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獻給我那在天堂里的外婆!
記得那時我在上初中,是收了麥子後不久的一個下午。放學回家,我一進院子門就看見南邊與外婆家後院交界的圍牆頭上有一隻藍邊碗。走近一看,碗口上方還冒着淡淡的霧氣。我立刻明白了怎麼回事。進門後我告訴了爸爸。他將那隻碗從牆上端了下來,是碗剛剛煮好的餛飩。
在江南農村,米是主食,麵食不多。餛飩相當於北方的水餃,當然是最好的東西。一年中也就吃上一到兩回而己。特別是在七十年代初,我們家鄉(很可能在全國各地)農業戶口很缺糧食。主要原因是農村幹部虛報糧食產量。因為記錄的水稻產量是剛從田裡收割上來的濕稻重量,而交給國家的公糧卻是曬乾的稻子,是按地方上報的糧食產量的百分比徵收的。另外各生產大隊為了營造豐收的氣息,還勇躍地向國家交餘糧。其實徽州山區人均土地非常有限,加上那時候糧食收成不高,那有餘糧可交。上交完給國家的糧食後,剩下的生產隊再按人口年齡組(大,中和小口)分配給各戶社員。我當時屬於中口,一年僅分得320斤稻子(相當於200至220斤大米,即每天不到6兩米)。那時我正是處於青春發育長身體階段。由於食物中缺乏油脂和蛋白質,我一歺就能吃三大碗飯,但根本就沒有這麼多可吃。除了中餐是乾飯外,早晚兩餐都是稀的。為了不讓我們覺得餓,媽媽總是催我們晚上8點就上床睡覺。她說睡着了就不覺得餓了。這也許是一個做母親的最無奈的發明了。早餐的一碗稀飯或兩個紅薯(山芋)只能讓我勉強撐到上午第三節課。到了第四堂課,就餓得根本無法專心聽課了。於是將手臂和頭搭在桌上,手指敲着桌子數着秒數等待放學。那些鄉下來的住校生們則敲打着抽枻里的碗筷,迫不及待地要下課吃中飯。下課鈴一響,他們拿着碗筷匙沖向學校的食堂。我從中學放學回家的路上,要路過鎮上的國營飯店。中午時分,臨街的大窗口內總是不停地蒸包子和煮餛飩。那個香,那個饞啊!只能意會,無法言傳。多年後的今天,生活已大幅改善,想吃餛飩就能吃了。可我再也沒有聞到那麼香的包子和餛飩了。
爸爸將那碗餛飩放在客廳的八仙桌上,沒說什麼。他從廚房拿了幾隻碗來,準備將餛飩分給大家吃。我跟爸爸說我不吃這餛飩,這是階級敵人的糖衣炮彈。爸爸嘆了口氣,說階級鬥爭歸階級鬥爭,飯總是要吃的。一碗餛飩浪費掉也太可惜了。我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覺得爸爸的政治立場不夠堅定。
那時全國正在轟轟烈烈地搞批林批孔(即批判林彪和孔子)和階級鬥爭。學校里不怎麼上課,大搞開門辦學(即學工學農)。在這種教育形勢下,學生們往往將生活中的小事無限上綱,並與階級鬥爭聯繫起來。記得初一的一次在農村學農修水庫活動中,村里一富農的兒子(最多20歲)在山坡上挖土,導致石塊滾下來差點砸中在坡下方裝土的學生。我們的班長是那種階級鬥爭覺悟高的人,他認為這是富農子弟破壞學農。於是報告帶隊老師及當地生產隊幹部。帶隊老師和生產隊於是組織了一次批判會。會上那老實巴交的富農兒子不得不顫顫驚驚地交待問題。同學們在班長的帶動下高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類的口號。最後帶隊老師表揚了班長的階級鬥爭覺悟,號召同學們向班長學習。並總結說今天發生的事給每一位在坐的同學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階級鬥爭教育課。這樣的教育環境深深地影響了每個同學的世界觀,也影響到了我生活的各亇方面。
為什麼說我們同外婆之間存在着階級鬥爭,那還得從媽媽的身世談起。我親外婆在生下我媽媽後不久便去世了,外公將媽媽給了附近鎮上一戶姓金的朋友。金家沒有孩子但還算富裕。媽媽在金家長大,還讀了高小(即小學,但在那時已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媽媽說養父有時用水煙管敲打她的頭,並時常抱怨說女孩子家讀書有什麼用,遲早是要嫁給人家的。是媽媽的養母(即本文中的外婆)偷偷地讓人挑幾擔稻子去交學雜費。
