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下个结论，说当下国人缺乏爱的教育，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感受与体悟简单粗陋，不善于表达爱，我想反对的人并不多。分析其缘由，就众说纷纭了。原因肯定多样，但将之归结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显然失之偏颇。

中国人缺乏爱的教育，显然是这60多年的事。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分析过当年波兰的“新信仰”伦理原则：“凡是能为革命利益服务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有损于革命利益的一切，都是坏的。”这一原则，同样适合1949年后的中国，在那个年代的文化中，革命与阶级仇恨是人们行动的真理，文化作品塑造的也多是阶级仇恨，直到这种仇恨化做刺向阶级敌人的利器。它通过对敌人的仇恨和对国家的感恩试图塑造一种新的社会伦理，这种伦理是以抹去人的正常情感和欲望为代价的。

米沃什在书中说，告密在古今往来的任何文明中，都不曾被视为美德的行为，但在“新信仰”文明中，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告密文化在中国的发展颠峰便是“文革”，那个年代到处是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好友揭发、亲人背叛，国人对爱情、亲情、友情的价值认知和感受，受到空前的伤害，完全颠覆了中国几千年的是非善恶标准与伦理观。1976年后，革命与仇恨之弦虽松驰下来，但对于爱的基本观念并未变，认为个人之爱比起对国家民族之爱来说，是渺小而不值得一提的，蕴藏在传统文化中的大量对爱与伦理的价值观，被封存在民众的教育和认知之外，使得国人至今对本民族的爱的内涵与模式，仍然非常陌生。

在中国传统社会，对各种情感的伦理认知，主要来源是儒家文化。说儒家文化是一门情感哲学，或爱的哲学，并不为过。它与西方以智性为主导的哲学完全不同，儒家的目标是由智性来完成性情,而不是由性情来完成智性。所以儒家修身，目的是为了修炼出自己的真性情，它反对人的寡情、绝情或无情。李泽厚也认为儒家“以情为本”，称“它所展望的只是普通平凡的人的身心健康、充分发展和由自己决定命运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儒家是以血缘和生命为中心，展开对人生的思考的，亲情、友情、爱情自然被看作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它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协调、管理人的情感，重情尚情，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礼记》认为，圣人的职责就是引导人的情感，所以它说“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讲学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中国乃农耕古国，《礼记》素性拿种田做比方，这样更易理解。它把人情视作圣王耕种的田地，礼是耕耘，义是种子，讲学是锄草，仁是储藏的仓库，乐使人心安定。可看出，儒家所言的“仁、义、礼、乐、学”这些理念，都是为了管理好人的情感。

“仁”是儒家的核心理念，《论语》中“樊迟问仁”，孔子的回答是“爱人”，《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说文解字》对“仁”的解释是“亲也，从人从二”。可见，在“仁”诸种理念中，爱自己的亲人是首要的，也是修身之始。孟子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意为不知道爱亲人者，也失去了为人的资格，所以《礼记》认为“立爱自亲始”。从孔子开始，就把爱与情感视为人性和人生的本源和基础，更将人的情感明确分为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这五伦关系，以此来构建各种社会情感。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根基，对它的研究与论述也非常复杂，构成了一个庞大体系。儒家对爱的名目分得很细，如父对子之爱为“慈”，子对父之爱为“孝”。“父慈子孝”是“亲亲”的基本伦理，也被视为一种相互责任。《左传》说：“爱子，教之以义方”。“父慈”显然承担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的亲情“孝”，在中国则上升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主要差别之一。《礼记》在论及子女对父母之爱时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对于现代亲情来说，对父母做到时时有愉色与婉容，也算是很重要的爱的表达吧？

孔子在《论语》中虽多次论及孝，但并无统一定义。过去古人认为孩子生下三年，才能离开父母怀抱，所以父母去世，子女要为父母守丧三年。宰我对此有疑问，孔子对宰我虽然不快，但并没强制宰我非得按社会规范做，只是将孝道归结为“心安”二字。在孔子看来，孝道的重心还在个人，表现为人的真情与本性一种自然流露，这与现代社会对亲情之爱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对手足伦理和友情，儒家同样看重，“兄友弟恭”说的就是这种情感。《论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儒家看来，一个人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话，是不可能爱他人或爱社会的，所以“孝弟”会被视为仁爱之本。“弟”的主要原则就是友爱，如孔子说的“兄弟怡怡”。兄弟伦理还可扩展为朋友之情，如子夏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无兄弟也？”当然，兄弟与朋友之情还是有细微差别的，朋友相交以义为原则，而兄弟间血缘之恩是关键，所以和睦相处尤为重要。

