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那在天堂里的外婆！

记得那时我在上初中,是收了麦子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放学回家，我一进院子门就看见南边与外婆家后院交界的围墙头上有一只蓝边碗。走近一看，碗口上方还冒着淡淡的雾气。我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进门后我告诉了爸爸。他将那只碗从墙上端了下来，是碗刚刚煮好的馄饨。

在江南农村，米是主食，面食不多。馄饨相当于北方的水饺，当然是最好的东西。一年中也就吃上一到两回而己。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初，我们家乡(很可能在全国各地）农业户口很缺粮食。主要原因是农村干部虚报粮食产量。因为记录的水稻产量是刚从田里收割上来的湿稻重量，而交给国家的公粮却是晒干的稻子，是按地方上报的粮食产量的百分比征收的。另外各生产大队为了营造丰收的气息，还勇跃地向国家交余粮。其实徽州山区人均土地非常有限，加上那时候粮食收成不高，那有余粮可交。上交完给国家的粮食后，剩下的生产队再按人口年龄组（大，中和小口）分配给各户社员。我当时属于中口，一年仅分得320斤稻子（相当于200至220斤大米，即每天不到6两米）。那时我正是处于青春发育长身体阶段。由于食物中缺乏油脂和蛋白质，我一歺就能吃三大碗饭，但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可吃。除了中餐是干饭外，早晚两餐都是稀的。为了不让我们觉得饿，妈妈总是催我们晚上8点就上床睡觉。她说睡着了就不觉得饿了。这也许是一个做母亲的最无奈的发明了。早餐的一碗稀饭或两个红薯（山芋）只能让我勉强撑到上午第三节课。到了第四堂课，就饿得根本无法专心听课了。于是将手臂和头搭在桌上，手指敲着桌子数着秒数等待放学。那些乡下来的住校生们则敲打着抽枻里的碗筷，迫不及待地要下课吃中饭。下课铃一响，他们拿着碗筷匙冲向学校的食堂。我从中学放学回家的路上，要路过镇上的国营饭店。中午时分，临街的大窗口内总是不停地蒸包子和煮馄饨。那个香，那个馋啊！只能意会，无法言传。多年后的今天，生活已大幅改善，想吃馄饨就能吃了。可我再也没有闻到那么香的包子和馄饨了。

爸爸将那碗馄饨放在客厅的八仙桌上，没说什么。他从厨房拿了几只碗来，准备将馄饨分给大家吃。我跟爸爸说我不吃这馄饨，这是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爸爸叹了口气，说阶级斗争归阶级斗争，饭总是要吃的。一碗馄饨浪费掉也太可惜了。我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觉得爸爸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　

那时全国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批林批孔（即批判林彪和孔子）和阶级斗争。学校里不怎么上课，大搞开门办学（即学工学农）。在这种教育形势下，学生们往往将生活中的小事无限上纲，并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记得初一的一次在农村学农修水库活动中，村里一富农的儿子（最多20岁）在山坡上挖土，导致石块滚下来差点砸中在坡下方装土的学生。我们的班长是那种阶级斗争觉悟高的人，他认为这是富农子弟破坏学农。于是报告带队老师及当地生产队干部。带队老师和生产队于是组织了一次批判会。会上那老实巴交的富农儿子不得不颤颤惊惊地交待问题。同学们在班长的带动下高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类的口号。最后带队老师表扬了班长的阶级斗争觉悟，号召同学们向班长学习。并总结说今天发生的事给每一位在坐的同学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教育课。这样的教育环境深深地影响了每个同学的世界观，也影响到了我生活的各亇方面。

为什么说我们同外婆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那还得从妈妈的身世谈起。我亲外婆在生下我妈妈后不久便去世了，外公将妈妈给了附近镇上一戶姓金的朋友。金家没有孩子但还算富裕。妈妈在金家长大，还读了高小（即小学，但在那时已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妈妈说养父有时用水烟管敲打她的头，并时常抱怨说女孩子家读书有什么用，迟早是要嫁给人家的。是妈妈的养母（即本文中的外婆）偷偷地让人挑几担稻子去交学杂费。

土改时金家被划为富农成份，妈妈自然就成了富农子弟。妈妈的养父因田地，水牛和农俱被没收而大发唠骚，并说了些共产党的坏话。被人揭发后让土改工作组给抓了起来，绑在小镇南山的一棵大枫树下枪毙了。从此以后，每当有政治运动，外婆以及其他的四类份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右派）就会被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要求去附近的小学抬桌子和扛凳子到大队部，并挂上富农份子的牌子开批斗会。

批斗会上，四类份子们站在台前的一排长凳子上，带着高帽，挂上牌子并低头弯腰。外婆挂的牌子上总是写着＂富农份子+她的名字＂。批斗会后有时还有强迫游街。游街时还需边走边说＂我是富农份子XXX＂。这样的批斗游行除了是对人格汚辱外，体力上也是极大地消耗。因为这种批斗游行有时会持续两个小时。有的四类份子低头弯腰累了会偷偷地直起腰干。发现后后脑勺上会挨一巴掌，或被叉着脖子强行再低下头弯下腰。有的四类份子会因体力不支而瘫倒在地上。革命群众们就会将他们从地上拉起来强行架着或被拖着游行。外婆当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了，真不知她是如何熬过来的。

妈妈在富农份子家长大，自然会受到牵连。刚解放不久，妈妈还不到二十岁。同全国其他年轻人一样，她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比如在夜校教人识字，在业余剧团里演梁山伯与祝英台。另外还被公社选中去外地学习使用新的农业机械等等。因有高小文化，妈妈很快就成为骨干并被培养入党。但由于与外婆的关系，在四清运动中她被后来成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某指责为混入党内的富农之女，并遭开除党籍和批斗。

