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濤（德國）

2月21日，中國外交部在其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中國未來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訪俄羅斯。這表示，習近平把俄羅斯作為他擔任國家主席以後第一個出訪的國家。之前的2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科會見了中國外交部部長楊潔篪。中國的這一耐人尋味的在兩會召開前提早公布習近平訪俄的動作，被認為，是顯示中國對俄羅斯的戰略重視，對日本和美國發出的某種反制信號。在中國外交部正式宣布國家主席將訪問俄羅斯的這天，正好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前往美國訪問的時候。中國新任國家主席把自己的首次出訪放在俄羅斯，也被看作是，中共外交戰略告別其過去的以“中美軸心”為基礎的範式和中國對美國展示強硬外交姿態的表現。結合前段時間中共在中國南海黃岩島和東海釣魚島等問題上的強硬態度，以及近來習近平的一些宣示中共外交原則“底線”的講話（如：“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中共現在有意強調中俄合作夥伴關係，是對“美國重返亞洲”的一種回應，也顯示中共外交戰略開始由所謂的“策略型”向“戰略型”的轉變。可以想見，中共未來的對外方針將逐漸地從防禦轉向擴張，由保守而變為積極主動，試圖建樹其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和“世界老二”的地位。

告別“韜光養晦”

由於美國重返亞太地區，近年來周邊國家（如菲律賓、越南、日本等國）對中國在領海領土主權上的爭議加劇，以及中國作為一個地區強權在世界政治經濟等領域影響力的不斷增大，中共過去採取的消極克制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在中共政界、學界和軍界（左右兩翼）越來越受到質疑和抨擊，被斥責為“一個缺乏戰略思維和全球格局的外交”。與此相應，中國在領土領海（如南海和東海）爭端中的作為也日益趨向強硬，從過去單純的抗議政策逐步走向“堅持對抗”。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任領導層也不時地發出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強硬信號，如：向外公開透露中國外交政策的原則底線，告誡軍隊“要隨時做好打仗的準備”，等等。這標誌着，中國未來在處理國際爭端中將從過去消極保守的態度向日益強硬的做法轉變。也就是說，今後在地區問題爭端中，如果中國的底線被觸動，而周邊爭端國家又堅持不讓步，中共將“不排除有展開一場中等烈度的局部戰爭或者武裝衝突的可能性”，“尤其是牽涉中國認為的核心利益所在的問題上，中國不會繼續以前的單方面克制政策”。國力不斷增大的中國將不再繼續隱藏其外交動機。

在大陸一些學者看來，導致中國對外策略轉向的現實因素主要有如下兩個：一、中國作為一個全球性的經濟和軍事大國，其國家利益亦日益地區化和全球化。這一現實需要中國強調和維護其在亞太地區和全球應有的大國地位。中國國力的成長和影響，讓美國、日本、印度等大國及周邊國家感到憂慮和疑心重重。對此，這些國家對中國採取了一系列的防範和抵制措施(如美國把戰略重心轉到亞洲和周邊國家與中國爭執頻繁等)。作為一種應對，中國轉移了其對外政策的重心，從“韜光養晦”轉為明朗而強硬，公開展示其捍衛“核心利益”的決心。二、中共高層決策者意識到，“加強主權爭議態勢，既可以從意識形態上更新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念，也可以在外部危機的管控中整合社會歧見。客觀上，當近年此類爭端的加劇，事實上也起到了類似作用，平時在社會問題上截然對立的兩派，往往在對主權爭端的一致強硬對外喊殺聲中不約而同地團結起來”。

爭做“世界老二”

