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濤（德國）

在中共18大之前，中國大陸學界和網民曾一度熱衷於討論有關中國社會平穩轉型的一些課題，如：通過什麼樣的途徑才能使中國政治及社會體製得以和平地向憲政民主的方向轉化，等等。但在習近平中央上台之後，這種討論似乎一下子就失去了其天然的現實基礎。因為，習李新政所推行的一系列『左傾』的政治路線，幾乎把民間對中共『切割過去』的一線希望都給切割掉了。

不過，這一討論也並沒有因此而完全消沉，其中一個凸現的例子是，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曾提出的有關中國社會轉型的一些觀點，如他在其題為《十八大與未來中國的改革》演講中所提到的『同過去切割論』，目前仍然在大陸和海外自由派學者中持續地受到關注。孫立平提出的這一『切割論』，是否在現實中國社會的條件下有其推行的可能性？對此，筆者試圖在這裡做一個間短的分析或評述。

孫立平在其演講中，呼籲中共高層『及早同過去分割』。他說，中國要轉型，唯一的辦法就是將過去『攔腰一刀切斷』，越早切割和越主動越好。孫立平的意思是，政府通過對其歷史遺留問題和『授權作惡』的事實（如『六四』鎮壓和後30年的社會不公機制等）的切割，即承認自己的過失與罪過，改弦易張，求得社會的諒解與寬容，以此為社會的和平轉型鋪平道路。

這種同過去『一刀切』的說法，早前也有人在大陸提過。類似的觀點，有吳思的『大赦貪官論』。去年底，大陸學者吳思在一次《以有條件特赦貪官污吏推動政改》的訪談中指出：特赦貪官污吏可以『換取政改的順利進行』，因為這樣可使阻礙政改的官員既得利益集團丟掉顧慮，進而支持政改。故他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划算的政治交易。為證明其觀點的合理性，吳思還舉了兩個歷史事件來說明赦與不赦的利弊：一個是，70年代香港總督通過赦免香港警員的貪污罪行，平息了警察鬧事，而使新成立的廉政公署最終得以站穩腳跟；另一個是，東漢末年王允不願赦免董卓舊部官兵犯下的罪行，逼其鋌而走險，攻破長安，最後王允全家被李傕殺掉，等等。

在社會和政治轉型中同過去切割或對其『理性清算』的典型事例有兩個：一個是台灣，另一個是南非。在台灣，蔣經國先生推行『贖罪式』的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實行民選，如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和『五項公職人員選舉』等），順勢而為，使國民黨得以全身而退，其歷史過失（如『二二八』事件等）得以受到人民的豁免。在南非，總統曼德拉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圖圖主教，為南非尋找到了一條種族和解的道路，亦即：那些曾經作惡的人，向專門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坦白罪行，說明事實真相，以換取赦免。南非通過對過去的寬容（理性切割）和與種族的和解，和平地完成了其『轉型正義』（歷史清算）。除了上述這兩個事例外，另外一個類似的例子是，緬甸的政治轉型進程。在緬甸，吳登盛總統上台後，讓全國民主國盟（民盟）為代表的反對派參加議會補選並進入議會，積極推動與政治反對派及民族的和解，與少數民族武裝組織簽署停火協議，釋放政治犯，逐漸開放報禁，等等。對此，緬甸的反對派也採取寬容和妥協的態度，理性而適度地因應政府的政策轉變（除開初的抵制外），沒有堅持走極端對抗或絕不妥協的道路。緬甸『和平』轉型的基礎是，執政黨和反對派各方都能拿出『足夠』的勇氣來去『切割過去』，並有序地實現對軍政府歷史的『理性清算』。

從台灣和南非（以及緬甸）成功轉型的事例來看，以『切割過去』來實現社會和平轉型的路徑起碼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一、轉型由政府至上而下地主導，需要強權人物和強大的中央權威來推行；二、執政黨敢於切割過去，有勇氣主動而大膽地推行民主改革；三、社會及反對派有寬容與和解的心願或理性應對的能力。在台灣，政治平穩轉型的一個關鍵是，有大權在握的威權人物（如蔣經國先生）願意並且有能力推行大膽的民主改革。而南非和解的成功則在於，其宗教的力量和傳統精神中的寬容與寬恕在轉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緬甸平穩轉型的關鍵則是，其『協議轉型』的各方均有相互妥協的精神，從而得以減少分歧和避免衝突，為改革順利的推進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

在目前的大陸，這三種條件看來都不充分具備。習近平雖為一黨一國之首，但卻不如鄧小平那樣有鐵腕，其政令亦難保不出多門。況且，習近平中央及所代表的利益集團也並無誠意切割中共的『歷史共業』，相反卻不容許否定毛澤東和中共的前後兩個30年，不願檢討中共造成的過失與歷史遺留問題。而即使習近平中央有能力和意願『切割過去』，大陸社會和民眾是否願意和有心力去豁免或寬恕中共的『歷史共業』，理性地切割和清算中共的過去，同樣還是個極大的問題。在大陸，上述吳思的『特赦貪官論』，亦頻頻遭到學界和輿論界自由派們的大加韃伐與質疑。去年，柴玲發出其著名的寬恕『六四』責任人的心願之後，立即招來海內外民運人士和反對派們的強烈反彈和聲討，遂演化為一大政治醜聞。

概括地說，目前或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社會的『轉型』尚不可能通過執政黨對其『授權作惡』或『歷史共業』的切割來平穩地實現。因為，不管是從政治文化還是從利益博鑾的視角來看，其所必備的條件尚不具備或不充足。在筆者看來，人們現在談論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或平穩地實現社會變革中的『轉型正義』），似乎還為時過早或過於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