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王錱与曾国藩恩怨纠缠时，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作为这个事件的主角之一，一直在家隐居的左宗棠终于出场。

据王闿运的《湘军志》记载：“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兼并，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诉于巡抚，借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按照“抑豪强，摧兼并”的思路，向左宗棠的女婿陶桄发出命令，要征收数目很大的捐款。可“陶家仅捐一万，侍（曾国藩）已严批不允。且正月交五千，三月交五千，尤为支展”，显然，陶家承诺的捐款数字和期限没有得到批准，陶桄只好去湘阴找岳父帮忙。

左宗棠之前曾经掌管过陶家的家务，知道其家底，此时恰好曾国藩也来到省城长沙，便去当面“缓颊”，希望能够稍稍宽免。不料，曾国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不愿跟曾国藩搞僵，但拿不出这么大一笔银子，眼前这个关就过不去。万般无奈，只好由陶桄拿着田契、房契一类不动产证明上藩司衙门呈控，以据理力争、公事公办。藩司做不了主，事情就这样摆到骆秉章面前。

曾国藩逼捐很暴力，但被左宗棠挡了

两人因此结怨

骆阻止了这次不合理的“勒捐”。曾国藩大大地丢了一回面子，以致十多年以后依然愤愤不平地对心腹幕僚赵烈文说：“起义之初，群疑众谤，左季高以吾劝陶少云家捐资，缓颊未允，以致仇隙。骆吁门（秉章）从而和之。泊舟廓外，骆拜客至邻舟，而惜跬步不见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 

曾国藩的座船，相当于他的官衙，骆秉章作为一方之主，仅半步之遥却视而不见，当然是非常失礼的举动，对曾国藩刺激极大。他把这种刺激完全归咎于左宗棠，则未免不讲道理。

当时，陶家到底是实在无银纳捐，还是有钱不捐呢？我们不妨从侧面来看看一些证据。左宗棠曾经在给胡林翼的书信中说：“少云（陶桄）归小淹后，展得其书，伊甚不乐居彼处，颇思北上也。闻其家计近更糟，弟亦不欲与闻，亦不敢与闻也。”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 87 页） 

胡林翼是陶桄的姐夫，左宗棠是陶桄的岳父，等于是在这里谈家事，当然不会隐瞒作假。陶桄之前住在长沙，不愿回老家益阳小淹镇，但又不得不回，不是因为省城里生活成本太高，还会是什么呢？并且他的家计更糟，以致到了左宗棠不愿与闻、不敢与闻的地步，陶家的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也就不难想见了。

更早一些，陶澍刚刚去世时，胡林翼在《呈岳母及岳父陶澍之妾》的书信中说：“岳父一生辛苦，并无余钱，且做官既久，江南事体又多，万一有赔累之事，则家中光景势必更难。此时只有出处的，没有进来的，倘或要钱用，比早年更难。现在家中现存之银无多，田中出息亦有限，必望娘、妈大人同各位姨娘共同商议，按款经理，量入为出，免得弟弟将来吃苦。” （《胡林翼集》第二册，第 1032 页）

这封信是在道光十九年（1839）写的，当时陶家的景况不过如此，十多年以后到底如何，也可想而知。陶桄要稍待时日，等到变卖一些财产之后才能凑足万两之数，是实在情形而非“支展”，曾国藩的确是“惑于人言”，搞错了。但是，他却由此对左宗棠产生隔阂，并且此后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骆秉章没有按照官场中历来“官官相护”的规矩办事，而是相信陶家对于家境的陈述是真实的，力主公道，竟然毫不含糊地否决了曾国藩这个二品大员的意见，让左宗棠有点儿出乎意料，并且心存感激。

而骆秉章当然不愿错过这个机会，趁热打铁，邀请左宗棠入幕。当时的长沙再一次面临险境，加上刚刚欠了骆秉章这个人情，左宗棠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是事先说好“不受关聘”——不签用工合同，随时可以走人。

