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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庞所说的“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入美国资本家法眼，每个大学留一点文科，就是为了有个“高大上”门面，否则与技术学校何异。所以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其实中国现在就有美国以往的毛病，大学为了“发展”，大量开设没有用的文科项目，拿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培养大量情怀满满、没有做人本事的文化青年，再让由于文科过多而侥幸走上教师岗位、才能平平、收入不高而满腹怨气的教师在课堂上面教那些绝无用处的知识，这纯在毒害学生，给他们虚假希望，给共产党自己制造敌人，十分好笑的。

教育的缺陷：无用知识使人造反

我一开始又要再次引用一本反动的书《乌合之众》了。这本由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于1895年出版的书，我觉得在学术上意义不大，没有论证，数字多半也有问题，只有感想和偏见，但他写了很多著作，只有这本《乌合之众》名满全世界，是许多学者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体现了片面却极有天才的洞见。

我想讲的事与他的书主题有一点偏差，他是讲一个人投入群众中去，就会变得如何傻，如何去做一些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怎么变得顽固盲目。完全可以想象，中国以前六四的所谓动乱，后来反日游行中的“爱国”暴力行为、今天越南反中游行示威中的暴行，都可以在他著作里找到印证，名称不同，反对对象不同，本质则一样。

不过我不想讨论此事。我主要想通过里面一节关于教育的内容，聊聊与知识分子生产制度相关的弊端。我先做一下文抄公，将这一段内容部分抄下来，争取下一篇讲讲知识分子与政府和政府管治这个话题。

在《乌合之众》第二卷，“群体的意见和信念中的间接因素”里面，他专门列了“教育”一节，我抄一些段落：

在当前这个时代的主要观念中，首当其冲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教育能够使人大大改变，它会万无一失地改造他们，甚至能够把他们变成平等的人。……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的结论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哲学家，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社会的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杰出的官员，阿道夫•吉约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 3000：1000，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长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样注意到，年轻人犯罪增长的尤其多，而人尽皆知的是，法国为了他们，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

当然不能说，即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不会造成十分有益的实际结果——谁也没有坚持过这种主张。就算它不会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会有益于专业技能的发展。不幸的是，尤其在过去25年里，拉丁民族把它们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错误的原则上，尽管有些最杰出的头脑，如布吕尔、德•库朗热、泰纳等许多人提出了意见，它们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过去出版的一本书中指出，法国的教育制度把多数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它让无数学子加入了社会主义者的阵营。……

如果这种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他们虽然没有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毕竟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但是这种制度的危险要比这严重得多，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地位卑贱的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以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法国的学校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的职业，在这个行当上取得成功，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点个人的主动性。这种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忿忿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在最高层，它培养出一群轻浮的资产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2000名男女教师失业，他们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被选中的人数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笔者注：清朝停止科举后，秀才们全正义凛然地投入革命党了）。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人民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它能够劝导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殖民地事业。……

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要促进观念的培养，需要年轻人每天从工厂、矿山、法庭、书房、建筑工地和医院获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得亲眼看到各种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与顾客、工作者和劳动者在一起，不管他们干得是好是坏，也不管他们是赚是赔。采用这种方式，他们才能对那些从眼睛、耳朵、双手甚至味觉中得到的各种细节，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学习者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了这些细节，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渐成形，并且或迟或早会产生出一些提示。

以上全是我抄来的，大家看一看，想一想，和毛主席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多么相同。由于解放后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讲知识分子坏话是犯忌的，但在我的印象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许多一知半解，从书本到书本、没有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积极地做着外国观念的进口商和装配商，他们借国人对外国不甚了解的时机，声名鹊起，和民国一些“名人”一样，取得与他们本人知识水平并不相符的名望。对于本国的现状，无论好坏，其产生的深厚的文化、历史、传统土壤没有深入的阐述、对传统社会面对强大西方时企图维护某种主体性时的挣扎、传统社会转型的困境、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环境与当年西方前驱在内部和外部之巨大区别，了解甚少，更不研究资本主义带来大量资源消耗是现代社会基础，而这个基础正在动摇，对这些许多人缺少研究。他们更像知识“民工”。

