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個多月來持續不斷的霧霾，最近有幾句話特別重要。

一個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說的，當中央電視台記者問他，非典和霧霾哪個對健康危害更大時，他明確地說是霧霾。“（霧霾）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你可以考隔離，但是大氣的污染、室內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這是鍾先生的原話。相信這也是老百姓的基本感受。

另外一個重要的話是，1月30溫家寶總理強調：“最近的霧霾天氣對人們生產生活和身體健康都造成影響，我們應該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推進節能減排，建設生態文明，用行動讓人民看到希望。”類似的話，從2002年溫總理上任伊始，就強調過無數次，不信翻翻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知道了。

第四是早前副總理李克強所說的：出現大範圍、長時間霧霾天氣，是長期積累的過程，解決也需一個長期過程，但我們必須有所作為，一方面要加大環保執法和其他相關方面的工作力度，另一方提醒公眾加強自我防護。從李克強的談話中可以看出，他對環境保護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的工作成效，是持批評態度的

第五是人民日報的評論：《治理霧霾 需要告別“口頭環保”》。這筆文章的主旨，仍然是在強調保護環境所謂的“共同責任”，這已不是人民日報在霧霾事件中第一次這麼做了。人民日報一反當年非典時期大力批評相關官員的正義和勇猛，不敢或不“願”對有關職能部門直面問責，反而成為職能部門的“幫凶”，企圖通過將責任推向公眾，為有關部門開脫。是有關部門勢大，能干涉黨中央的機關報辦報方向，還是黨中央有意保護相關部門，不得而知。

其他一些重要的話包括：

被廣泛引用的數據：140多萬平方公里霧霾籠罩，8億以上人口受到影響

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說：北京的空氣已經不是看不見、摸不着、聞不見的物質了。

但令人倍覺差異的，是既然霧霾的危害遠甚於非典，既然總理都說了，“應該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和布局調整，推進節能減排”，顯見總理是對這方面的工作很不滿意，那麼，無論就全國人民的健康，還是相關部門在落實總理指示過程中的失職，相比於非典時期兩個省部級幹部被問責的巨大動靜，危害更甚的霧霾，卻沒有人被問責呢？

非典天災的因素更大，時任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市長孟學農雙雙被問責。問責的原因也不是是他們治理不當而造成的非典，是他們瞞報數據，導致政府部門應對失據。

霧霾人禍的因素更多，其原因，也正是溫家寶總理所說的，是由於沒有“加快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沒有有效推進“節能減排”，沒有扎紮實實“建設生態文明”造成的。也就是說，有關部門“用行動”讓人民看到的是“失望”。

從目前中央部門的職能分工看，主要負責“推進產業結構調整”的是，發改委、環保部、工業信息化部，以及地方相應部門。負責“節能減排”的，是發改委、環保部，以及相應的地方部門。

但比較於危害相對較小的非典的問責規模，霧霾至今沒有問責一個。這難道不是咄咄怪事？

為什麼沒有問責？大概原因有：

1、領導換屆。舊班子撤手不管，新班子不願沒做穩就得罪人。如是，放在幫派權利規則下，尚能理解。但若放在民眾健康、長治久安的宏大背景，及偉大光榮正確的執政黨形象下，則失於道義基礎，有損黨政形象。與非典問責比較，更是高下立分，當時也正處換屆之際，但那時就敢放手整治，現在卻縮手縮腳，難道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2、體制弊端，責任不清。當初非典張文康、孟學農被問責時，就沒有“體制弊端，責任不清”？發生於南方的非典與衛生部有多大關聯？北京市的瞞報又在多大程度上導致了非典的傳播？說實在的，比起如今這般危害8億人健康的超級嚴重問題居然沒有一個人被問責，這兩個當初被問責的，真是冤得慌。

現在，發生如此禍國殃民的環境污染事件，有人還跳出來百般強調所謂的環境治理的“共同責任”，希望以“共同責任”來逃避責任，是更令人不齒的瀆職行為。

但你們既然強調“共同責任”，說明在強調者那兒看來，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責任，當官的也還是有當官的責任，只不過他們不願意一骨扛罷了。

既然連你們自己都承認負有“共同責任”中的一部分，那在公眾無權進行環保執法、環保監督、政策制定的前提下，搞“口頭環保”的，也就必然主要不是公眾了，那就應當有人站出來，承擔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

更何況，起始於非典時期的問責，如今已法律化制度化，作為共和國至高無上的國家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關於實行黨政領導幹部問責的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法規，都比較清晰規範地制定了相應的問責機制。

執法不嚴、有法不依，黨的威信何來，老百姓的“希望”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