為促成中國外交戰略的這一新的轉向，大陸學界和政府智囊對中共未來對外政策提出了一套新的思維模式和方案。在他們看來，中國要在地區和全球維護和增強自己的多層次利益，就得滿足兩大戰略要求（參見“大國智慧”：2013年中國外交應從策略型外交向戰略型外交轉型，人民網）。首先，中共得放棄過去的韜光養晦的消極克制的外交策略，採取“有所作為的積極外交方針”，建立戰略思維和大國在外交上“自己的話語體系”，用自己的話語體系來影響世界。這一轉變可以通過軍事、經濟、智能和軟實力等途徑來完成。其次，中國要從戰略上分清“敵我、敵友和我友”，並打破中共過去“不結盟”的外交原則。也即是說，“中國外交的重點應放在敵友、我友關係的國家之上。”按照大陸專家的觀點，如下的國家可以在外交戰略上被確認為中國潛在的或假象的敵人：有可能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的國家（與中國有領土主權之爭、又具備在軍事上挑戰中國的鄰國如日本、越南和菲律賓等），“對中國發展感到恐懼而千方百計遏止中國發展和用武力相要挾的大國”（如美國），“有可能與中國發生一場代理人戰爭的國家”（如朝鮮、巴基斯坦和緬甸等）。俄羅斯應被看作是中國的政治盟友（中、俄都是美國的遏止對象，在經濟上兩國有着極強的互補性，在核心利益與國際關係問題處理上中俄領導人“有着高度互信和默契”）。歐洲可劃為中國的經濟盟友（中國與歐洲對美國經濟前景都看到擔憂，“中國與歐洲在處理國際經濟事務中越來越具有盟友的關係”）。印度被看作是中國潛在的重要經濟夥伴國。伊朗、朝鮮、敘利亞、古巴、委內瑞拉等國被視為中國的友邦國家。老撾、柬埔寨、馬來西亞和文萊等國屬於可以拉攏或聯手的國家。韓國、澳大利以及新加坡和泰國被視為中國潛在敵人美國和日本等國家的政治盟國或“敵友”。

大陸學界的另外一種類似的提法則是，中共在對外政策上應該有“大戰略”的頂層設計（見郝雨凡：中國外交需要大戰略，北京大學中國戰略研究中心網）。這一提法強調實力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和着眼維護中國的根本利益。作為達到外交政策目標的一種操作和“全局性設計”，國家外交大戰略需要有“清晰的戰略目標”、“戰略對象或假想對手”、“系統的思路”與“步驟、方法和策略”等。外交大戰略意味着，“大國不僅能適應環境，也能營造和改變環境，並根據自己利益的變化來選擇自己的戰略，改變外部環境”。在此理念下，中國應該改變目前“仍然是現存國際體系的接受者”的被動地位，逐漸轉變為一個“制定者”。中國應該利用外部世界的變化為其所用，要“爭做世界老二”，要對美國的霸權採取批評的姿態，要挑戰“西方掌控的話語體系”，在國際關係中不僅要“努力維持均勢”而且也“應該重點結盟”， “要把中國文化、中國經驗的總結提升到普世經驗的層次”，等等。中國“應有清晰的、爭做負責任的世界第二的戰略”，這樣可以消除美國對中國崛起的顧慮，而且應“爭取亞洲事務的主導權，並坐穩世界第二”。中國外交不應繼續搞“韜光養晦”，因為這會導致美國“懷疑中國的真實意圖是針對美國的”。這種“外交意圖的不透明”將引起美國和國際社會的猜測，從而增加了中國趕超西方的成本。“戰略清晰會增強中國行動的可信性，減少對手的戰略誤判”。“反之，如果中國大戰略不清晰，底線不明確，很可能使有些國家得寸進尺，讓我們日後被動。”還有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要走向世界，坐穩世界第二，必須擁有和傳播“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在海外駐軍和設立軍事基地，以及建立強大的海權等。

世界更趨動盪？

從中共去年以來在其對外政策上的一系列動作、高層領導人傳送的信息以及大陸學界的主流觀點來看，中國未來的外交戰略將發生“前所未有”的轉向，即從過去隱藏的“韜光養晦”策略轉化為今後底線明確的“透明強勢外交”。中共這一外交戰略的轉變將對亞太地區和全球的安全與發展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是促進和平發展呢，還是製造更多的不穩定因素？顯然，中國在國家爭端中態度的日趨強硬，以及試圖在世界上充當第二大國的努力，將在亞太地區持續造成各有關周邊國家的憂慮和反制，引起歐盟的不安，從而導致亞太地區的進一步不安定和加大中國與美國和西方的對峙。至於中共能否真正建立起其“世界老二”的地位，以及能否掌握在亞洲事務中的主導權，還得看中國的國力、國內政治和社會的發展以及國際環境的變化如何，同時也要看“未來的各國政策互動”，“中國自身運用力量的方式、目標的節制和內部情勢的演變”怎樣。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向對區域與世界和平發展以及對中國自身是凶是吉，還有待時間的驗證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