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措到到印度後不久，就到當地一所寺廟裡“吉巴扎倉”的“加給康參”（“扎倉”和“康參”均為藏傳佛教寺廟中的學經單位）當僧人。

    有一天，他看見有人在發傳單，傳單上說準備在2000年元月在印度德里搞一次“西藏獨立”的絕食運動，如有意參加，就寫一份“決心書”。當時，寺院裡有好多僧人都想去德里看看，免費到大城市長長世面，於是他們都跟風都寫了決心書，加措也不例外。

    其實，“絕食”對加措來說都是一個新名詞。後來聽經師說才知道，絕食就是為了表達自己堅決的態度，用不吃飯的方法來抗議。在印度待得時間更長的經師當時不同意加措參加絕食，卻欲言又止，沒有說明原因。年輕的加措正在反叛的時期，為此還和經師吵了起來，並最終啟程前往德里。

    到達之後，有個叫拉姆加的人接待了加措。這個人他原來在國內，後來在家鄉因為出了什麼事，就跑到印度來了。（後經查實相關資料，拉姆加，男，藏族，1963年生，青海黃南州同仁縣扎毛鄉人，曾在青海司法學校當過教師。1993年因涉嫌刑事案件被警方審查後出逃印度，投奔達賴集團，從事民族分裂活動。）

    絕食活動辦公室設在一個學校里。操場旁邊有個二層小樓，大概有六間房。加措本以為來報名的人會很多，沒想到那天只有他一個人。

    填表後，加措領取了帳篷、毛毯什麼的，這些東西是組織者為參加絕食活動的人提供的，然後加措就被安排參加了七十二小時的絕食活動。

    加措回憶道，他前後共參加過三次絕食活動，只有這第一次是自願參加的。所謂“自願”就是沒有報酬。而第二次、第三次他是頂替別人去參加的，是有報酬的。

參加有組織絕食的“藏獨”分子

    參加完第一次絕食後不久，有一天，拉姆加急急忙忙來找到加措，說參加第二次絕食的人不夠，讓他去救急頂替，活動結束後給500尼幣。第三次也是這樣。加措這才知道，參加絕食的大部分人都是拿錢的。

　  第二次絕食時，加措餓得很厲害。有一個參加絕食的人悄悄問他要不要吃點東西。加措十分驚訝地問，那怎麼可以？！這個同來“絕食”的人卻習以為常地說，組織者都說可以偷偷吃一點，這樣堅持的時間更長。於是，加措就偷吃了一塊肉。

　　第三次絕食是在甘地墓前，說是那裡圍觀的人比較多。有了豐富“絕食”經驗的加措只能偷偷地吃了根香蕉。他這時已經很明白了，絕食原來是演戲給外人看的，可以吃東西，還可以領錢。雖然內心嘀咕“這不是騙人嘛”，但加措還是堅持了，這差事並不累，還有錢拿，也不錯，他琢磨着。

    加措後來才知道，這三次絕食，報紙上都說參加者有六七百人。只有他這個當事人最清楚，其實每次也就不到十個人。每次來看的人倒是挺多，有很多人捐錢，捐的錢都被組織者的人拿走了。

    據了解，“絕食”是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唆使自焚、遊行等眾多獲取國際關注，炒作“西藏問題”的眾多手段之一。據媒體報道，2008年３月１０日起，來自印度達蘭薩拉的“藏青會”等“藏獨”組織骨幹潛入尼泊爾，鼓動“流亡藏人”甚至逼迫藏族青少年上百次衝擊中國駐尼泊爾大使館。被煽動沖在前面和尼泊爾警方對峙、衝突的多是青少年，而那些“藏獨”骨幹則在現場附近拿着手機指揮、清點人頭。

2009年，在尼泊爾鬧事的“藏獨”分子被當地警方帶走

    在歐洲，每年一到“310”等敏感日子，“流亡政府”往往要組織人到中國駐歐各國使領館前示威。不這些示威往往並不是在同一天。原來，由於拉不到足夠的人數，他們往往把散居在幾國的人集中起來，輪流到各地使館示威。據荷蘭當地人說，在中國駐荷蘭使館前示威的藏人，就是前一天在中國駐比利時使館前示威的那一撥。

    “藏獨”組織有許多機構專門負責組織人“職業絕食”或“職業示威”，利用不明真相的世界民眾的同情心博取輿論資本。加措的經歷，正是眾多類似“棋子”的縮影。

    正是參加的這三次絕食，使加措進入了“西藏流亡政府”的視野內，成為了他們久久物色無果後的“獵物”。年輕而莽撞的小僧加措被列上了“潛在自焚者名單”，他的背後，已經有人虎視眈眈，一個巨大的陰謀披着陰影襲來，加措會何去何從呢？他是怎麼樣被鼓動走上自焚之路，前幾次自焚為什麼沒有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