左宗棠进入骆幕，此时得报，有太平军从陆路经湖北通城逼近湖南平江的上塔市，立即派胡林翼、林源恩领兵前往抵敌，大获全胜。又得报湖北崇阳、通城太平军越来越多，又派塔齐布、王錱领兵进入湖北防御。

这一次，王錱遇到了他毕生唯一的一次大败仗：走到羊楼峒地方，突然跟大批太平军遭遇，众寡悬殊，不能抵敌。吃亏以后退往岳州，不料对方跟踪而来，三月初十这天直扑岳州城，将其团团围住。

曾国藩本来是率领大军由水路进发岳州的，看到这种情况害怕自己被围，加上跟王錱的过节，打算见死不救，陈世杰再三苦劝，这才派炮船到岳州城外虚张声势，放了几炮。王錱等九百余人乘机缒城而出逃离岳州，老湘营其余官兵被全歼。

于是，太平军大举“上犯”，数千战船分泊于靖港、铜官，又从靖港登陆，取道宁乡，直趋湘潭。二十七日，将湘潭攻克。

左宗棠列席了湘军召开的军事会议，他坚决主张增援湘潭，经过讨论，这个主张占了上风，决定以全力争夺湘潭。于是，将已经派往宁乡的塔齐布中途拦截改派湘潭，周凤山、江忠淑、李辅朝、张正扬等陆路兵勇，褚汝航、夏銮、杨载福、彭玉麟等带领的水师，直取湘潭。

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曾国藩本应该在第二天带领其余水陆作为后援跟进，但是由于他听取了错误的情报，在四月初二日用剩余兵力全部杀向靖港，大败而归。为此，曾国藩羞愤至极，舟至铜官渡，一头跳下水去，被章寿麟救起。

曾国藩多次试图投水自杀

曾国藩的座船回到长沙，从省城前去湘江迎来送往的官员们，竟然好像没看见一样，即使从旁边路过也不去打个招呼，更有人主张向朝廷弹劾曾国藩，裁撤湘军。连日来，曾国藩既不梳洗，也不饮食，写好遗嘱，让弟弟曾国葆准备棺木。

有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来到曾国藩的船上，看到曾国藩这副模样，便猛烈抨击他打算轻生的举动，极尽讥笑、怒骂，然后才缓缓劝说道：事尚可为，速死非义。这个人就是左宗棠，但无论他怎样口干舌燥，曾国藩仍然没有打消原来的念头。

事后，有人就此指责左宗棠在靖港之败时对曾国藩“多有讥刺”。其实，这种说辞是专门为维护曾国藩的脸面而设计的。试想，湖南官场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弃曾国藩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独有左宗棠还在惦记着他，难道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贬损曾国藩？果真如此，他只需加入城里那些猛烈抨击曾国藩的人群即可，根本不必出现在曾国藩面前。

左宗棠却在此时专程来看望这个没人理睬、丢魂落魄的败军之将，是因为他知道，太平军大兵压境，而湘军出师不利，大败而归，在这时候如果主帅自杀，接下来这个仗怎么打？满城百姓的性命托付谁？没有了曾国藩，也就没有了湘军，湖南全省筹钱筹物组建军队自卫的努力，也就全部付诸东流了。

他痛斥曾国藩寻短见的打算，正是为了激励他振作精神，不要让湘军在这种时候失去统帅。如果说左宗棠此举竟然是一心想着贬损曾国藩，以打击他的威信，当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就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传来了湘潭大捷的战报，曾国藩不禁为之一振。据报，援军于三月二十八日抵达湘潭，初五就将县城夺回，八天里十获大胜，“杀贼”近万人，溺毙、焚死者不计其数。剩下的太平军纷纷撤退，沿途各县又不断进行攻击。靖港的太平军得到消息，连夜扬帆逃跑，即使经过湘阴、岳州也不敢停泊。后来，李秀成将这次战役总结为太平军的十次重大转折性失败之一。

