允执中，客观公正。作者通过研究，对左宗棠产生了崇高的敬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客观地展开议论。作为一位西方人，他对中国的历史保持了充分的尊重，没有作出任何肆意的贬斥。在叙述左宗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陕甘回民起义时，他也阐述了这两起重大事件的合理性；分析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同样也对曾国藩表示出敬意，尽可能地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而对于来自西方人的某些观点，他却给予了理性的批驳。 二. 洋务活动与洋务思想 关于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与思想，左宗棠在世之时，即有不少外国人士作了纪述。1874年，左宗棠所聘请的福州船政局总监督法国人日意格，曾撰写出版了《福州船政局及其结果》一书，记述了船政局创办的经过。当时外国人在中国办的报刊，也发表过一些评述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的文章。然而，这都只是属于时评和政论性质的言论，虽然记录下了宝贵的历史信息，但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美国学者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这部堪称“在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的著作，在多个章节论述了左宗棠在晚清同治中兴时期的思想与活动。其第五章中论到：左宗棠作为一名思想家几乎没有什么杰出之处，但是他同曾国藩一样是一名儒家社会哲学的杰出实践者。他在建立福州船政局、平定西北回民起义以及恢复并计划实现西北经济近代化等诸方面的成就为人所熟知……他的重建工作可以很好地同掌握着更多技术知识和物质资源的后来中国人及中外合作所作出的努力相比。其第九章叙述了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经过，指出：创建船政局靠的是左宗棠的胆识，而船政局所取得的成就，是中兴时期的中国能迅速解决一支现代陆军和海军的纯技术问题的另一例证。 1979年，澳大利亚《远东史集刊》第20集发表的庞百腾《中国早期发展经历中的西方技术人员和技术援助：福州船政局》一文，是为研究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专题论文。文章论述了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目的和效果，以及雇用外国技术人员的有关问题。作者指出：创办福州船政局，应归功于左宗棠。他已敏锐地意识到，为了扑灭海盗和加强海防，必需建造装有蒸汽机的军舰。左宗棠与他雇用的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签订的合同，还进一步表明，其目的是“为中国提供战争及运输的航海勤务”，培养合格的中国工程师、技工、海军军官及海员。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建立有效的国防来抵御帝国主义的进一步侵略更为迫切的了。 
初建时的福州船政局全景 作者分析了左宗棠及其继任者沈葆桢雇用外国技术人员的有关原则和方法，指出：在创办之初，中国方面，尽量选派最合适的人才担任船政局行政职务，以便迅速开展工作和处理好与欧洲人的关系。中国人希望与欧洲人有一个顺利的工作关系，但他们也敏感地觉察到：船政局雇用大批洋人，很容易会过分受制于西方。左宗棠和胡光墉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来解决这个双重问题，首先是向欧洲人提供最具有吸引力的物质报酬，但在特定的事情上，中国人规定，只有中国总理船政大臣有权处理赏罚及解雇。作者论述了福州船政局所产生的成绩，指出：在科学技术领域里，船政学堂的学生们学习并掌握了关于船舶工程、近代海战和航海技术的基本原理；培养了一批工程师和新型工人，成为中国新型劳动力的产生地。从某些方面来说，福州船政局的经验，成了进入下一世纪时可能遇到的某些事物的前兆。 费正清主持编撰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为国外关于中国史研究的权威性著作。对于左宗棠的活动与思想，作出了多方面的评述。在评价左宗棠的洋务活动时，该著上卷第六章指出：左宗棠这类活动家，当他们一旦了解现代技术对维护中国生存有重要意义时，便变得关心这种技术的应用了。其第十章“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中又指出：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虽然专心致志地进行内战，但也关心在与西方商人、传教士及领事官接触时经常发生的麻烦。他们虽支持宫廷坚守和约的政策，但也采取了走向自强的具体行动。左宗棠直到1862～1864年才真正强烈地感到西方的挑战……左宗棠也认为自强政策应包括改进吏治和实行更严格的军训。他强调必须学会西方的技术。他为人很谦虚，所以看到了中国知识遗产的弱点。 三. 左宗棠与陕甘回民起义 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军事活动，是左宗棠一生的重要经历。关于这一问题，不少外国学者进行了详细研究。