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多月来持续不断的雾霾，最近有几句话特别重要。

一个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说的，当中央电视台记者问他，非典和雾霾哪个对健康危害更大时，他明确地说是雾霾。“（雾霾）比非典可怕得多，非典你可以考隔离，但是大气的污染、室内的污染是任何人都跑不掉的”。这是钟先生的原话。相信这也是老百姓的基本感受。

另外一个重要的话是，1月30温家宝总理强调：“最近的雾霾天气对人们生产生活和身体健康都造成影响，我们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减排，建设生态文明，用行动让人民看到希望。”类似的话，从2002年温总理上任伊始，就强调过无数次，不信翻翻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知道了。

第四是早前副总理李克强所说的：出现大范围、长时间雾霾天气，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解决也需一个长期过程，但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一方面要加大环保执法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工作力度，另一方提醒公众加强自我防护。从李克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环境保护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的工作成效，是持批评态度的

第五是人民日报的评论：《治理雾霾 需要告别“口头环保”》。这笔文章的主旨，仍然是在强调保护环境所谓的“共同责任”，这已不是人民日报在雾霾事件中第一次这么做了。人民日报一反当年非典时期大力批评相关官员的正义和勇猛，不敢或不“愿”对有关职能部门直面问责，反而成为职能部门的“帮凶”，企图通过将责任推向公众，为有关部门开脱。是有关部门势大，能干涉党中央的机关报办报方向，还是党中央有意保护相关部门，不得而知。

其他一些重要的话包括：

被广泛引用的数据：140多万平方公里雾霾笼罩，8亿以上人口受到影响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跃思说：北京的空气已经不是看不见、摸不着、闻不见的物质了。

但令人倍觉差异的，是既然雾霾的危害远甚于非典，既然总理都说了，“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推进节能减排”，显见总理是对这方面的工作很不满意，那么，无论就全国人民的健康，还是相关部门在落实总理指示过程中的失职，相比于非典时期两个省部级干部被问责的巨大动静，危害更甚的雾霾，却没有人被问责呢？

非典天灾的因素更大，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双双被问责。问责的原因也不是是他们治理不当而造成的非典，是他们瞒报数据，导致政府部门应对失据。

雾霾人祸的因素更多，其原因，也正是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是由于没有“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没有有效推进“节能减排”，没有扎扎实实“建设生态文明”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关部门“用行动”让人民看到的是“失望”。

从目前中央部门的职能分工看，主要负责“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是，发改委、环保部、工业信息化部，以及地方相应部门。负责“节能减排”的，是发改委、环保部，以及相应的地方部门。

但比较于危害相对较小的非典的问责规模，雾霾至今没有问责一个。这难道不是咄咄怪事？

为什么没有问责？大概原因有：

1、领导换届。旧班子撤手不管，新班子不愿没做稳就得罪人。如是，放在帮派权利规则下，尚能理解。但若放在民众健康、长治久安的宏大背景，及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形象下，则失于道义基础，有损党政形象。与非典问责比较，更是高下立分，当时也正处换届之际，但那时就敢放手整治，现在却缩手缩脚，难道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

2、体制弊端，责任不清。当初非典张文康、孟学农被问责时，就没有“体制弊端，责任不清”？发生于南方的非典与卫生部有多大关联？北京市的瞒报又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非典的传播？说实在的，比起如今这般危害8亿人健康的超级严重问题居然没有一个人被问责，这两个当初被问责的，真是冤得慌。

现在，发生如此祸国殃民的环境污染事件，有人还跳出来百般强调所谓的环境治理的“共同责任”，希望以“共同责任”来逃避责任，是更令人不齿的渎职行为。

但你们既然强调“共同责任”，说明在强调者那儿看来，老百姓有老百姓的责任，当官的也还是有当官的责任，只不过他们不愿意一骨扛罢了。

既然连你们自己都承认负有“共同责任”中的一部分，那在公众无权进行环保执法、环保监督、政策制定的前提下，搞“口头环保”的，也就必然主要不是公众了，那就应当有人站出来，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更何况，起始于非典时期的问责，如今已法律化制度化，作为共和国至高无上的国家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都比较清晰规范地制定了相应的问责机制。

执法不严、有法不依，党的威信何来，老百姓的“希望”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