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李公尚-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赵惠是日本人。原名大宫敏惠。她父亲是日本天皇赐派给“满洲国皇帝”的飞行员。一九四五年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她全家被俘。她母亲和弟弟死于苏军俘虏营，解放军把她父亲从苏军战俘营里解放出来，当了飞行教练。当时她十二岁，随同父亲一起参了军，在航校医务所学习。抗美援朝时他父亲在朝鲜牺牲，被授予烈士。后来，她和一名由她父亲陪训出的飞行教练结了婚，随丈夫姓，改名赵惠。文革初期，她和丈夫被诬为“日本特务”，被迫转业到一个工厂工作。不久，工厂的“群众组织”对他们实行“专政”。她丈夫在被关押期间，生病得不到救治去世，她被开除出工厂。因无家可归，她请求当时的“组织”允许她带着女儿赵爱华到他丈夫的老家赵庄大队落户。

赵惠的婆家根本就不认她，认为儿子不幸，全因赵惠所致。赵庄大队的领导考虑到赵惠不便住在村里，便安排她在窑厂当会计，住在砖窑厂由两座废弃的砖窑改造成的房子里。我下乡时，中日已经建交，听说政府正给她落实政策，补发工资，但她拒绝回原工厂工作。

赵惠和女儿赵爱华境遇凄惨，但母女每天的穿戴却十分整洁。常年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改得非常合身，熨得一丝不苟。赵惠逢人先笑后语，言行温良恭俭。自从到了赵庄大队，为了不连累丈夫的家人，没事她从不进村。赵爱华年龄和知青相仿，公社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窑厂给窑工们做饭，属于“回乡知青”。

窑场分两班倒，每班十二小时。窑工们每干一个班挣两个工，是全大队挣工分最多的。村里人都说：能到窑上干活的，都是能人。没个历史来头，轻易混不到窑上。村里人说的“历史来头”，是指“犯过错误”。在乡间，“犯错误”属于“干部用语”，是有本事的代名词。能“犯错误”的，都是干过“公事”或当过“官差”的，经历过大场面，有档案记载。在村民心里，凡能登记造册的，大都能留名后世。一般社员没资格也没机会“犯错误”，当然没有档案，一生都默默无闻。因此，村里听说谁“犯过错误”，大都会肃然起敬，高看一眼。村里的赵进勇赵连强几个坏小子，经常偷鸡摸狗、打架斗殴，那不叫“犯错误”，叫干坏事儿，不上档次。

但是没档次的赵进勇，总想到窑上去干。窑上不要他，他就到处散布窑上的领班赵东江当兵“经常玩弄生殖器。”他的话村里人大都不信，知道他想到窑上干，是为了接近赵爱华。但是“生殖器”对村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书面语言。他没读过多少书，能顺口而出，显然是从使用“干部用语”的人那里学舌的。这就有了可信度。“生殖器”究竟是什么东西，村里的高中毕业生、管大队广播的大知识分子兼理论权威赵广理说：应该和“秘密武器”有关。凡带“器”字的，都不是小物件。说不定是秘密大炮上的重要部件。经常把高级武器的部件拆下来玩弄，当然犯错误。他百思不得其解：“你说，干得好好的，没事儿你玩儿弄那东西干吗？走火怎么办？真是吃饱撑的！”人们听了，细一琢磨，也对。赵东江参军四年提了干，后来按战士退伍回乡，确是蹊跷。于是人们坚信，他是犯过错误的。犯错误的人，才有资格到窑上干。赵进勇没犯过错误，理应不能到窑上干。

大队书记赵甚廷，知人善用，是爱才之人。对在外面犯了错误后回村的人说：“犯过错误不算什么事儿，谁还不犯错误！窑上挣得多，回来后到窑上干，和在城里进工厂一样。”于是村里人更加相信，赵东江犯过错误，而且错误不小，说不定和赵惠一样属于国家级错误。于是，对他也就越发敬重。据说他在北京当兵时，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和新建的日本驻华大使馆都站过岗。一次他站岗，向刚到中国的日本大使乘坐的车辆敬礼，日本大使“嘎”的一声停下车，下车向他深鞠一躬，和他握手。那是多么隆重的外交场面！那年过春节，又轮到他站岗，日本大使专门派秘书向在使馆站岗的每名战士赠送节日礼品。一位女秘书身姿轻盈，满面笑容，走到他面前，深鞠一躬，庄重地举起双手，奉上一支日本制造包装精致散发香味的自动笔，让他受宠若惊。面对扑鼻而来的芳馨，他犹豫着该不该伸出粗大的双手去接。女秘书又鞠一躬，灿烂一笑，轻轻上前，温柔地别在他的上衣兜里，然后再鞠一躬，含情脉脉地离去。他从来没经历过女人对他如此恭顺谦卑。女秘书洁白的面庞和甜蜜的笑容，让他神魂颠倒了好几天。他给家里写信，把那只笔放在鼻子下面反复闻，不舍得用。只用他当兵离家时，那位叫燕萍的同班女同学送的那支一拧开笔帽墨水就沾满手指，一写字笔尖就挂破信纸的黑杆钢笔。

后来，赵东江提干当了排长，家人大喜过望。用地瓜干酿了几十斤白酒，买了十几挂猪下水炖了几大锅肉，又做了若干豆腐白菜炖粉条，请村里人喝酒。席间有不少人为赵东江提亲，大队会计抢先一步，向赵东江的爹娘提起自己的小妹翠芳。赵东江一家喜不自胜。在村里，大队支书兼村革委会主任、大队长兼村贫协主任、大队会计兼信用社村代办点主任、大队保管兼供销社村代销店主任、大队民兵连长兼村治保主任，是村里的五大领导。再加上大队妇联主任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就是全大队的领导班子。全村几百户数千人都归这几个人领导。大队会计掌管村里的财政，何等关键！不用说大队，就是生产队的会计，社员也不敢得罪。村谣说：得罪了会计挨笔戳，得罪了保管挨秤砣，得罪了队长难吃馍，得罪了书记没法活。

然而，赵东江对这事儿掉以轻心。自从他爹和大队会计为他商订亲事，他就开始心猿意马。在这之前，他和上高中时的同学燕萍私好，上衣兜里装的小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燕萍送给他的一寸黑白相片，晚上一钻进被窝，就拿出来想入非非。大队会计让他爹给他写信说了翠芳的事后，就准备打发翠芳到部队去找他板上钉钉。大队会计的意思，让妹妹去部队找赵东江，在部队住上几天，无论部队还是村里，就都知道翠芳和他有了“关系”，那就算“肉烂在了锅里”。赵东江接到家信说翠芳要来部队“探亲”，慌忙回信阻止，同时写信和燕萍商量对策。