被这次胜利鼓舞，曾国藩开始视事，再也不提寻短见的事了。湖南派出徐统绪、陈鉴源、江忠淑、林恩等进入湖北崇、通一带，大战至闰七月初八日，攻克了通城。湘军塔齐布、罗泽南等人收复湘潭之后，带队前往岳州，进攻新墙，在城陵矶又大败太平军，太平军主将曾天养阵亡。然后，湘军克复崇阳县城，乘胜进攻咸宁，很快直逼武昌城下。

另外一支太平军从四月攻取岳州之后，渡过洞庭进攻常德，五月初二拿下华容，十三日夺取龙阳，十六日将常德府城攻克。得到报告，湖南立刻派出李辅朝、周凤山、赵启玉等出动，由胡林翼节制，赶赴常德。沿途每战克捷，在抵达常德之前，太平军乘船由西湖逃走。湖南全境恢复。

大局略定，左宗棠打算抽身，骆秉章竭力挽留。这段时间，他提出意见时往往直截了当，从不拐弯客套，骆秉章总是不以为忤，一点儿都不摆巡抚的架子，推诚委心，非常诚恳，左宗棠经过思考，答应留下。

于是，他不仅继续在骆幕“专湖南军事”，并且全面辅佐骆秉章，为曾国藩的湘军提供军饷、战船、军械、军装、旗帜、营帐、锅灶、盐米以及其他一切物资，湘军终于在曾国藩的统率之下浩浩荡荡出省东征。

但是，由于前面说过的种种原因，曾国藩没有带上王錱，并且跟骆秉章和左宗棠也形成了深深的隔阂，这三个人显然被他划入了另册。

王錱从岳阳失败后，陷入极度的自责和苦痛之中，左宗棠一再前去看望、安慰他，几次写信鼓励，令王錱十分感动。

他给左宗棠回信说：“岳州败归，蒙殷殷告诫，虽骨肉无以加。嗣后四奉手书，语语从至性流出而入人心坎。錱何幸而得此知己乎。自获戾以来，每念深负君国，又痛诸友诸勇殉难之惨，肝肠寸裂，忽忽焉，不知生之可乐而死之可悲。但蒙中丞生死骨肉之恩，俾及于宽政，不以即戮，而使留残喘以图赎，錱心非木石，尚敢自爱其身乎。” （《左宗棠年谱》第 40 页）

于是，王錱走出了失败的阴霾，重组老湘营，成为湖南省防的中坚力量。这时，湖南北面的岳州一带，时时须警惕湖北太平军“上犯”，南面的郴州、桂阳，广东的连州、韶关、永州、宝庆，广西的全州、桂林一线，反叛蜂起，与省内腹地土匪互相呼应，往往一夕数警。王錱带领他的老湘营打了一系列的胜仗，为战争时期的湖南创造了一个安定的环境。

事实证明，曾国藩对于王錱的某些判断和评价，并不符合客观事实，王錱在以后的战争中，再也没有失败过，也从来没有不受节制的情况出现，他跟骆秉章、左宗棠形成了非常默契的配合，彼此间的关系也亲密无间。

咸丰七年，曾国藩因咸丰帝许诺的权力没有下达，以丁忧为借口弃军而去，如果湘军在这时候有个闪失，很可能将彻底覆灭。为了支撑江西的危局，左宗棠只好和骆秉章一道直接干预前线的战事。

咸丰七年（1857）五月，围攻吉安的部队报告“援寇大至”，形势吃紧，左宗棠立刻派王錱星夜援赣。老湘营本来有三千人，进入江西之后，又增加了一千。王錱说：“某虽以孤军遇极强之寇，处至危之地，不敢轻求应援，非自足而恶人分功也，实以冗杂之众多不如少，棼泯之卒有不如无。况吾民久困水火，安忍使之益热益深乎。” （朱孔彰编：《中兴将帅别传》，岳麓书社 2008 年版）

