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北戴河这地方大概是因为毛泽东这首《浪淘沙》出的名。在六、七十年代，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那是个神秘的地方。老毛在那抒了回情，开了若干次会，最后还废了他的接班人。在大家的印象中，那里几乎就是近代的承德避暑山庄。权贵们热了，就到那去吹吹海风，泡个海水澡，在舒适宜人的环境里酝酿下一轮的争斗。七十年代后期，当这一切都结束了后，北戴河终于轻轻地向公众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八零年暑假，满弈和三个从小一起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发小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向这个当时还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驶去。

旅馆

当时的北戴河好像还没有商业旅店，因为刚刚对公众开放，接待非公费疗养的游客就成了当地中学的一项副业。暑假的时候，学校就把教室腾空，在地下铺上两溜蒲草垫子，就算旅馆了。三毛钱一天，住一天交一天的钱。院子里有个自来水管子可以刷牙洗脸，学校的伙房开伙，价钱和一般的机关学校的食堂差不多，质量说不上，但只要按点去，就有东西可吃。晚上教室里蚊子成群，幸好早有耳闻，满弈他们带了好几盒蚊香。到睡觉的时候，沿着蒲草垫子，每隔两尺左右就点上一盘，把个教室熏得像个香火很盛的庙，虽不能完全抵挡住蚊子的袭击，倒也勉强可以入睡。

学校传达室里坐着一个总是在打瞌睡的老头，算是整个旅馆的警卫了。教室没锁，整天敞着门。几个人唯一的贵重物品就是一架照相机，出去时总随身带着。白天扔在屋里的无非是几件换洗衣物，只有一件事让他们有些担心，每天晚上回去时首先要检查一下那几盒蚊香是否还在那放着。

在哪个学校旅馆里住了大概有四五天的样子。身上被蚊子咬了四、五十个包，开始两天还看得出来，后来被太阳晒黑了，包也看不出来了。

据说目前北戴河旅馆已达700余家，有三万多个床位。

海滩

北戴河的海滩非常好，浅黄色的沙滩很宽，沙质也很细软。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公众旅游这么一说，所以和现在所有的海滨胜地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沙滩边上你看不见一幢幢高高矮矮的旅馆建筑，只是在公共海滩边有一些很简单的，以太阳能为能源的公共浴室。北戴河的阳光充足，所以从海里游完泳上来，总是能很舒服地冲个热水澡。

海滩上的人并不太多，估计有一半以上的人是去公费疗养的各类“先进人物”，也有一些像满弈他们这样的放暑假的大学生。那会儿的海滩上，男人都穿游泳运动员穿的那种游泳裤，用不了几寸布；可惜的是女人也穿游泳运动员穿的那种游泳衣，看不到比基尼，但在海滩上晒太阳时仍觉得很养眼。带个蛤蟆镜，披一条彩色大浴巾就觉得时髦的不得了了。

沿着公共海滩往西走（满弈在外地常转向，这里的“西”就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就是往那边走的意思），渐渐地就能走到他们当时称之为高干海滩的地方（那时没有私人海滩的概念）。在那看不到那些公共浴室，但在沙滩边上开始出现一幢样子都差不多的别墅。一座座很漂亮的小洋楼，每幢别墅临海的一面都有个很大的阳台，有的大些的还有上下两层阳台。有意思的是，所有的这些房子全都没人住，也没人看着。一到晚上，一个个黑洞洞的小洋楼像一座座碉堡，静悄悄地立在那，任凭海风穿堂而过。

于是一天晚上，满弈哥几个每人拎着两瓶啤酒走进了其中的一幢别墅，坐在阳台上开始喝酒聊天。不久他们发现在隔壁的一幢别墅里，居然也有一帮和他们想法一致的年青人，大概是喝得高兴，居然对着海风唱起歌来了。那时的年青人唱什么歌，不用想就知道，邓丽君呀。当年的年轻人唱邓丽君，不是一首一首地唱，而是一盘一盘地唱。四十五分钟左右一盘的录音带，不但每支歌的顺序不会唱错，就连每两支歌中间那几秒的间隔都能唱出来了，美其名曰“此时无声胜有声”。那边儿唱邓丽君，这边儿能示弱吗。一边儿唱完一支，另一边儿马上就接上一首，而且肯定是那盘磁带上的下一首。谁要是接不上或接错了，那就算栽了，两边的人一块起哄。

海蟹

那几年去北戴河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去吃新鲜海蟹。从北戴河回北京的人，一定会带上少则几只，多则十几只通红的海蟹给家人和朋友尝尝。所以满弈他们一到那就琢磨着怎么先弄点海蟹吃。一打听才知道，在北戴河吃新鲜海蟹和当年宋江在洵江楼吃鲜鱼的法子差不多。得一早就起来，到一个专门卖海蟹的小码头去等出海捕蟹的渔船回来，然后直接从渔民手里买他们刚刚捕到的新鲜海蟹。