燕萍也不是省油的灯。接到赵东江的信后，想起“先进门的媳妇为大”那句古训，一不做二不休，提着包袱就捷足先登，要来个先下手为强，把生米做成熟饭。结果燕萍风尘仆仆地刚到赵东江所在的部队，翠芳也满怀激情地赶了来。看到突如其来的两个女人，赵东江慌乱不已。两个女人相见，势如水火。个个奋不顾身，争先恐后，坚决让赵东江“说清楚是怎么回事”。赵东江面对两个女人茫然无措，两个女人就开始此起彼伏地一哭二闹三上吊，搞得全连风声鹤唳。最后，团里派干部股股长带领一名干部干事、一名组织干事和一名群工干事组成调查小组，前去处理。

此前，干部股长曾到赵东江所在的连队蹲点抓基层，听说赵东江晚上睡觉手里常攥着一支外国人送的自动笔，就要过去看，看了爱不释手，说要“借用”几天。但赵东江不忍割爱，惹得干部股长闷闷不乐。这次干部股长处理赵东江“脚踏两只船”，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问：你是不是和两个女人都“发生过关系”？实说了没事，相信上级会正确处理。赵东江矢口否认。股长又问：你为什么和两个女人同时搞对象，是不是有“资产阶级淫乱思想”？赵东江有口难辩。调查小组就步步紧逼，警告赵东江，只有深挖资产阶级肮脏思想根源，才能解决问题。两天后，赵东江在四个人的轮番夹击下，终于承认自己确实存在资产阶级肮脏思想，晚上熄灯后，曾在被窝里手淫。干部股长一听，喜上眉梢，宜将剩勇穷追猛打，便追问：手淫时都想些什么？多长时间手淫一次？一夜手淫几次？赵东江赧颜汗下，拙口难言，股长开导说：“深挖肮脏根源越彻底，思想就会越轻松。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干脆来个竹筒倒豆子，一干二净。”最后，赵东江交待：手淫时对燕萍和翠芳都想过，但是想得最多的还是赵惠。股长问赵惠是谁？赵东江说是一个下放到村里改造的日本女人。想她是因为觉得她和日本大使馆的那个女秘书长得一样好看。他起初还只想那个女秘书，但是女秘书只见过一次，印象越来越模糊，有时闻自动笔上的香味，也记不清楚。后来不知怎的，慢慢就变成了赵惠。他觉得手淫时想着外国女人，比想村里的女人更舒服……

赵东江的“错误”算是铁板钉钉了。干部股长分别找燕萍和翠芳谈话，告知她俩，赵东江资产阶级淫乱思想严重，经不住糖衣炮弹的侵袭，早已移情别恋。甚至利用工作之便，和国际阶级敌人女色产生瓜葛。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正在等候组织处理。希望你们和他划清界线。

那年代，在一切机关企业学校和部队中，“作风问题”是一个最能把人整倒的“问题”。赵东江因为“作风问题”，受到了撤销干部职务的处分，按战士处理退伍回乡。他的档案里记载着：…… 资产阶级淫乱思想严重，在部队执勤和训练期间，目无组织纪律，不顾国际影响，多次玩弄生殖器……

赵东江到窑上当了领班后，总觉得对不起赵惠。自己的档案上记载着这个无辜女人的名字，对人家是一种玷污。因此他每次见了赵惠，都不敢正眼相看。赵惠为人和顺谦恭，对窑工们殷勤备至，更让他敬而愧之。村民们猜想，这是因为赵东江犯的错误没有赵惠的错误大，被赵惠的气场给压住了。

窑上的另一个领班王希长，一闲下来，就帮助给窑工们做饭的赵爱华打下手。据说也是因为他犯的错误不如赵爱华她妈赵惠犯的错误重要，被镇住了。

论说，王希长做饭炒菜的本事，很多饭店的高级厨师给他打下手他都不一定看得上眼。当年他在军区当炊事员，双手炒菜，一手炒一个锅。不同材料用不同的火候，“劈里啪啦”同时出锅两个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吃小灶的军区首长们，常常是到了餐厅才临时点菜，看着他双手挥挥洒洒，舞舞扎扎，就像变戏法，真是一种享受，菜肴端上桌，胃口大开。有时正吃着，要加菜，喊声一到，立等可待，一就而至。据说有一次喜爱吃他炒菜的司令员在家里请客，让小保姆和几个警卫员给他打下手，他给客人们表演双手同时在四个锅里炒菜。好家伙！他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眨眼间一大桌菜齐备，看得客人们目瞪口呆。为这，军区提拔他当了司务长。

可是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儿，他和司令员家的小保姆摸爬滚抱搞到了一起了，还稀里糊涂地给人家弄大了肚子。司令员知道了怒不可遏。那是他夫人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非让王希长向小保姆负责不可。王希长诚惶诚恐，不知该怎样“负责”。惊恐中还没来得及弄清该怎样办，就晕头胀脑地被组织安排，和小保姆云花结了婚。不久，军区机关给他办理了退伍手续。临走时风闻：云花肚子里的种指不定是谁的。老家伙过去搞保健医生和护士，现在连自家人都搞。给人家搞大了肚子还找人背黑锅，真缺德。

能容则大的大队书记赵甚廷，对只身出去当兵，转眼几年就带回来俩的王希长礼贤下士。说到集市上买骡马，能买到肚子里带崽儿的，都欢天喜地，何况咱出去的人带回来俩贵人呢？指定让王希长到窑上当领班，安排他媳妇云花和赵爱华一起给窑工做饭。云花初来乍到，一切都烦，常在窑上使性子，耍脾气，没干几天就和窑工们吵架。王希长二话不说，当众痛打了她一顿，把她赶出窑厂。骂道：你个王八操的，知道窑上都是些什么人？全村的大能大才都在这里，能让你一个外来娘们儿兴风作浪？这一骂他把自己变成了爬行动物，捎带的军区司令员也成了同类。

大队支书赵甚廷听说后，不以为然，说咱这里能出去的人，都是有本事的。外乡人能来咱这里的，也是有本事的。应同等对待。于是又把云花安排到大队缝纫组去干。果然两年后，军区专门千里迢迢来支农，送给赵庄大队一台军区农场淘汰下来的拖拉机。

我搬到窑厂后，住在一座用废窑改成的“办公室”里。原来的记账员，每天收工后都回村住，这个“办公室”被用作仓库。我住进去后，在“办公室”门外搭了个工棚，四周用砖坯围着，当作仓库，堆放工具杂物。窑工们每日三餐和交接班，都在这间工棚里聚会。赵惠母女住的房子以及赵爱华做饭的厨房兼赵惠的“会计办公室”，在砖窑厂的另一侧，和我住的“办公室”隔着堆放砖垛的场院相望。