美国学者马士于1890年出版了《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翻译出版），是一部较为系统地论述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 该书在第十六章“俄国与伊犁”中，简述了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作者指出：左宗棠以效忠天国为职责。他为人“坦率俭朴，是一个严正的官长，很为士兵所爱戴”，他以“卓绝的将才”，对反叛的城市所实行的一种惩罚政策是“大批的屠杀和诈欺的暴行”。《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也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分析了他为这场战争所制定的战略方针，以及对粮饷及其运输的筹划。作者认为：左宗棠这场战争“是一场在儒将和阿訇军阀之间进行的严酷的意志较量”；并分析了左宗棠取得胜利的过程与原因。 英国学者安德鲁斯《中国西北的回教势力》1921年出版于伦敦。该书在论述我国西北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同时，评述了左宗棠镇压回民起义的活动。作者利用甘肃地方史料叙述河州战役，指出马占鳌领导的回民军在三甲集的战斗导致清军惨败，而这“和历史记载相反”。其后，马占鳌向左宗棠投降，左宗棠已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勇武，很愿意宽宏大量地给他们以礼遇。该书还评价左宗棠在陕甘地区的善后工作，认为：左宗棠证明了自己作为甘肃总督，是一个优秀而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他设计了许多聪明的改革，做了大量工作来加速该省经历多年内战后的恢复。他采取的一个明智措施就是将回民隔离在若干个地区，他们在那里一直生活至今。甘肃充满敬意地怀念他。 
狄道州城东门墙上左军刷写的“不分回汉”的字样清晰可辨 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的第六章，也以大篇幅论述了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活动，阐述他在西北的善后工作。作者指出：在西北，左宗棠的首要问题是重新安置那些真正的贫民。在1871年洗劫金积堡之后，他立刻对流离失所者实行救济。他印发了圣谕，向当地回汉居民宣读。他留出一部分军需，为归顺的回民购买食物、种子、土地和牲畜，请求清廷为此提供粮食，又上书请求提供进一步救援。这些措施不单纯是恢复民政，部分也是为巩固后方的军事需要。作者进一步指出：即使在左宗棠非常温和的政策中也没有伊斯兰的地位，他剥夺了穆斯林首领们的权威，把他们的权力自然地转移到地方官手中。他反复强调儒家伦理道德。从儒学的观点来看，穆斯林宗教领袖把民众引入歧途。一旦战斗停止，医治措施就放在——如同在中国别处一样——选择优秀地方官，确立正确的司法制度，注意人民福利等方面，而首要的是放在改良社会风气上。 四.左宗棠收复新疆 左宗棠之收复新疆，为影响国内外时局的重大事件，甚为当时国外人士所注目，亦为后世史家所关注。1978年5月，左宗棠收复新疆南部的战争刚刚结束，据《西国近事汇编》载某外国报刊评论：“喀什噶尔为中国克复，则彼处确为中国之一隅。中国之于亚洲即为有权。当初陕甘总督左钦帅募兵于关外屯田，外国人方窃笑其迂。乃今观之，左钦帅急先军食，谋定而往，老成持重之略，决非西人所能料……其部伍严整，运筹不苟，如俄人攻棋法一般。其兵亦耐劳苦，志坚力果。计二十日经过一千二百里荒野沙漠，而得三城一大捷，由是叶尔羌、和阗各城先后克复。一千八百七十七年，兵在喀什噶尔过冬。中国至喀什噶尔一律肃清，可谓神矣。其克喀喇沙尔也，兵以寡胜；其克喀什噶尔也，兵以合围胜。使欧人当此，其军律亦不过如此。平时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人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人一清醒也。”高度评价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胜利。 英国学者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1878年出版于英国伦敦。其第十二、十三、十四章较为集中地论述了左宗棠指挥中国军队进入新疆，迅速击溃阿古柏军的过程，分析了中国胜利收复新疆的原因。作者评价了中国军队的胜利进军：乌鲁木齐的“攻陷”，从军事意义上来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功绩；玛纳斯的“陷落”成了传遍中亚细亚一带的一个沉重打击。中国的这次进军是以如此惊人的隐蔽进行的，而攻击又是如此神速和巧妙……这是在中国和中亚细亚的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军队及其将领，已经取得了在任何国家都可以引以自豪的功绩。中国的将军们具备了充分使用他们所创造的武器所需的才干和军事知识，这个武器也是能够出色完成最艰巨的任务的。中国人的所有的军事行动都有他们的非凡的深谋远虑特点，这些行动表明中国将军和他的副手们的非凡才干，也表明他的士兵们的服从、勇敢和忍耐力。 作者还驳斥了英、俄一些报刊散播的所谓“中国人暴行”的谣言，指出：在这个地区，中国人执行了一种较为温和的政策。中国军队并没有因任何过分行为而有损声誉，他们对非武装居民的温和态度冲淡了他们对武装敌人的严厉态度。没有可靠的根据证明他们犯了更残暴的罪行。作者还叙述了中国军队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国人在库车设立一个司令部……主要行政措施则旨在改善突厥穆斯林居民的处境。他们建立了一个行政部门，目的在于为贫民提供生计手段和为整个社会利益分配谷种。这个部门也监督道路的修筑和渡口、驿站的设立，用以便利商业和旅行的活动，以及加速邮件的传递。