一切都打听清楚了，哥几个第二天起了个大早，走了好几十分钟，赶到了那个小码头。到那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渔船还没回来，可已有不少人在那等着买海蟹了。没等多大功夫，捕蟹的渔船就都靠岸了。说是渔船，其实都是些很小的木船，每条船上也就俩仨人。买蟹的人有的买得挺多，那肯定是当天就要走，买回去送人的。满弈他们因为就是想尝尝，所以每人买了两只，提着手里就往回走。

提着螃蟹走出了码头他们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虽然几个人看上去都跟野小子似的，但毕竟还是文明人，总不能把这几个螃蟹给生吃了吧。每人手里这两只青色的螃蟹，怎么才能变成那种诱人的、通红的螃蟹呢。再往前走了几步他们发现，真所谓是杞人忧天倾，庸人常自扰。路边农户的门上有不少都挂着“加工螃蟹”的牌子。他们走进了一家农户的院子，见院子里地下垒了个挺大的灶，上面架着一口大铁锅，一老头儿正在那生火呢。

满弈跟老头问了问价才知道，加工螃蟹论斤算钱，五分钱一斤，包括把螃蟹洗干净，加盐，花椒然后蒸熟。老头家里没称，多少斤全凭用眼看。看看他们几个手里那几个螃蟹，老头儿说，就这么几个，不值得蒸一锅的，让他们再等等，等再有人来加工螃蟹的时候一起上锅。然后老头儿就把他们的螃蟹洗干净，在每只螃蟹背上放上一撮盐和几粒花椒。还不错，一会儿就又来了一个手里提着一大堆螃蟹的主。锅一上汽，香味就飘出来了，哥几个的眼睛就跟着开始发亮，话也没了，就等着老头儿揭锅了。等每人手里拿着两冒着热气、通红的螃蟹走出那家农户时，那话怎么说来着，喉咙里都快伸出只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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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出

在许多文学作品里，有许多优美的文字把海上日出的优美景色描述了许多次。所以有机会能亲眼欣赏一回这个景色还是相当那个令人神往的。在北戴河看日出的最好地点是一个叫鸽子窝的地方，离满弈他们住的地方不近，走路得用四、五十分钟，而且只能走着去。于是就又起了个大早，黑灯瞎火地朝鸽子窝走去。

到了地方，天已经蒙蒙亮了，天空中还能看见最后几颗星星，远处的地平线已依稀可见，但不敢肯定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这时聚在鸽子窝看日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不断地看表，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突然，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冒出头来，在第一瞬间，好像是从海面上冒出了一个贼亮的灯泡，一缕金光顺着海面唰的一下滑了过来。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呢，那个灯泡又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火球，这时可以听到从所有人嘴里发出的一声惊叹，随后又是一阵欢呼。”

可惜的是，满弈和他的哥们没能看到这个景色，因为那个景色那天根本就没出现。满弈他们只是越来越清楚地、而且是越来越失望地看到了地平线上那一团厚厚的雾气，在当天的日出时间过了十几分钟后，他们才看到了一个惨白的，懒洋洋地躲在浓雾后面的太阳。刚才那段描述是后来满弈从他的一个本家叔叔口里听到的。婶婶是个东北人，所以才有了“贼亮的灯泡”这么精彩的形容。

没看到日出有点儿扫兴，但这丝毫也没降低满弈他们的玩兴。回来吃了点东西，他们又踏上了通往山海关的路。对于看了太多不同的城门楼子的北京人来说，天下第一关也没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倒是姜女庙上的那副对联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

段家墙

满弈他们听说，除了吃螃蟹，看日出，游泳外，还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看看的，那就是北戴河西山疗养区（权贵区）。末代皇帝之后，中国近代、当代史中的权贵们，基本都在那住过。那有一个海滨俱乐部，以前只对内部开放，现在对外营业了。过了这村没这店，得去瞧瞧，谁知道哪天又关门了呢。

要说北戴河神秘，大概最神秘的就是当年那些大人物都住在什么样的琼楼玉宇里了。满弈他们到了北戴河才发现，八零年可能是去窥探一下这类秘密的最好时间。文革前许多有资格住在那的老权贵们死的死了，倒的倒了；绝大多数文革中的新权贵根本就没住进去过；文革后的权贵们羽翼未丰，还没来得及搬进去。所以当时的整个北戴河西山疗养区处于一种半真空的状态。

比如说林彪的别墅被当作“反面教材”对公众展出。董必武的别墅则人去楼空，任意出入，颇有些“荒冢一堆草没了”的感觉。当时如日中天的邓小平刚刚搬回他的老地方，估计在房子里对着墙得意地说了好几声“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电影《闪闪的红星》台词）。因四周的警戒还没完善，那天老邓在外散步时，居然让满弈一伙碰了个正着。于是就对满弈他们说了一通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四化多做贡献之类的话，满弈他们也因此激动了好几天。只是因为数学课本没带在身边，晚上只好还是去唱邓丽君。

生长在京城的满弈一伙不能算没见过世面了，可走进海滨俱乐部，还是使他们有一种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宽敞的餐厅，典雅的台球室，特别是那个富丽堂皇的舞厅，让土包子们目不暇接。当他们穿着背心短裤，提拉着拖鞋踩在舞厅里雕花的硬木地板上时，“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应该是最贴切的形容词了。