窑上的活，其实都是苦活。民间有“四大累”之说，即“挑河泥，打砖坯，出窑货，操大B。”形容这四件事是人间最累的活。大队长兼贫协主任是土改时的老村长，常到窑上来走走看看，见了窑工们就笑呵呵地说：咱农村老话说的那四件事儿，都是累人的活。我估计除了这第四件再累也有人愿意干以外，前三件愿意干又能干好的人不多。咱大队烧砖窑，占齐了前三件，你们个个干得不错。

大队长是个宽厚之人，曾被上级批评“思想右倾”，为了表示自己政治方向正确，他来窑上，还对赵惠母女进行“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常对人说：人家赵惠是自愿到咱村来的，男人死了，婆家又不认，赶都赶不走，上哪去找这种好媳妇？听说还沾着日本天皇的血缘，但人家到底是烈士子女，还是中央授的。十二岁就参军，还去过朝鲜，老革命了！没有功劳有苦劳，犯再大的错误，也要对人家照顾。她娘俩有什么困难，窑上能解决的，赶快解决。窑上解决不了的，找大队解决。但是他见了赵惠，总是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脯，双手捋着肚子一卡腰，拿出一副“国家威严”，耷拉下眼皮，装腔作势，长篇大论：啊，你这个出身啊，是个国际问题。啊，很复杂！在那个那个地富反坏右里面嘛，我看是属于地主一类，啊，同时也得定上一个历史反革命。你一下就占了俩，都是很重要的阶级敌人。你的个人成份，啊，是日本特务。也是个复杂的国际问题。这都是些大问题。啊，中央一级的大问题。中国人民对你很宽大。啊，非常宽大。出身不由自己选择，重在个人表现。中国的国际威望，已经越来越高。啊，被非洲兄弟抬进了联合国，当上了联合国的那个，联合国那个什么，啊，反正是个管事儿的主席国。亚非拉都是中国的朋友。连日本也要听中国的。去年还是前年，日本首相田什么荣，啊，四个字的名字，来中国建交，按中国老话说，是来进贡的。啊，进贡的。当然现在我们共产党已经不讲这个了，只讲友谊。啊，友情为重。因为中国的朋友遍天下，啊，所以你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二

窑场设在村外河边上。烧砖用的材料，是用从河底挑出来的河泥掺上土渣搅拌而成。搅拌砖料全靠人用脚踩用铁锨翻。砖料搅拌匀称后，放到砖模子里用夯打实，然后码垛晒干，最后运到窑里烧。砖烧好后，要冒着窑里的高温拼着命一口气出完，再迅速码好下一窑，才能节省煤炭。挑河泥，搅拌砖料，打夯都需要赤着脚光着腿干，码窑出砖都是在高温下进行，因此窑工们在春夏秋三季，无论在窑内还是窑外干，为了节省衣服，都习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自从赵惠母女到了窑上，大队支书严格要求窑工们“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调戏妇女”。特别是对待“国际妇女”，更要注意“国际影响和贫下中农的威信”。窑工们听了神圣地点点头，说支书的话代表党的政策，维护贫下中农的光辉形象很重要。于是大伙儿接班后，脱光衣服，先把自己的脸用煤灰抹得认不出来，再把自己的腰间跨下，糊上一大坨乌黑的粘泥，把那话儿抹划得“远看像黑锅，近看像鸟窝。硬了像尿壶，软了像茶托。”一阵粉墨打扮，窑工们就都扣着黑锅，挂着鸟窝，吊着尿壶，罩着茶托，提噜耷拉地开工了。收工时，各自抱着衣服跑到河边，跳下水一阵扑通，穿上衣服人摸人样地回家。

赵惠住在窑上，对窑工们干活赤身裸体，并没有大惊小怪。村里的女人议论说：她没白没黑地愿意和窑上那帮不穿衣服的男人们混在一起，是因为她有狐狸精的吸精术，隔着半里地就能用鼻子把男人的精吸过走。赵惠到河边洗衣服，村里的女人们见了纷纷躲避，骂有臊气。一次赵惠见朝霞和晚霞姐妹俩洗的衣服有很多破了没补，对她俩说自己家里有缝纫机，可以用缝纫机补好。其她女人听了，纷纷用水盆把面前的水泼到赵惠身边，骂她放骚，捞起衣物愤愤离去。朝霞和晚霞姐妹俩没说话，但也没有离开。

别人都走后，朝霞问赵惠：“你是从东北来的吗？”赵惠高兴地点头说是。晚霞说：“俺俩也是东北来的。嫁给了去大兴安岭抬木头的男人跟过来的。”赵惠说：“我是在东北死了男人，过不下去，来投奔婆家的。”朝霞说：“一听你开口，俺就知道你是东北人。俺俩是姐俩，双生的。俺俩的男人是哥俩，他们差两岁，也在窑上干，叫赵维群和赵维众。”洗完衣服，朝霞和晚霞对赵惠说，晚上她俩到窑上去找她。赵惠知道，村里的女人白天不方便去窑上。

晚上，赵惠把朝霞和晚霞姐妹俩，悄悄带到自己家里。朝霞和晚霞惊奇地发现，赵惠的家非常整洁，不由惊叹：“哎呀！俺怎么也想不出，你在这嘎达都过得这踏实。”朝霞和晚霞没见过缝纫机，赵惠一件件地帮她俩补好衣服，又教她俩使用。朝霞和晚霞穿着赵惠用缝纫机补的衣服走在村里，村里的女人见了都羡慕。于是就有别的女人跟着朝霞和晚霞晚上悄悄去赵惠家。赵惠帮助所有来找她的女人补衣服，还为她们设计、裁减和缝制衣服。渐渐的，村里的女人穿赵惠缝制的衣服成了一种时尚，就有更多女人偷偷去找赵惠。赵惠向来窑上对她进行“再教育”的大队长请求说，愿意把自己家的缝纫机抬到大队去，她想教村里的女人裁减缝纫。大队长说：“你接受贫下中农管教的态度不错，我可以和大队支书商量。”大队支书听说后，笑着说：“早就听说村里很多女人晚上偷着跑去她家做衣服。她住在窑上，女人去那里不方便，就在村外的副业队找个地方，大队凑钱再买两台缝纫机，成立个缝纫组，让人家这个见过大世面的能人，教育教育村里那些只会东家长西家短的女人。”后来，连外村也有很多妇女，抱着南瓜，提着鸡蛋跑来学习裁减缝纫。

