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五按:這說的不就是萬維嘛。
勒龐所說的“沒用的知識”,一律不入美國資本家法眼,每個大學留一點文科,就是為了有個“高大上”門面,否則與技術學校何異。所以美國成為了世
界第一大國。其實中國現在就有美國以往的毛病,大學為了“發展”,大量開設沒有用的文科項目,拿學生家長的血汗錢培養大量情懷滿滿、沒有做人本事的文化青
年,再讓由於文科過多而僥倖走上教師崗位、才能平平、收入不高而滿腹怨氣的教師在課堂上面教那些絕無用處的知識,這純在毒害學生,給他們虛假希望,給共產
黨自己製造敵人,十分好笑的。
教育的缺陷:無用知識使人造反
我一開始又要再次引用一本反動的書《烏合之眾》了。這本由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於1895年出版的書,我覺得在學術上意義不大,沒有論
證,數字多半也有問題,只有感想和偏見,但他寫了很多著作,只有這本《烏合之眾》名滿全世界,是許多學者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體現了片面卻極有天才的洞見。
我想講的事與他的書主題有一點偏差,他是講一個人投入群眾中去,就會變得如何傻,如何去做一些正常情況下不會做的事情,怎麼變得頑固盲目。完全可以
想象,中國以前六四的所謂動亂,後來反日遊行中的“愛國”暴力行為、今天越南反中遊行示威中的暴行,都可以在他著作里找到印證,名稱不同,反對對象不同,
本質則一樣。
不過我不想討論此事。我主要想通過裡面一節關於教育的內容,聊聊與知識分子生產制度相關的弊端。我先做一下文抄公,將這一段內容部分抄下來,爭取下一篇講講知識分子與政府和政府管治這個話題。
在《烏合之眾》第二卷,“群體的意見和信念中的間接因素”裡面,他專門列了“教育”一節,我抄一些段落:
在當前這個時代的主要觀念中,首當其衝的是這樣一種觀念,即認為教育能夠使人大大改變,它會萬無一失地改造他們,甚至能夠把他們變成平等的人。……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就像在許多其他問題上一樣,民主觀念與心理學和經驗的結論有着深刻的差異。包括赫伯特•斯賓塞在內的許多傑出哲學家,已經毫不費力地證明,教育既不會使人變得更道德,也不會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變他的本能,也不能改變他天生的熱情,而且有時——只要進行不良引導即可——害處遠大於好處。……社
會的一些最壞的敵人,也是在學校獲獎者名單上有案可查的人。一位傑出的官員,阿道夫•吉約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里指出,目前受過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是
3000:1000,在50年的時間裡,人口中的犯罪比例從每10萬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即增長了133%。他也像他的同事一樣注意到,年輕人
犯罪增長的尤其多,而人盡皆知的是,法國為了他們,已經用免費義務制教育取代了交費制。
當然不能說,即使正確引導的教育,也不會造成十分有益的實際結果——誰也沒有堅持過這種主張。就算它不會提升道德水平,至少也會有益於專業技能的發
展。不幸的是,尤其在過去25年裡,拉丁民族把它們的教育制度建立在了十分錯誤的原則上,儘管有些最傑出的頭腦,如布呂爾、德•庫朗熱、泰納等許多人提出
了意見,它們依然不思悔改。我本人在過去出版的一本書中指出,法國的教育制度把多數受過這種教育的人變成了社會的敵人,它讓無數學子加入了社會主義者的陣
營。……
如果這種教育僅僅是無用,人們還可以對孩子們示以同情,他們雖然沒有在小學裡從事必要的學習,畢竟被教會了一些科勞泰爾後裔的族譜、紐斯特里亞和奧
斯特拉西亞之間的衝突或動物分類之類的知識。但是這種制度的危險要比這嚴重得多,它使服從它的人強烈地厭惡自己的生活狀態,極想逃之夭夭。工人不想再做工
人,農民不想再當農民,而大多數地位卑賤的中產階級,除了吃國家職員這碗飯以外,不想讓他們的兒子從事任何別的職業。法國的學校不是讓人為生活做好準備,
而是只打算讓他們從事政府的職業,在這個行當上取得成功,無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現出哪怕一點個人的主動性。這種制度在社會等級的最底層創造了一支
無產階級大軍,他們對自己的命運忿忿不平,隨時都想起來造反。在最高層,它培養出一群輕浮的資產階級,他們既多疑又輕信,對國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視
同天道,卻又時時不忘對它表示敵意,總是把自己的過錯推給政府,離開了當局的干涉,他們便一事無成。
國家用教科書製造出這麼多有文憑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於是只好讓另一些人無事可做。因此,它只能把飯碗留給先來的,剩下的沒有得到職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國家的敵人。 ……只在塞納一地,就有2000名男女教師失業,他們全都蔑視農田或工廠,只想從國家那兒討生計。被選中的人數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隨時會參與任何革命,不管它的頭領是誰,也不管它有什麼目標。可以說,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場的知識,是讓人造反的不二法門(筆者註:清朝停止科舉後,秀才們全正義凜然地投入革命黨了)。
顯然,迷途知返為時已晚。只有經驗這位人民最好的老師,最終會揭示出我們的錯誤。……它能夠勸導我們的年輕人回到田野和工廠,回到他們今天不惜任何代價逃避的殖民地事業。……