给所有的城市任命了行政长官和治安长官，并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对付瘟疫或饥荒的发生。 本书还评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中俄伊犁交涉和左宗棠为收回伊犁而展开的战争准备，指出：中国人十分坚决要收复伊犁。如果引起一场俄中战争，中国有足够兵力，也有足够的准备，使二万人的俄国军队陷于困境。他们的军队已作好战斗部署，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多，准备得一天比一天完善。中国人认为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俄国人就无法具有同等的自信，无论在兵力上或在道义立场上。 美国学者明恩溥（亚瑟·史密斯）《中国人的气质》。其第七章“忍耐”中评述道：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被派去镇压回部叛乱。这场风波开始时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却象野火一样飞速地蔓延，燃遍整个中国西部，还烧到了中亚。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安营扎寨后，重重困难横亘在他们面前，几乎难以克服。当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发文章，既嘲笑左宗棠的贸然发兵，也嘲笑政府居然昏庸到靠贷款筹集资金，来应付高昂的军费开支。然而，在抵达叛乱地区一年之内，左宗棠的大军分成两个纵队，沿着高耸的天山两侧挺进，追赶逃窜在他们前面的叛乱分子。每当他们来到一个军需供应不足的地方，大军就会转而屯田，耕作土地，以便获得他们将来需要的粮食。就这样，屯田与进军交替进行，左宗棠的“农垦大军”胜利地完成了收复失地的使命。这一成就，后来也就被认为“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编年史中都是最为壮观的”。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十六章俄国与伊犁，论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及其对俄国侵略的强硬方针。在中国，战争的情绪亟为高涨。左宗棠在新疆有部队六万人，这些经过十年不断行军的老兵结合成为一个战争系统，并且带领他们的军官，在那十年当中，也都浸染了不少左宗棠的尚武精神和军事才能。这支力量，他“最希望能够用在同俄国人一决胜负的战场上”。左宗棠用血和铁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光荣地用和平方式收回了伊犁；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是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象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但是，外交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因为帝国已经准备好有效地去使用武力。胜利是毫无疑问的。他还引用当时英国驻俄国大使德费伦的评论说：一位伟大的外交家在提到这个条约的时候说，“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又引用英国学者麦高文在《中华帝国史》中的评价：“这次辉煌战役可与西方国家统帅们的最光明灿烂的功绩相比拟。” 学术界的观点无疑地影响到美国政坛高层。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自苏联莫斯科来中国兰州市访问，曾在甘肃省政府举行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对左宗棠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的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的前门，自上海搬到迪化，使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中亚细亚，到整个的世界，这见解能够影响到整个的世界局势。我是第一个从中国的前门拜访中国的国际友人，我对左宗棠抱着无限的敬意。”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二章晚清的对外关系、第四章西北与沿海的军事挑战，也都论述了左宗棠为收复新疆所作出的努力。关于“海防与塞防之争”，其第二章指出：左宗棠警告清朝廷，如果现在中辍此役，就会招致外国人对新疆的统治。又叙述他“为准备这次战役而殚精竭力”，大军克复北疆后，英国居中调停，左宗棠毫不动摇，挥师猛进，“军队的前进速度比在伦敦进行的讨论还要快”，挫败英国的阴谋，取得了平定天山南北的胜利。关于收回伊犁、建立新疆行省的问题，该章指出：“清帝国既然恢复了新疆的统治权，中国也就具备了俄国所答应的归还伊犁条件”，而新疆的改设行省，“这一制度革新成了中国边疆史上的里程碑”。在第四章，论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若干问题。该章首先分析了当时新疆面临的形势，指出：“俄国侵占伊犁，要从更大的方面来看……新疆现在已处于清、俄、英三个帝国相交的三叉路口上，特别是中、俄两国，因有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对新疆的前途非常关注。”