朝霞和晚霞姐妹俩的男人，是窑上的赵维群和赵维众兄弟俩，他俩在窑上挑河泥那是一绝。别人都用簸箕装河泥，他俩好家伙，一人用了一幅抬筐。据说这力气是他俩在1960年闹饥荒时，循着祖辈闯关东的老路，跑到东北大兴安岭森林里抬木头练出来的。原始森林里的红松原木，一根一抱多粗，几十米长，顿把来重。八条汉子，每人啃一个蒲扇大小，寸许来厚的硬面锅饼，灌满一肚子凉水，吃完抹抹嘴，只等号子声一起，四根杠子一咬牙一憋气一挺腰，就忽悠忽悠地离了地。深山老林的崎岖小路，铺满了厚厚粘粘的腐泥败叶，一脚下去水渍渍地往上泛，往前走一步，向后滑半步。要是没点蛮劲没点定力没点狠气没点功夫，吃不了这碗饭。他俩干了几年，换了几十拨搭档，走的人不是累折了腰，就是摔断了腿，要不就是压坏了肩膀。他弟兄俩干活，不怕苦累，不计较吃亏，不怨天尤人，相互照料，凭着一身力气，没受到伤害。

林场有一位老看林员，死了老伴儿多年，见这弟兄俩平日干活不惜力，做事极大方，都是厚道人，就打听他俩的身世。说起来，老人竟和他俩同乡同村，都是赵庄人，早年闯关东来的。于是愈发觉得亲近。提起家乡，老人无不唏嘘，说在过去那年代，村里有个歌谣，叫作：“穷赵庄，苦赵庄。一百条担子两百只筐，哪户儿女不要饭，哪户人家不逃荒？”后来，老人有意把自己一手拉扯大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嫁给这哥俩。

喜事儿是同一天办的。哥哥赵维群自然娶了大女儿朝霞，弟弟赵维众娶了小女儿晚霞。朝霞和晚霞这对双胞胎姐妹俩看上去长得一个样，这哥俩过去也没和她们见过几面，分不清哪个是哪个。只由得老丈人说是哪个就是哪个，没得挑也不用捡，大小都是一样的事儿。

据说进了洞房，可就不是那回事儿了。东北的习惯是一家人睡一个大炕，彼此相互容忍，各自互不影响。光着屁溜睡炕席，谁还不知道谁？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窝子不做两窝的事儿。过去爹娘和女儿同睡一个大炕，爹娘睡一边，俩女儿睡一边。自从娘死后，成了爹自己睡一边，俩女儿睡一边。那晚猛不丁地多出来两个五大三粗身高膀阔的男人，可就有点乱套。上了炕，爹默默抽了两袋烟，意思是让这哥俩认清自己的女人，并示意这姐俩朝各自的男人身边凑近一点。然后朝炕边嗑了磕烟袋，说睡吧，“扑”地熄了灯。悉悉索索脱去衣服，睡在原来自己睡的那一边，翻身脸冲墙。坐在大炕上的其他四个人，面面相觑。悄无声息地忍了一阵，赵维群学着丈人的口气说睡吧，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赵维众也赶紧跟着说睡吧，也是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衣服脱光了，这四个男女就慌乱起来。人性的本能让赵维群摸过靠近自己的女人，小心翼翼地搂进怀里躺倒。心想差不多应该是她，不会错。弟弟赵维众也躡手躡脚地摸过剩下的那个女人，轻身下气地搂在怀里躺倒，心想就是她了，横竖哪里都一样。

一阵张皇失措地手忙脚乱，晕头胀脑的哥俩，各自渐渐无师自通地弄明白该是怎么回事了。可那姐俩生长在深山老林，从小就死了娘，也没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忽灵着俊秀的眼睛，耳烫腮热地全然不知道和男人搂在一起该干什么。赵维群慢慢地把躲躲闪闪，抵抵挡挡，遮遮掩掩，但又不敢大声喘息，不敢执意违拗，不敢有所不从的女人压在了身下，等摸索对了地方，却诧异地感到身下的女人屁股下面水汪汪的一片。他心里一惊：都这么大了还尿炕？想问不敢问，也就顾不得许多，本能地朝着那湿滑处冲刺过去，猛听耳边一声撕心裂肺的痛苦喊叫，吓得停了下来。紧接着，弟弟赵维众身下那女人也亦步亦趋有样学样凄惨地哭喊了一声，那边好像也急刹车般地停了下来。接下来黑暗的四周万籁无声，几个人全都大气不敢出。此时老丈人——爹那边，好像翻了个身，夸张地响起了鼾声。赵维群渐渐松了一口气，本能地开始慢慢抽动身子，同时听到身下发出轻轻地抽泣声。一阵极其快活的忙活，等他疲软地歇息下来，发现自己脸上沾满泪水，右肩膀内侧疼得钻心。他摸了一下痛处，粘糊糊的，有一块皮肉被咬烂。他猛然想到天亮后还要用肩膀去抬原木，就想起身查看伤势，不想身下的女人却一把搬过他的肩膀，急切地让他再来一次。这次身下的女人可就变得毫无节制地任性了。一会儿上腾下挪，一会儿左磨右蹭，一会儿又前揉后搓，快活到紧要处，随手抓过来一件衣服塞在嘴里，浑身颤抖着呜呜地直叫，一阵紧似一阵，像被宰杀的猪羊，又像欢腾的骡马。

一次又一次地不知折腾了多久，精疲力尽的赵维群终于踏踏实实地仰躺在炕席上喘气了。无意中，听到身边的弟弟赵维众也沉重地翻下身来，拉风箱般地大口喘息。等周围都渐渐消停了，赵维群就起身出门小便，趁机察看自己肩上的伤。赵维众听到动静，也借着开门的机会出去小便。在院子里哥俩见了面，突然感到彼此生疏起来。相互之间客气地视而不见，也或者是羞愧地目不忍睹。好在漆黑的夜，没有一点月光，弟兄俩“有缘对面不相逢”。相互间只是“哼”了一声，算是表示知道对方的存在。赵维群撒完尿，哆嗦两下身子，走到房檐下，歪着头小心查验自己肩膀上的伤。赵维众走过来，他怕让弟弟看到后问长问短，赶紧转个身。赵维众从哥哥身边走过，见哥哥在房檐下磨磨蹭蹭，反而不好意思看他在忙活什么，一侧身闪过，先回到房里。他刚爬上炕，黑暗中一个女人就热切地把他拉到身边，张开四肢，像柔软的八爪鱼掳食一般，把他紧紧锁在怀里，两腿钳子般地扣在他的后腰上，一只手来回游走，不停地抚摸呵护他的肩膀。他不由又是一阵兴起，顾不得许多，挣开束缚，激切地掀起她那肥美的双腿发动攻击。赵维群回到炕上，听到弟弟那边战事正酣，尚未及多想，已激情又起。摸黑去抓炕上空闲的那个女人。空闲着的女人早已急不可耐地气喘吁吁，热烈地如同吐着舌头急促喘气的狗一般，抬起双腿张开两臂，张牙舞爪。不等他躺下，就双臂钳住他的脖子，不依不饶地把他往自己身上拉。两人没费多少事，稀沥哗啦中“扑嗤”一下，就上了人间正道。