土改時金家被劃為富農成份,媽媽自然就成了富農子弟。媽媽的養父因田地,水牛和農俱被沒收而大發嘮騷,並說了些共產黨的壞話。被人揭發後讓土改工作組給抓了起來,綁在小鎮南山的一棵大楓樹下槍斃了。從此以後,每當有政治運動,外婆以及其他的四類份子(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右派)就會被生產大隊革命委員會要求去附近的小學抬桌子和扛凳子到大隊部,並掛上富農份子的牌子開批鬥會。
批鬥會上,四類份子們站在台前的一排長凳子上,帶着高帽,掛上牌子並低頭彎腰。外婆掛的牌子上總是寫着"富農份子+她的名字"。批鬥會後有時還有強迫遊街。遊街時還需邊走邊說"我是富農份子XXX"。這樣的批鬥遊行除了是對人格汚辱外,體力上也是極大地消耗。因為這種批鬥遊行有時會持續兩個小時。有的四類份子低頭彎腰累了會偷偷地直起腰干。發現後後腦勺上會挨一巴掌,或被叉着脖子強行再低下頭彎下腰。有的四類份子會因體力不支而癱倒在地上。革命群眾們就會將他們從地上拉起來強行架着或被拖着遊行。外婆當時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了,真不知她是如何熬過來的。
媽媽在富農份子家長大,自然會受到牽連。剛解放不久,媽媽還不到二十歲。同全國其他年輕人一樣,她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比如在夜校教人識字,在業餘劇團里演梁山伯與祝英台。另外還被公社選中去外地學習使用新的農業機械等等。因有高小文化,媽媽很快就成為骨幹並被培養入黨。但由於與外婆的關係,在四清運動中她被後來成為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陳某指責為混入黨內的富農之女,並遭開除黨籍和批鬥。
鑑於金家的政治負擔,爸爸為了我們的前途讓媽媽申請與金家脫離了關係,將姓氏改回親生父親的方姓並搬出了金家。那時我還小,不懂政治的威力,經常跑回外婆家裡去玩。媽媽知道後總是過來將我拖回去,外加一頓訓斥。清楚地記得有一次我在外婆家裡玩,突然來了一隊紅衛兵小將來抄家。他們帶着紅袖章,唱着革命歌曲。外婆見狀一把將我摟在懷裡。我不懂得發生了什麼事,因此根本不知道害怕。聽到他們唱歌呼口號反而覺得挺好玩的。記得一位領頭的紅衛兵女將指着一件件搜出來的物品逼問外婆這是或那是幹什麼用的。後來媽媽不知道從哪裡出來一把將我拉了回家。不清楚這是不是唯一的一次被抄家,但我知道媽媽的一雙黑皮鞋是被抄家的人拿走的,說那是小資產階級的東西。那雙皮鞋是媽媽結緍時穿的,一直放在床下。媽媽捨不得也再也沒有機會穿了,因為後來再也沒有歸還。
我們搬出來後,外婆獨自一人住在金家那幢典型的明清時代的徽派木質磚瓦大房子裡。後來房子因年久失修需要改迠。因脫離了關係,爸爸媽媽不好出面,外婆只好交生產隊處理。拆房子那天我見很多參與者將拆下的房子材料扛回自已家,如同打劫一般。當時我很不高興,但媽媽硬不讓我說。就這樣原本一幢很大的房子被改成不到四分之一大的小房子了,房子原地基的後面留下了一個大院子。外婆那時快七十歲了,還不得不在生產隊務農,以勉強維持生計。媽媽逢年過節會暗地裡塞些零用錢給外婆。具體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感覺不會多。因為當時我們經濟上也挺困難的。