对夫妻之爱，儒家说的是“夫义妇顺”。《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君子之道，从夫妻之间开始，到了它的最高境界，就能显明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了。可见在儒家的家庭伦理中，夫妇伦理也极为重要。儒家是把女性的柔顺作为美德的，但同时认为丈夫也需以义待之。唐朝之后，有一本专供女性读的《女论语》对儒家的女性观做了很多细化和阐释，它强调的是一种“相敬如宾、和乐琴瑟”的婚姻生活。它对婚姻的认知是：“前世缘分，今世婚姻。夫刚妻柔，恩爱相因”，“同甘同苦，同富同贫。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这种夫妻的恩爱和情感，并不与现代生活对爱情的认知有多大矛盾。

儒家虽强调“立爱自亲始”，但也期望这种爱能推己及人。“自亲始”，才是一种健康正常的爱，这样的爱才有独立性，不会与对他人或国家之爱混为一谈。但儒家同样期望人们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这种仁爱之心推及他人。甚至不仅要推及他人，还要推及天下万物，所以孟子说君子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为：君子由亲爱亲人，进而仁爱民众，由仁爱民众，进而爱护万物。这里的物，就是指天生之万物。在孟子看来，“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天下万物只有一个本源。有了对天地的这种信仰和敬意，自然会爱物惜物。天地万物对人有养育的恩德，人会发自内心地对天地万物怀有感恩之心。

儒家认为，只有平等地看待人与物，两者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和”的前提就是万物首先要实现共存。因为物与人一样，也是禀承天命而存在的，虽呈现的形态不同，但都拥有各自的尊严，《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就是这个意思。人与物的价值平等观，是儒家情感观的一种超越。人与物只有实现了共存而不相害，就是一方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用今天眼光看，这种观念也是很现代。儒家把人格平等观，推而广之，扩展到了所有生命乃至一切事物。这种思想为传统中国人的爱物惜物，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所以传统国人对天地自然、万事万物有一种本能的尊重，极少把自然看作可供掠夺的资源。在生活中，持强凌弱或贵己贱物的人，也被看作是缺乏修养的表现。

对于爱的原则，儒家同样有规范，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过去总有人说，儒家之爱不是自由独立之爱，但孔子说的这8个字，却被写进了现代社会的《全球伦理宣言》，这份宣言认为：“这应当成为所有生活领域——包括家庭与社群、各种族、各国家、各宗教的千古不易、绝无条件的准则。”在《论语》中，孔子认为如果有一个字可终身行之，那就是“恕”了，他对恕的解释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称之为“恕道”。

仁是“爱人”，但“爱人”如何在行为中来体现呢？ “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也”，也就是行仁的方式。“忠”为“中心”，即行事心要居于中正。所以“忠”确立的是一种对人对事的真诚态度，并用此态度去为他人谋事和做事；而“恕”则是以自己之心，来推及别人的心，是人处理与他人情感关系的一种基本原则，包含着体谅别人的不周之处。儒家的“忠恕”之道，强调的是对“己”的限制和要求，并不是对他人的要求，期望在处理情感关系时，能有对自己的限制，不能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只有在这种前提下实现的爱与情感沟通，才能真正体现出平等精神。我想，这也是忠恕之道最具现代意义的地方，它应成为我们今天对待亲情爱情友情的一个基本态度。

从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所说的爱的情感，与今天主流社会灌输的对爱的观点，并不相同。儒家认为，人对自己的关心要超过对别人的，人对自己父母的爱也会深于对他人父母之爱。在儒家看来，只有在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由己及亲、由亲及人，进而实现一种由人及于天下万物的普遍仁爱。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情感及爱的这些哲学认知，与我们的教育与主流话语完全是隔绝的，才使得当下国人患上了爱的匮乏症。与那些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不同，中国人对于爱和情感的培养，自古以来就是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教堂。如果中国的教育体系，对爱与情感的教育完全缺失，中国人的爱的匮乏症也就永远无法被治愈。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冷漠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