第二天天不亮，两对新婚夫妇英雄所见略同地都趁黑起早穿衣下炕，生怕天亮后让醒来的爹——岳父看到他们的睡态尴尬。其实老人这一夜未见得睡得扎实，只是没有像往常一样翻身咳嗽叹气。年轻人的事儿终于让他放心了。赵维群赵维众哥俩到院中洗漱完毕回到屋里，再看正在屋里梳妆打扮地姐妹俩，就有些傻眼。结婚前姐妹俩为了节省布料，套裁了同样的婚服，现在衣着相同，这哥俩就认不出哪个是自己的女人。姐妹俩忙着烧水做饭，他俩不便插手，更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无事生非地尽量找活干。两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不主动示情，就不好意思主动上前热络温存。偷眼看着他俩默默地抢着挑水抱柴扫院子，心里不由一股幸福感涌到脸上，索性装得若无其事。只是朝霞愧疚心疼地惦记着夜里被自己咬伤的男人，不知伤得怎样。可心里又惶惶不安地觉得蹊跷。后半夜她抱着男人浑身上下翻来复去摸了个遍，可就是没找到男人身上的伤痕。让她惊奇的是，刚才洗漱时她明明发现自己嘴里和嘴边沾有不少血迹。晚霞则心里泛着甘美，反刍似地默默回忆一夜良宵的幸福时刻，但总又隐约觉得，上半夜和下半夜自己身上的男人莫名其妙地大相径庭，却也不能肯定差别何在。直到吃早饭时，两个女人别别扭扭地挤坐在一边，两个男人举目茫然无的放矢地坐在另一边，丈人——爹看出了门道。他放下烟袋，轻轻咳嗽一声，若无其事地让朝霞坐到赵维群身边，让晚霞坐到赵维众身边，不动声色地嘱咐两个女儿，今后穿衣服要有所区别。

一年多后，朝霞和晚霞先后各生了一个儿子，夫勤妻贤，衣食有继，一家老幼其乐融融。林场有一些羡慕嫉妒恨的光棍，经常对赵维群赵维众弟兄俩阴阳怪气地开玩笑，说你一家人住在一个炕上，两个老婆又长得一样，不小心闹错了，那两个孩子就分不清哪个是亲爹。

搞“四清”时，那帮光棍用这句玩笑话，向社教工作组揭发赵维群赵维众和朝霞晚霞晚上睡在一张床上，一天到晚关系不清不楚，女人生出的孩子都不知道哪个是亲爹，属于典型的“四不清”。文革开始后，那伙光棍又成立了“革命群众组织”，夺了林场的领导权。闲来无事，造反派要抓坏人突出政治，又想到了那句玩笑话，就把赵维群赵维众和朝霞晚霞分别抓起来，打成流氓集团，让他们交待相互之间怎样“耍流氓”。赵维群和赵维众都是林场的临时工，按规定没有参加林场“文化大革命”的资格。造反派批斗他俩政治意义不大，把他们关了一阵放了，又把他俩的岳父揪出来，批斗他在伪满时期从关内跑出来，专门给日伪政权帮工打杂，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流氓分子”，关了起来。赵维群和赵维众获释回家后，抄起家伙就去救被关押的岳丈，被人多势众的 “群众专政组织”痛打一顿，拖进了林场公安局。岳父年老体弱，经受不住折磨，抱病而死。不久，“群众专政”宣布赵维群和赵维众属于“破坏文革”的坏分子，赶出林场，遣送回乡。

赵维群和赵维众兄弟俩，带着各自俊俏的女人和虎实的孩子回村，大队领导热情安置。一天，朝霞和晚霞去赶集，到公社供销社拿她俩用玉米皮编制的提篮手包等换油盐酱醋，被县供销社的下乡人员看到了，全部收购走，并且要求多订货，说这些都是手工艺品，要送到广州去参加交易会。大队支书赵甚廷听说了，赶紧去公社打听广州属于哪个县。公社文书告诉说：公社书记也才问过县里，说广州交易会其实就是中央去赶集的地方，在那个大集市上和外国人做买卖换东西。这个大集，一年才举办一次，可不得了。中央还专门拍了广交会的电影在全国放映，过几天公社放映队到各大队去放电影，看看就知道了。赵甚廷一听，赶紧回村找赵维群和赵维众两兄弟，问朝霞和晚霞是怎么学会编制“手工艺品”的。赵维群说她俩从小就用麦秆玉米皮等编篮子兜子什么的，别的本事没有。赵甚廷听了，立即让朝霞和晚霞带领村里的妇女编制“手工艺品”。为此，赵庄大队被评为全县先进生产大队。县里让大队支书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介绍先进经验，他说赵庄大队，是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赵庄大队社员，出去个个都是好样的。他们在外面用毛泽东思想取得成绩后，又为家乡带回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好思想好技术……

窑上的王云山，当过三年铁道兵，在云南修成昆铁路。云南是什么地方，村里早年扫文盲发的成人课本上，有提到云南的诗歌：“你唱得歌，是我的。我从云南学来的。我在河边打瞌睡，你从我口袋偷去的。”诗歌的注解写到：“过去人们认为云南远在天边。去云南学歌，经历千辛万苦，因此对学到的歌非常珍爱。当听到自己心爱的歌被别人学去了，心境难免惆怅。”看看，书上说是天边。在册！王云山在天边修铁路寄回三张奖状，就像孙悟空到过西方取回真经一样受村里人敬重。大队支书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周恩来总理送给联合国的国宝级礼物，就是用牙雕工艺品“成昆铁路”。王云山修铁路练就一身抡镐砸道钉的功夫，在窑上提夯打坯，一天能打一千二，比别人快一倍。“屋三间，砖八千”，盖三间房子，他一人打七天坯就齐活。王建平当基建工程兵，在北京建了四年地铁，会使用风镐电钻，会开捷克制造的掘进机和南斯拉夫生产的出渣机。外国机器！村里人听都没听说过。在一次施工中遇到险情，他奋不顾身救了一个战友，荣立三等功。部队领导亲自给大队写感谢信，寄来立功喜报。赵玉峰也当了三年多基建工程兵，在太行山深处天天抡大锤打眼放炮，打了三年坑道。他给家人写信说他建的坑道，不是家里的地窖，藏个地瓜胡萝卜什么的，是专门隐蔽各类导弹火箭核武器的。为了保密，报纸广播对外称“地下钢铁长城”，美帝苏修最怕这个。他父母看了信，神秘地告诉全村人要保密。村里人听说赵玉峰整天和最神秘的导弹火箭核武器打交道，又见他年年被评五好战士，奖状年年寄回家，无不崇敬。