我們是租住在鄰居老邵家。雖然客廳和廚房是與房東家共用的,但臥室只有不到9平方米大小。一家五口擠在一張床上,很是不便。邵家雖然對我們不錯,他家的孩子也與我們玩得很好。但小孩子之間總有吵架的時候,最後媽媽都會逼着我們退讓。原因很簡單,我們寄人籬下。這深深地刺痛了我幼小的心靈。後來邵家長子要結婚了,我們不得不準備搬出來。在老邵的鼓動和幫助下,爸媽決定建造自已的房子。考慮到外婆的階級成份,爸爸原本想將房子建在別處。但由於經濟拮据無力購置宅基地,又沒有土地與人交換,最後不得不在外婆家後面的院子裡造房。但與外婆的住房之間砌了一垜矮牆與之隔開,以堵住別人的嘴。
七六年底我初中畢業。那時雖然還沒有實施改革開放,但整個政治氣氛已經開始變化。雖然表面上還是推薦上高中,但實際上還是結合了學生的成績。對於農業戶口的初中畢業生來說,只有30%比率上高中。如果不考慮成績,我是不可能上高中的。因為有外婆這層關係,政治審查這一關是無法通過的。三中全會後的一個晚上,生產大隊又通知了外婆和其他的四類份子去大隊部開會。這是外婆最後一次掛着牌子站在台前。戴了幾十年的富農份子的帽子終於被摘掉了。我不知當時外婆是如何想的,但同時被摘右派份子帽子的老郭興奮地振臂高呼"感謝黨中央,感謝人民政府!"老郭原是在省城合肥的一所大學裡工作。打成右派後被送到我們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老婆等了他多年,後來在摘帽無望的情況下為了孩子才與他離了婚並將孩子帶走。
上大學後的一次放寒假回家,我發現那堵分隔我們與外婆多年的圍牆倒了一個大缺口。也許是因為年久失修,也許是有意推倒。我已意識到了家裡和外婆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果然在吃晚飯的時候姐姐帶着外婆進來了。她已是七十多歲的老太太了,黑幼幼的臉上儘是歲月的蒼桑,如同中國那副著名的油畫"父親"里畫的老農民一樣。不過看得出來外婆滿心歡喜。生產隊裡的田已分到戶,但外婆已無力繼續種田了。不過多年的體力勞動使她身體硬朗,她自已還能在菜地里種些夠自已吃的蔬萊。繼續過着她那簡單但再無恐懼的生活。以後每次學校放假回家,我都會帶些糕點給外婆嘗嘗,並給她挑水澆菜。外婆總會去菜地里摘個鮮嫩的南瓜做幾個她拿手的南瓜餡餅(即兩個薄餅中間夾着嫩南瓜絲)給我吃,然後將我遲到的孝順放大幾倍再告訴周圍的鄰居。
一直想找外婆談談心,了解她的過去和對一些事情的看法。特別是她丈夫被槍斃,她被批鬥,和媽媽與她脫離關係對她的心理打擊。但一直是忙於學業和準備出國,始終沒有找到合適的時機。九一年出國前,我特地帶她坐火車去了我工作的城市。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坐火車。可惜出國前太忙,並沒有時間帶她玩玩市裡的景點。在我出國後三個月左右的一個長周末,我連續兩個晚上都夢到家裡有人逝世。醒來後坐在床前想想覺得很不吉利,但也未多想。後來接到家裡的來信告知外婆去世的噩耗。算算的確是那個長周末我做家裡死人夢的時間。真是有些不可思議,難道人死後真有靈魂?如果真有,難道外婆的靈魂跑到英國來找我?後來聽媽媽說,其實在我帶外婆去玩之前,她就已經出現血尿。只不過她沒有在別人面前提起。在經歷了這麼多磨難之後,外婆似乎早已把生死看得很淡了。但彌留之際,老外婆好象還是有話要說,但一直沒有開口。媽媽明白她想見我這個曾經將她當作階級敵人的長孫。於是讓老鄰居出面告訴她我當時是無法回國來見她的。外婆聽後遺憾地走了。
五年後,我結束了英國的學業回國。當我再次來到外婆的跟前時,我們已經隔着一層地面分屬於兩個世界。她的墳頭已長着一棵高過我頭的松樹了,周圍是野草。我將帶來的一碗熱餛飩端放在她的墓碑前並給她叩頭,祈禱天堂里不分階級,沒有批鬥,沒有遊街,能讓外婆平靜且有尊嚴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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