鉴于金家的政治负担，爸爸为了我们的前途让妈妈申请与金家脱离了关系，将姓氏改回亲生父亲的方姓并搬出了金家。那时我还小，不懂政治的威力，经常跑回外婆家里去玩。妈妈知道后总是过来将我拖回去，外加一顿训斥。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在外婆家里玩，突然来了一队红卫兵小将来抄家。他们带着红袖章，唱着革命歌曲。外婆见状一把将我搂在怀里。我不懂得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根本不知道害怕。听到他们唱歌呼口号反而觉得挺好玩的。记得一位领头的红卫兵女将指着一件件搜出来的物品逼问外婆这是或那是干什么用的。后来妈妈不知道从哪里出来一把将我拉了回家。不清楚这是不是唯一的一次被抄家，但我知道妈妈的一双黑皮鞋是被抄家的人拿走的，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那双皮鞋是妈妈结緍时穿的，一直放在床下。妈妈舍不得也再也没有机会穿了，因为后来再也没有归还。

我们搬出来后，外婆独自一人住在金家那幢典型的明清时代的徽派木质砖瓦大房子里。后来房子因年久失修需要改迠。因脱离了关系，爸爸妈妈不好出面，外婆只好交生产队处理。拆房子那天我见很多参与者将拆下的房子材料扛回自已家，如同打劫一般。当时我很不高兴，但妈妈硬不让我说。就这样原本一幢很大的房子被改成不到四分之一大的小房子了，房子原地基的后面留下了一个大院子。外婆那时快七十岁了，还不得不在生产队务农，以勉强维持生计。妈妈逢年过节会暗地里塞些零用钱给外婆。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但感觉不会多。因为当时我们经济上也挺困难的。

我们是租住在邻居老邵家。虽然客厅和厨房是与房东家共用的，但卧室只有不到9平方米大小。一家五口挤在一张床上，很是不便。邵家虽然对我们不错，他家的孩子也与我们玩得很好。但小孩子之间总有吵架的时候，最后妈妈都会逼着我们退让。原因很简单，我们寄人篱下。这深深地刺痛了我幼小的心灵。后来邵家长子要结婚了，我们不得不准备搬出来。在老邵的鼓动和帮助下，爸妈决定建造自已的房子。考虑到外婆的阶级成份，爸爸原本想将房子建在别处。但由于经济拮据无力购置宅基地，又没有土地与人交换，最后不得不在外婆家后面的院子里造房。但与外婆的住房之间砌了一垜矮墙与之隔开，以堵住别人的嘴。

七六年底我初中毕业。那时虽然还没有实施改革开放，但整个政治气氛已经开始变化。虽然表面上还是推荐上高中，但实际上还是结合了学生的成绩。对于农业户口的初中毕业生来说，只有30%比率上高中。如果不考虑成绩，我是不可能上高中的。因为有外婆这层关系，政治审查这一关是无法通过的。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晚上，生产大队又通知了外婆和其他的四类份子去大队部开会。这是外婆最后一次挂着牌子站在台前。戴了几十年的富农份子的帽子终于被摘掉了。我不知当时外婆是如何想的，但同时被摘右派份子帽子的老郭兴奋地振臂高呼＂感谢党中央，感谢人民政府！＂老郭原是在省城合肥的一所大学里工作。打成右派后被送到我们生产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婆等了他多年，后来在摘帽无望的情况下为了孩子才与他离了婚并将孩子带走。

上大学后的一次放寒假回家，我发现那堵分隔我们与外婆多年的围墙倒了一个大缺口。也许是因为年久失修，也许是有意推倒。我已意识到了家里和外婆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果然在吃晚饭的时候姐姐带着外婆进来了。她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了，黑幼幼的脸上尽是岁月的苍桑，如同中国那副著名的油画＂父亲＂里画的老农民一样。不过看得出来外婆满心欢喜。生产队里的田已分到户，但外婆已无力继续种田了。不过多年的体力劳动使她身体硬朗，她自已还能在菜地里种些够自已吃的蔬莱。继续过着她那简单但再无恐惧的生活。以后每次学校放假回家，我都会带些糕点给外婆尝尝，并给她挑水浇菜。外婆总会去菜地里摘个鲜嫩的南瓜做几个她拿手的南瓜馅饼（即两个薄饼中间夹着嫩南瓜丝）给我吃，然后将我迟到的孝顺放大几倍再告诉周围的邻居。

一直想找外婆谈谈心，了解她的过去和对一些事情的看法。特别是她丈夫被枪毙，她被批斗，和妈妈与她脱离关系对她的心理打击。但一直是忙于学业和准备出国，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时机。九一年出国前，我特地带她坐火车去了我工作的城市。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火车。可惜出国前太忙，并没有时间带她玩玩市里的景点。在我出国后三个月左右的一个长周末，我连续两个晚上都梦到家里有人逝世。醒来后坐在床前想想觉得很不吉利，但也未多想。后来接到家里的来信告知外婆去世的噩耗。算算的确是那个长周末我做家里死人梦的时间。真是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人死后真有灵魂？如果真有，难道外婆的灵魂跑到英国来找我？后来听妈妈说，其实在我带外婆去玩之前，她就已经出现血尿。只不过她没有在别人面前提起。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之后，外婆似乎早已把生死看得很淡了。但弥留之际，老外婆好象还是有话要说，但一直没有开口。妈妈明白她想见我这个曾经将她当作阶级敌人的长孙。于是让老邻居出面告诉她我当时是无法回国来见她的。外婆听后遗憾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