可惜这些年轻人，和村里到过青海建设青藏公路的赵玉青、到过河南建设水电站的赵维海、到福建建设飞机场的赵维河、到江苏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赵维怀等人一样，干到后来，一不小心，都在部队“犯了错误”。原因就是他们都在村里说了对象，乡里的姑娘个个跑到部队去“板上钉钉”。两人见了面，干柴烈火，孤男寡女逮个机会凑到一起，一把持不住，就“提前烧窑”。那年代，未婚同床是大错误！部队不知为了这事处理了多少战士提前退伍回乡。

这些“犯了错误”回村的男人们，在窑上天天光着屁股风吹日晒烟熏火烤，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到河边洗衣服，免不了远远地偷眼朝窑上眺望。结了婚的媳妇们议论起他们，嬉笑讥骂肆无忌惮：“看看窑上的男人们出那大力，好像憋着不出就难受一样。听人说，‘男人脱光了能出雄，女人脱光了会发情’，这些在窑上干的，脱光了只会出死力。”她身边一个村妇，斜眼看着王云山的媳妇和赵玉峰的媳妇，嬉笑挑逗说：“其实出力和出雄是一回事。老话说‘日出力，夜出雄，力大雄多有人疼。’”另一个乐不拢口的村妇反驳她：“出力和出雄可不是一回事。出力是站着出，出雄是躺着出，再怎么说躺着出也比站着出舒服。”刚才说话的村妇不服反驳，笑着说：“不管是站着还是躺着，力大的男人雄一定多，这是没错的。干活能出大力的男人，晚上鼓捣起女人来，保准到天亮都没个够。”另一个村妇笑着说：“没个够的男人，都性急。人说‘力气大了脾气急，雄汁多了性情急’，他们起了急，憋都憋不住。”女人们明白，这是在指窑上的男人“提前烧窑”的事。王云山的媳妇忍不住了，笑着回骂：“‘男人急了想操，女人急了想尿。’你们当家的不急，是你们只放屁不出水。”赵玉峰的媳妇接茬说：“‘女人会拿情，男人多出雄。女人只喘气，男人不出力’。你们都像木头一样，不拨弄不动，你们当家的趴到身上想急都急不起来，你们生出的孩子都缺斤短两。”

这些“朴素的群众语言”，让旁边洗衣服的未婚姑娘们听了，红着脸偷着“嗤嗤”地笑。又怕被看到拿她们取乐，就羞涩地转过脸去，但肩膀却是乐得抖个不停。她们所需的性知识教育，就这样在广阔天地这种“群众性教育”的大课堂上，寓教于乐地在嬉笑打闹中完成了。

女人们的嬉笑传到窑上，窑工们莫名其妙地朝远处的女人们看看。沿着河边到窑上“走一走看一看”的大队长兼贫协主任，呵呵笑着说：“老话说‘男狂了叫，女浪了笑’。听听这笑声，咱窑上干的人就是不一样，离着再远都招眼。村里的女人就爱和窑上的人扯近乎。”

三

赵爱华每天做好三顿饭，就站在厨房门口，朝着我住的“办公室”，敲几下挂在厨房门外房椽下的一只破铁锹头，通知我饭做好了，让我去厨房搬饭。她从不到工棚仓库这边来。我是窑场唯一上工穿衣服的男人，每天接待很多前来买砖拉瓦和送料的，负责收料、发货、点数、记账和收钱等。窑工们心里非常有数：每天只有我能到厨房兼赵惠的“办公室”去搬饭、交款或核对窑上的数目。再就是领班王希长抽空得闲到厨房去帮着炒炒菜，间或领班赵东江也过去谈个事儿什么的，其他窑工一律不到厨房和赵惠母女俩住的那个方向去。

窑工们的伙食，一日三餐大多是玉米面窝窝头或贴饼子，就着猪油炒青菜，再加一锅菜汤或者玉米面粥。有时改善生活，赵爱华就到副业队去记账，领一些粉皮或豆腐回来。王希长有时见了，郑重其事地去洗洗身子，穿上衣服到厨房去，帮着炒菜。说是炒菜，实际上就是放一点儿猪油，切几根大葱，撒上一把粗盐爆一下锅，把青菜放进锅里，倒上水煮或炖。做这种菜，王希长和赵爱华做出来的味道差不多，只是王希长愿意借此回味一下他过去在军区小灶上大出风头时的感觉。窑工们出力大，吃得多，每人一顿能吃三四个半斤重的窝窝头，加一大腕青菜或者一盘酸辣白菜什么的，喝两三碗热汤。

到了过麦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能天天吃白面。有个把月的光景，伙食好得能让人见了就想躺在地上像驴一样打滚儿。赵爱华天天在赵惠的帮助下，拉开架势烙大饼蒸馒头擀面条，再到大队菜园记上记账领来新鲜的黄瓜蒜苔大葱茄子西红柿，或炒或拌和生吃，盛上三大碗赵惠母女俩在一口大缸里自制的黄酱，再捞出两盘她们在地窖里腌制的香椿芽、酸白菜、水萝卜或大菜头，窑工们蹲在地上，围成一圈，“咔嚓咔嚓”吃得浑身流汗。汗水把身上的污泥冲得一道一道的，连跨下那话儿都支卜楞登地来劲儿。吃痛快了，窑工们就打着嗝，互相打趣：“喂！老兄，今天夜里加个班，烧烧窑，该出窑货了。”

这个时节要是改善生活，属蒸大“肉”包子最受欢迎。赵爱华常常是从一吃完早饭就开始忙，豆腐粉皮加韭菜或芹菜，再不就是蒿子或菠菜，掺上炼猪油剩下的发了焦的肉渣拌成馅儿，糅面擀皮，包纱白的大包子。到中午热腾腾的包子出笼时，我和王希长冒着热气，到厨房里抬出三四笼屉大“肉”包子，走到工棚前，窑工们上前一手抓上三四个，烫得不停来回换着手。乐呵呵地围坐在地上，嗑着新下来的鲜蒜瓣儿，冲着包子一口咬下去，包子不见了大半个，两边的腮帮子顿时涨起来两大块鼓肉，直烫得嘴里不停吸溜着呼气。赶紧掰一根黄瓜，蘸上黄酱大咬一口，搅拌着舌头舒缓烫热，忙不迭地嚼着，边喝口汤边往嗓子里咽。不时还贪婪地把没送进嘴里的包子凑到鼻子下面反复地闻，吃完一个不停地舔着手指头。这一顿可着劲儿地塞，差不多每人能吃十几二十个。吃得胃里直打嗝，嘴角直流沫，头上直冒汗，眼里直放光。

