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窝囊的外交家，把持外交数十年，他走到哪里，中国必打败仗

腾飞说史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晚清名臣李鸿章，清朝在鸦片战争以前，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处理与欧美国家的事宜，并无近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中华朝贡体系到了明清时期，走向了成熟，朝鲜、越南、琉球是中华朝贡体系之中最稳定的成员，清朝处理朝贡事宜的部门主要是礼部和理藩院。

中华朝贡体系与西方的殖民体系，同属于当时国际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但是，到了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朝国力的衰微，中华朝贡体系逐步走向崩溃。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1885年的《中法新约》、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琉球、越南、朝鲜这三个最稳定的朝贡国也相继与清政府脱离宗藩关系，朝贡体系全面崩溃，取而代之的是近代条约体系。

以“条约体系”为主的国际关系模式起源于1648年欧洲主要国家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理论上来说，条约的签署国具有平等地位，条约是国际法的一部分，有时候，条约甚至是国内法的延伸。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

但是，清政府是被迫加入到条约体系中来的，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共签订了30多个条约，而这些条约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是丧权辱国，最典型的就是《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鸿章也是中国最窝囊的一位外交家，他所到之处，中国必打败仗，他没有到的地方，中国反而打了胜仗，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我们来详细叙述一下这个问题：

李鸿章能够掌控中国外交数十年，成为一名外交家，与清政府被列强逐步拉入以“条约体系”为主的国际关系模式有关，在晚清时期，通商、海关、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事务都与“洋务”有关，无论是办近代军事工业，还是办民用工业，亦或是处理关税相关的事宜，都需要与洋人打交道，通商、海关、外交、军事、经济这些事务都被称之为“经世致用”之学，是清政府的自强之道，办理这些事务的大臣就是洋务派官员，洋务派官员在办理洋务的过程中，不仅掌握了地方实权，而且自身还获得了不少的经济权益，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因为洋务运动是一场工业化运动，与军事、经济密切相关。

李鸿章与美国总统格兰特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清政府设置总理衙门处理与外国相关的事务，总理衙门下设办理三口通商大臣，负责处理牛庄、天津、登州三个新设通商口岸的税收、关防等事宜，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又改为北洋通商大臣，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属于钦差大臣，北洋大臣管理直隶、山东、奉天三个省的外交、海防、关税、军事等事务，恰恰在这一年，曾国藩离任直隶总督，曾国藩去职之后，李鸿章接任，清政府还授予李鸿章文华殿大学士的头衔，从此以后，李鸿章不仅执掌了清朝的中枢权力，而且还成为了地方实力派，可以说是权倾朝野。

1871年，总理衙门的官员

这个时候，唯一可以与李鸿章相提并论的地方实力派就是闽浙总督左宗棠，所以，李鸿章要竭尽全力遏制住左宗棠的势力。

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海军与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清朝陆军之间的军费之争。

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暂弃关外，专清关内”，而左宗棠则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主张力保新疆，清政府被左宗棠说服，慈禧太后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新疆军务，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李鸿章并未参与，所以打了一个大胜仗。

左宗棠

1883年至1885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清政府对抗的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二强国的法国，李鸿章也并未直接参与这场战争，清军在陆路与海路均取得了一些胜利，海路方面，清军成功抵挡住了法国人对台湾的入侵，陆军在冯子材的率领下取得了镇南关大捷，镇南关大捷使得法国陆军受到重创，消息传到法国，法国举国震惊，直接导致了茹费里内阁的倒台，中法战争，本来是中国胜利了，法国失败了，可是呢，清政府在战争胜利的有利条件之下，却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负责与法国人进行谈判，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法国人签订了《中法新约》，法国人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还获得了许多的权益，清政府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却被迫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

法国人绘制的中法战争场景

甲午中日战争，李鸿章参与了，这场战役，可以说是李鸿章指挥的，但是呢？却一败涂地，然而，1876年至1877年发生的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战役、1883年至1885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李鸿章并未参与，这两场战争，清政府都取得了胜利，中法战争到了后期，李鸿章一来，就“不败而败”了。

李鸿章真的是所到之处，中国必打败仗吗？其实，李鸿章长期办理洋务，作为一名地方实力派，深知清朝军力的强弱，也对西方国家的军事、内政与外交了如指掌，正因为他了解清朝与西方各国在军事实力方面的差距，所以才不敢与洋人轻言战事，那么李鸿章所到之处，必然是出来和谈的，不敢冒险轻言战事，必然是委曲求全，也就没有打胜仗的希望，左宗棠、冯子材等人可能敢于冒险，对洋人比较强硬，也就有了打胜仗的希望，如果让李鸿章参与收复新疆的战役和中法战争，也许清军根本就没有胜仗可言。

晚清时期的清政府积贫积弱，作为清政府的一名外交官，签署了那么多的不平等条约，李鸿章本人也无可奈何，他自己只不过是大清帝国的一名“裱糊匠”，在内政上“东补西贴”，在外交上自然也是卑躬屈膝，在屈辱中求得一点利益。

李鸿章虽然是大清帝国的一名“裱糊匠”，但是这位窝囊的“裱糊匠”与“外交家”却因洋务运动而积累了雄厚的个人资本，李鸿章个人财富的多少从他去世之后的财产分配上也可以略见一斑，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是李鸿章的外孙，李鸿章去世之后，他得到了八幢豪宅。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李鸿章是世界首富，民间早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的对联流传，据说李鸿章在洋务运动期间积累了4000多万两白银的个人财富，其实这也只是一个估计，究竟有多少，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