从俱乐部出来，满弈一眼看见路边插着的一个牌子上写着“住宿登记”的字样。这几个字使满弈想起来那几盒马上就要告罄的蚊香，于是他就对大家说，咱们是不是瞧瞧去。这一瞧不得了，打听来的消息是：北戴河西山疗养区对外开放，有钱有证件就能住。再一打听价钱，董必武别墅，五毛钱一天，而且还能在海滨俱乐部的餐厅吃饭（那五毛不包括饭钱）。信不信由你，反正当时把满弈哥几个给乐坏了。当时就掏出学生证，先交了两天的房钱。办手续的时候又得知，那个别墅当年是段祺瑞的私人别墅，所以还有一个名字叫“段家墙”。解放后一直由董必武用着，董必武仙逝后就一直空着。

“段家墙”是一座小楼，坐落在一片树林中间，上下两层大概有七八间屋子（记不清了）。满弈他们看了一圈后就问管事的他们住哪间，管事的笑了笑说你们花五毛钱的住外边。然后把他们带到楼下，走到外面的游廊上说，你们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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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乐

“段家墙”是一座相当气派的别墅，高大的正门前是十几级用花岗岩砌成的台阶，门左右是两条抄手游廊。游廊没门，每条游廊有三米多宽，十几米长，一直延伸到小楼的两侧。廊内一面是一排大玻璃窗，另一面是粉墙。墙上的装饰和廊内的家具都已搬走了，地上靠墙一溜铺着差不多二十个蒲草垫子。管事的带着满弈他们进了左边的游廊，对他们说：“就这地方，能住十来个人呢，现在已经有两人了，算上你们一共六个，有的是铺位，随便挑吧。”他停了一下又说：“需要枕头的话，一天加一毛钱，要不要？”

满弈一瞥眼看见墙角那扔着好几个枕头，于是就往前走了一步站在了管事的和枕头之间说：“我们哥几个能凑合，省几毛钱买烟抽了。”

管事的笑了笑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出门往右不远就是餐厅，三顿饭的时间是七点、十二点和六点，一毛、两毛五、三毛。八个人一桌，过点儿不等。”

“谢谢您了，有功夫来串门。”

说来也怪了，不知是势利眼，还是因为那地方老没人住缺少人气，进了段家墙，连蚊子也不来叨扰了。剩下的几盘蚊香除了第一天还点了一次外，以后就再没用过。要说段祺瑞那老小子可真会选地方，周围是树林，门前是一条小路，出门走不远就是一片清静的海滩。晚上在阵阵海涛声中入睡，早上在啾啾鸟鸣声中醒来，游廊中鼓动着湿润的海风，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香。墙边靠着几瓶啤酒，兜里揣着两盒烟。此间乐，不思蜀啊。

几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这天下午，满弈的哥们之一“轴子”突然发难说：“嗨，你们谁还有富余，哥们儿这可快闹饥荒了。”这一下提醒了大家，各自纷纷掏出钱包来点钱。清点之后大家发现形势不妙，此间虽乐，可也不得不开路了。几个人把钱包，衣兜和所有换洗衣服的衣兜全都打扫了一遍后，整的，零的加上钢蹦儿堆了一堆儿，大概一数，谢天谢地，还够买火车票的。火车票钱够了，再算从北京站到家的公共汽车票钱，一毛五一位，拿出六毛。晚饭钱，三毛一位，再拿出一块二。这时大伙松了口气，至少不用要饭就能回家了。

最后数数剩下的几张零票和钢蹦儿，一共两块两毛七，能干点什么？一瓶啤酒五毛七，四瓶两块两毛八，短一分。四个人互相看了看，要不然咱就少来一瓶？那剩下那五毛六干什么用啊！这时又是“轴子”说话了：“这屋又不是光咱们几个住过，我就不信这没住过几个丢三落四的。找找！”

于是哥几个就开始翻那些蒲草垫子。当翻开第六个垫子的时候，八只眼全都看见了，一枚硬币平静地躺在地上，在阳光下闪着诱人的光。满弈走过去捡起了那枚硬币，一分，不多也不少。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回北京的火车终于拉着满弈他们开车了。哥儿四个没吃早饭，刚才在车站连冰棍儿都没敢买一根儿，每人兜里揣着一毛五分钱，饥肠辘辘地坐在车厢里，只盼着车开得快点儿，早到家好能找点东西填肚子。

满弈的对面坐着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小孩。女儿大该有七八岁了，很文静地坐在那。儿子看上去只有四五岁，上窜下跳的，没一刻老实的时候。车开出北戴河不一会儿，那位妈妈从手提包里拿出来一包吃的东西，里面有面包和切好的香肠。她先给了女儿一个夹好肉的的面包，然后又拿出一个来让儿子吃。淘气的男孩子不知是不饿呀还是成心捣乱，不管当妈的怎么说，反正就是不吃。年轻的妈妈没办法，只好把面包收起来。一抬头见满弈他们都在看着她，于是就解嘲地说，这孩子太犟，不听话。

满弈看着那包要被收回去的面包和香肠，悄悄地咽了口吐沫，心里说，需要帮忙说话呀！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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