热包子出笼的香味，早就飘到远处河边洗衣服的女人们那里。洗衣服的女人们眺望着这边，开始羡慕嫉妒。有女人冲着洗衣服的云花喊：“希长家的，窑上那俩日本窑姐儿，又给窑工们上料了。今晚你当家的回来，要加班呢。你可要提前把窑烧热了！”“是啊！那俩日本窑姐儿把他催肥了，你要不给你家那口子及时败败火，他就会在窑上出货。”说完一阵快活的哄笑。“希长家的”——云花抬起头瞪她们一眼，撅着嘴说：“随他啷个搞起，怕啥子嘛！你们连自家老汉儿都拴不到，算啥子屋头的嘛！”云花是四川人，心直口快，村里的女人背后叫她“南蛮子”。又因为她平时走路轻盈，腰肢像杨柳一摇一摆，人们又叫她“小蛮腰”、“水上漂”。说她狐媚妖娆，向男人要那事儿没完没了。腰下那东西长着两三根像蛇须子一样的“长信子”，平时卷缩在里面，想要那事儿时，就会悄悄吐出来，一探一探的，很远就能把男人吸引过去。要不怎么能够“通天”，连军区司令员都被她吸引得晕头转向？司令员可不是一般人，指挥千军万马，什么场面没见过？

这话传到大队支书赵甚廷耳朵里，赵甚廷把谈论这事儿的几个男人找来，批评一顿。几个男人低声下气地承认，都是自家女人从赵进勇和赵连强那里听来后胡说的。赵甚廷指着他们的鼻子，生气地让他们回家，管住自己媳妇的嘴。然后让民兵连长把赵进勇和赵连强找来，一顿大骂，警告说再听到他俩胡说八道，就在全村批判他俩。那个让云花“给当家的败败火”的女人，此时依然没完没了，嬉笑着说：“希长家的，口气可别这样大。听说日本女人性都大，她们那东西和咱们的不一样，里面长满肉刺，刺上还带着一层倒钩，一旦锁住男人拔都拔不出来，直到把男人吸干了才松开。窑上那些男人，一天到晚提勒当啷地露着那玩意儿在她面前晃来晃去，你说她能不上性？”云花见那几个女人互相使眼色偷着笑，不屑地说：“村里好几户人家的娃儿生不下来，是人家赵惠帮助接生的。好多家的衣服破了，让人家帮着补。人家赵惠做错哪样嘛？让你们这样糟蹋！你们这样糟蹋外乡人，算啥子本事嘛！有本事说给大队支书听去噻！”

云花来到赵庄后，先后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她生儿子时，村里人都说她前面生过一胎，生第二胎会很顺利。那时农村生孩子，都不去医院，在家由大队卫生站的赤脚医生帮助接生。云花算着日子离生还差两天时，羊水破了。赤脚医生赶到云花家，打了催产药，帮着又捋又顺，就是生不下来。云花憋得死去活来，羊水也快流尽了。赤脚医生没办法了，让快去准备拖拉机，送公社医院抢救。大队支书说：“把赵惠也叫上，她在军队干过多年医，陪着去公社医院，有个照应。赵惠提着自家的医务箱赶来，检查了云花的情况，对大队支书说：“送公社医院怕来不及了，现在剖腹或许还能保住孩子。”大队支书疑惑地看着赵惠。那时村里人从没听说过剖腹产，生孩子如果不顺产，就只能送公社医院抢救孕妇，然后把孕妇肚子里的死婴拖出来。赵惠不容多说，让烧开水煮刀具剪刀和针线。她给云花打了麻醉剂，在赤脚医生协助下，用煮好的刀具和剪刀给云花做剖腹产。孩子取出来了，“哇”地一声啼哭，人们放了心。大队支书非常感慨地说；“到底还是在外面见世面的人有能耐！社员们窝在村里，哪知道割肚子，只能看着孩子憋死。”

叫赵惠“窑姐儿”和说赵惠是“狐狸精有吸精术”，也是从赵进勇和赵连强那里传出来的。村上有人早年闯关东，在满洲下煤窑，见过日本慰安妇。说那些日本窑姐儿个个长的面白目净，伺候人温良恭顺，笑起来妖艳妩媚。赵进勇赵连强专爱听这些事儿，他们虽然没读几年书，可是对男欢女爱之事觉悟很深，顿时就联想到了窑厂的日本女人赵惠和她女儿赵爱华。赵连强用双手做着下流动作，对赵进勇说：那个一天到晚见了人就咧着嘴浪笑的日本白净娘们赵惠，其实就是想找男人操她，标准的“大窑姐儿”。她那大B里长满了刺，刺上长满倒钩，锁住男人就不放。听说她那当飞行员的男人，天天吃红烧肉炖粉皮，一天一斤奶糖从早吃到晚，身体可好了！但是每天夜里经不住赵惠抽。她不但搂着男人抽，隔着半里地用鼻子也能抽，他男人挺不住了才死的。要不怎么她婆家不认她！要是认了她，她既能把她公公和小叔子都抽死。她那俊丫头赵爱华，一天到晚打扮得那么干净，肯定也是想找操。是“小窑姐儿”。哪天咱哥们儿得空了，想办法操这俩窑姐儿一顿，舒服舒服，为祖国和贫下中农争光。”赵进勇听了，瞪着眼珠一转，拉下脸踢了赵连强一脚，凶狠地说：“只能叫那个被人操过的女人窑姐儿，那个小的…..不许叫！再叫我撕烂你的臭嘴！”赵连强看了赵进勇一眼，嘴一撇，嘟囔着：“至于吗！她不就是长得嫩点嘛，B还不都一样？”赵进勇朝窑厂的方向看看，狠狠地教训赵连强道：“B是一样的B，脸上分高低。你懂你娘个鸟！”赵进勇喜欢赵爱华，一逮住机会就缠着赵爱华献殷勤，不许别人骂赵爱华。

村里那些作践赵惠母女的话，传到大队支书赵甚廷耳朵里，赵甚廷非常生气。让民兵连长兼治保主任带领民兵，“掌握阶级斗争新动向”，“大打人战争”，在村里追查谣言来源。最后查到了赵进勇和赵连强那里，支书把他俩叫到大队去，结结实实骂了一顿，还朝着每人踹了两脚。赵连强不服气小声嘟囔：“她俩都是日本反动派，是阶级敌人，贫下中农骂他们几句是抓阶级斗争……”话未落音，赵甚廷上去又是一个耳光。那天中午社员收工回村歇晌，大队广播站的大喇叭照例先“吱儿——”一声刺耳的尖啸作开场白，像坏学生用铁片在刮黑板，被老师制止后，开始广播了。先放一段《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员都是向阳花》，管广播的大知识分子兼理论权威、县里的高中毕业生赵广理，撇着捋不顺溜的普通话，念他刚写好的广播稿：“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战友们，当前全国正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形势一片大好，批X整风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吱儿——”的又一声尖啸，坏学生又用铁片刮黑板，照例又被老师制止——但是阶级斗争的形势还很严峻。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想着反攻倒算。最近，我大队流传着一股给社员起外号、背后说社员坏话的歪风邪气，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赵广理是大队团支部宣传委员，村里的理论权威。连马克思的妻子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常叫马克思“小野猪”，和马克思结婚才四个月就挺着大肚子跟马克思在欧洲各地闹革命的事都知道。大队支书怕这是反动言论，不让他到处乱说。他悄悄对我们知青说：“这些都是真的，我们县中的政治课老师亲口告诉我的。我是班里的政治课代表，政治老师只告诉了我一个人。他上大学时教他的老师，去苏联留过学，专门研究《资本论》。”他还专门悄悄地只告诉女知青：“恩格斯和一个纺织女工没结婚就敢在一个床上睡觉。纺织女工死了，又和她妹妹在一个床上睡觉，也没结婚。”那几个女知青听得耳红面臊，像听鬼故事一样，又害怕又想听，低着头问他：“为什么不等到结了婚再一起睡觉？那多好！”赵广理神秘地说：“听说没结婚生的私生子非常聪明，你们想，偷着干那种事，激情多大啊！孩子能不聪明吗？”