觀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環境中才能形成。要促進觀念的培養,需要年輕人每天從工廠、礦山、法庭、書房、建築工地和醫院獲得大量的感官印象;他
得親眼看到各種工具、材料和操作;他得與顧客、工作者和勞動者在一起,不管他們幹得是好是壞,也不管他們是賺是賠。採用這種方式,他們才能對那些從眼睛、
耳朵、雙手甚至味覺中得到的各種細節,有些微不足道的理解。學習者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這些細節,默默地推敲,在心中逐漸成形,並且或遲或早會產生出一些提
示。
以上全是我抄來的,大家看一看,想一想,和毛主席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多麼相同。由於解放後知識分子受到迫害,講知識分子壞話是犯忌的,但在我的印象
中,改革開放30多年來,許多一知半解,從書本到書本、沒有社會實踐的知識分子積極地做着外國觀念的進口商和裝配商,他們借國人對外國不甚了解的時機,聲
名鵲起,和民國一些“名人”一樣,取得與他們本人知識水平並不相符的名望。對於本國的現狀,無論好壞,其產生的深厚的文化、歷史、傳統土壤沒有深入的闡
述、對傳統社會面對強大西方時企圖維護某種主體性時的掙扎、傳統社會轉型的困境、後發展國家實現現代化的環境與當年西方前驅在內部和外部之巨大區別,了解
甚少,更不研究資本主義帶來大量資源消耗是現代社會基礎,而這個基礎正在動搖,對這些許多人缺少研究。他們更像知識“民工”。
對於這些因為教育制度缺陷生產出來的,高大上的知識分子,美國資本家們早就深知其危害,並強行介入大學,進行改革了。我在之前的博客“照搬歐美,中
國無前途”一文中已經提過美國資本介入大學的故事:19世紀末之前,美國大學照搬歐洲,但美國資本家把他們改造成直接對資本發展有利的模式了,我引用一名
學者的文章說:“傳統上,無論是早期帶有行會性質的中世紀大學還是近代德國由國家包養的研究型大學,人們往往稱之為學者或學術共同體。然而,巴羅
(Clyde W.Barrow《大學與資本家的國度》的作者)在指稱美國大學時卻使用了學問公司(或企業)(corporation of
learning)的稱謂。”這位作者又指出:“一九零七年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創建的通識教育委員會(GEB,六十年代併入洛克菲勒基金會),其成員中商
業界精英占了48.6%,加上成員中有公司背景的律師,來自商業界的成員占60%。該兩大著名教育基金會成立的基本宗旨,就是如何讓美國的大學完全接納企業理念,形成一種與工商業組織性質一致的大學經營模式。CAFT的第一任主席為MIT校長普里切特(Henry S.Pritchett),上任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推動美國大學科學管理的“泰勒模式”,他委託泰勒弟子庫克為大學制訂了一套嚴格測算大學教師工作量、支持競爭、旨在提高效率的標準化管理方案。GEB則委託鐵路公司的審計師按照企業管理模式為大學量身訂製了一套財政管理與會計制度。兩
大基金會的大學企業化方案顯然難以讓學術界接受,如凡勃倫指出,這種企業化的運作把大學純粹視為一種建築物和有形資產的集合,它更看重花錢改善校園的外觀
而不是滿足更抽象和更純粹的智識需要。剛性的會計制度把一切都變成統計數據,對學生的學業長進評價與監督礦工的開掘進度無異,整個系統完全是迎合“外行
人”而不是“學術階層”。部分大學校長例如哈佛校長艾略特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也對此大為不滿,但為了贏得這兩家教育托拉斯以及企業界充斥着“石油氣息”和被
有些學者稱為“毒藥”一樣的捐贈,許多高校特別是私立大學還是不得不就範。對此情形,辛克萊(Upton
Sinclair)極盡嘲諷地說道:私立大學為向壟斷集團表忠誠紛紛投身壟斷財團的門下,“哥倫比亞大學其實就是J.P.摩根大學,賓大不過是聯合氣體改
進公司大學,明尼蘇達是礦山信託大學,芝加哥是標準石油公司大學”。
所有勒龐所說的“沒用的知識”,一律不入美國資本家法眼,每個大學留一點文科,就是為了有個“高大上”門面,否則與技術學校何異。所以美國成為了世
界第一大國。其實中國現在就有美國以往的毛病,大學為了“發展”,大量開設沒有用的文科項目,拿學生家長的血汗錢培養大量情懷滿滿、沒有做人本事的文化青
年,再讓由於文科過多而僥倖走上教師崗位、才能平平、收入不高而滿腹怨氣的教師在課堂上面教那些絕無用處的知識,這純在毒害學生,給他們虛假希望,給共產
黨自己製造敵人,十分好笑的。中國大學應該砍掉一半與技藝無關的文科,只招收少數不僅有才能,而且確有興趣,最好有相關家世的精英分子作為文化傳承的骨
干,以精英老師對精英學生,普通人的文化情懷應該根據他本人的興趣在家裡完成,工余時間到圖書館已經可以滿足他們大部分需求,文化不是謀生的東西。
不過在中國讀書分子或知識分子飽受迫害的歷史面前,我不敢犯忌多講他們,我只好逃避現實,在下一篇里再一次做文抄公,講講大家景仰(當然他們還景仰
“蔣公”)的民國知識分子,從他們光鮮光環後面來看一些好笑故事,可以看到勒龐所針砭的東西在他們身上體現得非常活靈活現。對待知識分子很好的清朝末年、
北洋共和、還有公知們仰慕的“蔣公”都深受他們之害,但在總結失敗教訓時,很少有學者檢討中國急吼吼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缺陷,反而總是說那些受他們害的當
權者“不重用人才”,“不重視知識分子”,其實說白了就是不重用寫這些文章的作者。這些當權者真是冤哪!在我將要引用那本書的作者看來,太重視、太輕信他
們才是這些當權者失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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