这是王錱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七年春，奉诏援江西。公自是屡奏奇捷，皆以寡击众，大小百余战，杀贼十余万人。” （《中兴将帅别传》）

王錱的战绩相当骄人

王錱和左宗棠的军事见解完全一样，一直用灵活的战术打游击战，不去片面注重对于城市的占领，而是以歼敌有生力量为重，由于战术得当，每次遇敌都获得大胜。

这一年，太平军将领胡寿阶、何秉权率领数万人前来增援吉安，到达赣江以东，与城内太平军隔江相望。王錱到达吉安之后没有停留，而是沿赣江南下，渡江，然后在一座山包上驻军。

太平军赶来之后，他命令士兵们只管埋头修筑营垒，不许抬头。部署完毕，自己带着鼓登上高处。太平军见状十分疑惑，不敢前进，而老湘营的士兵则继续筑垒，旁若无人。接着，山背一支队伍绕到敌后，太平军急退，而王錱的鼓敲响了，“士投畚操戈大呼驰出，左右伏兵齐起”，太平军大败，何秉权被阵斩，左路军被赶入赣水，剩余的全都逃到水东去了。吃饭的时间到了，王錱下令：“今天拿下水东之后再吃饭。”于是挥军直捣敌垒，胡寿阶逃遁。

五月，胡寿阶再次自万安屯藤田，打算从安乐解吉安之围，他这次又凑集了好几万人，发誓要报前仇。王錱在流坑与之相遇，先攻击敌军左路，自己则带领敢死队百余人直捣右路，“贼崩奔。再蹴之瑶岭，岭险狭，贼悉坠岩洞腹碎首以死，遂禽寿阶” （《中兴将帅别传》） 。

闰五月，太平军又从宁都出动数万人抵达永丰的韶源地区，以增援吉安。王錱以一千二百人迎战，“屡败之，迫及宁都之钓峰，贼为背水阵。既败，尽没于水，师践积尸以渡，斩伪将军萧复胜。复破贼于古夏，再破新城贼数万于东山坝，斩伪总制张宗相”。

太平天国的杨宜清、杨辅清，“愤其众屡衄”，集结了十万人，屯驻广昌的头陂，要与王錱决战，并且传令：前面的人敢退却，后面的人便将他杀掉。王錱知道之后十分高兴地说：“敌人分散很难办，聚集的人多了，歼灭起来就容易了。”于是勒兵大战，王錱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士兵们紧紧跟随，喊杀声响彻林樾。“贼大溃，逐北六十余里，斩级万余”，又别遣部将收复安乐。

在短短九十天里，王錱连获十二次大捷，极大地支持了江西战场的湘军，于是江西和湖南、湖北的三位巡抚，纷纷在奏折中陈述王錱的战绩，清廷赐予“爱什兰巴图鲁”称号。

然而，连日鏖战，王錱体力大大透支，八月竟然猝死在军中，年仅三十二岁。左宗棠闻耗，备感惋惜，伤痛不已。在给胡林翼的信中，他称赞王錱“今世战功之铄，罕有伦比。刚毅明决，用兵如神，非独江、塔、罗、刘所不及，即求古之名将中亦少见” （《左宗棠全集》第十册，第267 页） 

自诩诸葛，人称“左骡子”，骂曾国藩、骂李鸿章，政敌无数。

慈禧力挺：三十年不许参左。

师爷变封疆大吏，打硬仗，抓经济，办洋务，兴教育，

国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看点：左宗棠卓越功绩的背后，克服了怎样的艰辛险阻？他到底是“左屠夫”还是“左阿訇”？曾国藩、李鸿章与左宗棠到底是真不好还是假不好？读史论道，眼里不能只有一个满满的励志哥左宗棠，那个真性情的左宗棠，他的情怀、才学、品格，更值得我们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