对于这些因为教育制度缺陷生产出来的，高大上的知识分子，美国资本家们早就深知其危害，并强行介入大学，进行改革了。我在之前的博客“照搬欧美，中国无前途”一文中已经提过美国资本介入大学的故事：19世纪末之前，美国大学照搬欧洲，但美国资本家把他们改造成直接对资本发展有利的模式了，我引用一名学者的文章说：“传统上，无论是早期带有行会性质的中世纪大学还是近代德国由国家包养的研究型大学，人们往往称之为学者或学术共同体。然而，巴罗（Clyde W.Barrow《大学与资本家的国度》的作者）在指称美国大学时却使用了学问公司（或企业）（corporation of learning）的称谓。”这位作者又指出：“一九零七年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创建的通识教育委员会（GEB，六十年代并入洛克菲勒基金会），其成员中商业界精英占了48.6%，加上成员中有公司背景的律师，来自商业界的成员占60%。该两大著名教育基金会成立的基本宗旨，就是如何让美国的大学完全接纳企业理念，形成一种与工商业组织性质一致的大学经营模式。CAFT的第一任主席为MIT校长普里切特（Henry S.Pritchett），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推动美国大学科学管理的“泰勒模式”，他委托泰勒弟子库克为大学制订了一套严格测算大学教师工作量、支持竞争、旨在提高效率的标准化管理方案。GEB则委托铁路公司的审计师按照企业管理模式为大学量身订制了一套财政管理与会计制度。两大基金会的大学企业化方案显然难以让学术界接受，如凡勃伦指出，这种企业化的运作把大学纯粹视为一种建筑物和有形资产的集合，它更看重花钱改善校园的外观而不是满足更抽象和更纯粹的智识需要。刚性的会计制度把一切都变成统计数据，对学生的学业长进评价与监督矿工的开掘进度无异，整个系统完全是迎合“外行人”而不是“学术阶层”。部分大学校长例如哈佛校长艾略特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对此大为不满，但为了赢得这两家教育托拉斯以及企业界充斥着“石油气息”和被有些学者称为“毒药”一样的捐赠，许多高校特别是私立大学还是不得不就范。对此情形，辛克莱（Upton Sinclair）极尽嘲讽地说道：私立大学为向垄断集团表忠诚纷纷投身垄断财团的门下，“哥伦比亚大学其实就是J.P.摩根大学，宾大不过是联合气体改进公司大学，明尼苏达是矿山信托大学，芝加哥是标准石油公司大学”。

所有勒庞所说的“没用的知识”，一律不入美国资本家法眼，每个大学留一点文科，就是为了有个“高大上”门面，否则与技术学校何异。所以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国。其实中国现在就有美国以往的毛病，大学为了“发展”，大量开设没有用的文科项目，拿学生家长的血汗钱培养大量情怀满满、没有做人本事的文化青年，再让由于文科过多而侥幸走上教师岗位、才能平平、收入不高而满腹怨气的教师在课堂上面教那些绝无用处的知识，这纯在毒害学生，给他们虚假希望，给共产党自己制造敌人，十分好笑的。中国大学应该砍掉一半与技艺无关的文科，只招收少数不仅有才能，而且确有兴趣，最好有相关家世的精英分子作为文化传承的骨干，以精英老师对精英学生，普通人的文化情怀应该根据他本人的兴趣在家里完成，工余时间到图书馆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大部分需求，文化不是谋生的东西。

不过在中国读书分子或知识分子饱受迫害的历史面前，我不敢犯忌多讲他们，我只好逃避现实，在下一篇里再一次做文抄公，讲讲大家景仰（当然他们还景仰 “蒋公”）的民国知识分子，从他们光鲜光环后面来看一些好笑故事，可以看到勒庞所针砭的东西在他们身上体现得非常活灵活现。对待知识分子很好的清朝末年、北洋共和、还有公知们仰慕的“蒋公”都深受他们之害，但在总结失败教训时，很少有学者检讨中国急吼吼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缺陷，反而总是说那些受他们害的当权者“不重用人才”，“不重视知识分子”，其实说白了就是不重用写这些文章的作者。这些当权者真是冤哪！在我将要引用那本书的作者看来，太重视、太轻信他们才是这些当权者失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