“从当时形势和历史传统来看，收复新疆是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因为，蒙古在东干人的刺激下，也开始有些不稳……如果容忍阿古柏伯克或俄国人占有新疆，骚乱也可能在蒙古蔓延”。而左宗棠的远征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向“西域”的大举征伐……这是一场中国人之间的种族战争，可比之为清代中叶或唐代的远征。左宗棠为使新疆变成清朝的一个行省并使更多的汉族移民前往定居铺平了道路。 综上所述，西方作者对于左宗棠收复新疆，大多作出了较高的评价，其叙述也较为客观。但由于世界观念的差异和某些偏见，尚表现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如认为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一场中国人之间的种族战争”，是一场“平叛”，而没能看到这是一场中国人反对外来侵略、收复自己神圣领土的战争。此外，并有前苏联的一些学者，竟然还在维护原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对左宗棠进行污蔑，认为左宗棠收复新疆之举，是站在“封建保皇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中亚细亚抱有侵略意图”，作了完全颠倒是非的分析。 五. 左宗棠的师友僚属关系 不少外国学者还将视线投向了左宗棠的师友僚属关系，而主要是与其同时代的重要人物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等的关系。日本学者紫山川崎三郎《东邦之伟人》一书对此作了较早的评述。该书之下卷第18章为“交友（丁）：左宗棠与曾国藩”，分析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曾国藩之间的关系。认为：左宗棠征讨太平军时，其沉毅坚忍非李鸿章所及。李鸿章平定江苏的功劳虽大，但他有常胜军的势力，有武器弹药的供给，也有粮饷金谷的便利；而左宗棠转战于鄂、湘、闽、浙之间，苦于粮饷不足，是李鸿章无法相比的。李鸿章荡平捻军的勋劳非为不伟，但左宗棠悬军千里，身为陕甘总督征讨回民军，也是李鸿章不能相比的。若以军功武勋而论，左宗棠凌驾于李鸿章之上。作者评价说：左宗棠的长处并非文治经论，而在军务；并非外交手段，而在将略；并非识见之高，而在胆力之大；并非学殖之深，而在意志之健；并非才艺之美，而在精力之壮。所以，他经世的见识和经世的手腕，不得不略输李鸿章一筹。作者还认为：李鸿章代表进步主义，看重外政；左宗棠代表保守主义，看重军政。但指出：左宗棠未必偏向守旧主义，临终的奏闻中有铺设铁道、制造兵器一节，足见其洋务的见识。从个人的品格而论，左宗棠资性沉毅、办事果断、廉洁而重信义、处事刚明、光明磊落，因此而卓有声望、有信用，为李鸿章所不能及。曾国藩对于左宗棠称赞备至。左宗棠保存有曾国藩的遗风，但晚年与曾国藩论及时事，意见不能完全一致；担任两江总督时，对曾国藩的所为多有更革。 英国学者布兰德著《李鸿章传》一书，对于李鸿章对外妥协方针与洋务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也评述了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矛盾。该书分别于第一、三章评价左宗棠：“是人品完美的罕见典范人物……身居高位，却生于贫寒，死于清白”；但在剖析左、李分歧时却认为左宗棠是“一位率真的军人，对其祖国的伟大怀有高傲而完全错误的观念，毫不掩饰他对李鸿章和解策略的轻蔑……他们之间的对立一度成为全国每个衙门的谈资”。又在第五章讥讽左宗棠与醇亲王为清朝保守派的首领，表现出“排外态度及普遍的沙文主义倾向”；他深受“愚昧无知与民族自尊的影响”，对李鸿章采用西方思想与和解政策，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他完全相信以中国人在兵力上所占的优势能够击败俄国或其他任何欧洲国家。 从以上两位日、英学者的论述来看，他们对于左宗棠的历史影响和个人品质，表示出赞赏的态度，但对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给予贬抑的评价，和认为左宗棠“代表保守主义”、“排外”、“沙文主义倾向”等的观点，却不合乎事实，也是完全错误的。 美籍华人汪荣祖撰写于1990～1992年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评价了左宗棠与郭嵩焘的关系。其第十章“粤东攻防与左郭交恶”叙述左宗棠与郭嵩焘围歼太平军余部时关系恶化的过程，并剖析其原因。说“显然，左以郭为曾（国藩）同志而难之”，“左宗棠先后平定浙、闽，功高志骄，全然不把郭嵩焘放在眼里，郭氏心里必亦有数，但左氏此举不顾大局，遗累粤省，则又何说？”左宗棠“以蒋益澧代之，更可知左氏用心私多于公，攻击郭原有起用亲信之目的”。作者的观点显然是贬左袒郭的。 综上所述，一百多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于左宗棠研究确实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并展开了多角度的叙述和评价。这些，都反映出左宗棠当时与延续至今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因笔者学力未及、见闻所限，当有更多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未能涉及，特此抛砖引玉，以求指教。 来源：《左宗棠研究文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