赵广理念广播稿和出黑板报，所写的稿件大队领导从来不审不问，说他是在县里上的高中，革命大方向把握得很准。赵庄大队离公社所在地白桥镇三里路，有时刮风，大队的广播能传到白桥去，公社领导能经常听到赵庄大队的广播，所以大队领导对广播很重视，专门培养赵广理负责管大队广播。解放前赵庄是个有名的“要饭村”“逃荒村”，土改时，村里唯一的一户地主，因两个儿子强娶村里两户穷人家的女儿没给彩礼，被政府定为恶霸地主枪毙后，村里就全是贫农，连个中农都找不出来。这让赵广理每次写批判稿都很为难，挖耳挠腮想不出“人还在心不死”的“地富反坏分子”在哪里，常羡慕人家村里有地主富农的大队。我们知青刚下乡时，赵庄大队组织社员和全体知青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知青们问大队团支部书记赵甚海，谁是村里的地主？赵甚海一愣，想了想说：别着急，去请去了，要过一会才到。说完，赶紧带着赵广理到窑上去拉了一车砖，送到白桥镇，向镇上的一个大队租了一个地主来回来控诉。

这段时间，公社在各大队掀起“社员地头赛诗会”的高潮，赵广理结合形势，参考苏联诗人高尔基写的诗《海燕》，写了一首“批宋江投降受招安”的诗。三天前，社员们在地头休息时，他走到地头田边，给大家表演“诗朗诵”：抡吧，抡吧，像海燕迎着狂风暴雪，用力抡起两个大板爷——大板斧的“斧”字，他上学时遇上停课闹革命没学，左看右看长得很像“爷”字，就以“爷”字发音来押韵——用力抡起两个大板爷，杀出一路鲜血，一往直前永不歇，直把云霄震彻。啊，这就是伟大的李达——李逵的“逵”好像，也没学过，读“达”准没错，于是继续朗诵：这个伟大农民革命的先行者，不惜把个人生命来抛舍。他以大无畏的胆略，识破了宋江耍的投降花活。他以不怕死的气魄，决心砍下投降派的脑壳。看啊，他砍翻了忠义堂里的酒桌，决不和宋江卿卿我我。他要把皇帝拉下马，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我们要坚决向他学习啊，永葆贫下中农的本色——

他表演完“诗朗诵”，被自己深深地感动了，庄严肃穆地站在那里，伸出去比划的手久久不予收回。双眼含着晶莹的泪花，高瞻远瞩地目视远方，仿佛要变成化石。一个社员见他停了，又小心等了一会儿，确定是表演完了，就严肃地点点头，郑重地问：那个叫什么达的，他抡的“大板爷”是个什么家什？赵广理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抹一把双眼，认真地想了想说：可能就是窑上劈木柴用的斧子一类。从古书上看，古代的斧子不叫斧子，都叫大板爷。进行过考古的人都知道这个。他的回答让地头上休息的社员们一愣一愣的。

晚上收工后，他在大喇叭里放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员都是向阳花》，又激情豪放地一连朗诵了三遍这首“由贫下中农颂华同志写的革命诗篇”。“颂华”是赵广理写广播稿用的笔名之一。他第三遍读这首诗时，嗓子已经嘶哑，嘴里呼出的粗气，把麦克风刺激得“吱哇”乱叫。他一生气，“啪啪”拍两下麦克风，麦克风也是个拗种，挨了打，就换个法子让坏学生用铁片刮黑板。那晚要不是“吱儿——”“吱儿——”坏学生老用铁片刮黑板捣乱，说不定他还要念个不依不饶。

晚饭后，我正在核数，赵广理蹑手蹑脚地走进我住的“办公室”。我一抬头吓了一跳。他神神秘秘地像是在搞地下工作。我忙打招呼给他让坐，他像地下党秘密接头一样，低声问我：“听到了吗？”我反问“听到了什么？”他很惊讶：“怎么？你这里听不到？”我问；“什么听不到？”他看看四周，表情更加神秘：“我写的诗，刚才大队广播喇叭里广播的革命诗篇。”我说：“那不是‘颂华同志’写的吗？”他凑到我耳边悄悄说：“颂华就是我，是我的笔名。写文章的人都要有笔名。我还有一个笔名叫‘永红’，永保红色江山的意思。”我笑着问：“那么颂华的意思呢？”他仰脸闭上眼睛，微笑着慢慢地摇摇头说：“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以后你就会知道的。”我点点头说：“嗯，以后不知道也没关系。不过诗挺好。你写得挺押韵。”他听了笑笑说：“我知道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修改，我来就是……”我没等他把话说完，赶紧说：“你写得很好，富有革命激情，完全不用修改，我对诗一点儿也不懂，丝毫提不出任何意见。”赵广理听了非常满意地笑笑，说：“你说到激情，这我完全同意。我写的稿件一般都充满了革命激情。我最喜欢革命的战斗诗篇，特别是高尔基的。中国没有什么诗人，贺敬之写得太土，让人看不上眼。郭沫若的诗还马马虎虎——听说他娶过一个日本老婆，你知道吗？长得挺那个的，我想，可能应该和赵惠差不多吧。”我听了一愣，还没来得及答话，他马上说：“但是我最讨厌小资产阶级那套朦胧情调。说到写诗押韵，这是我的长处。”我连忙点头称是。他紧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想往省电台和县电台投稿，想找个人商量商量。你能不能…… ”我赶紧表示推辞，他立即示意我等他把话说完：“你能不能，陪我去找一下赵爱华同志，我想让她帮我修改修改，她的文化水平很高，听说还会讲日本话，比讲中国话可难多了，什么‘死啦死啦’的，‘八嘎牙噜’，我也就会这两句——你别推辞——我知道这里只有你，只有你能去她那里，能把她叫出来，我只和她谈一小会儿。”

我正为难，领班王希长进来拿工具，我赶紧把赵广理的来意告诉他。他听了嘴一撇：“还投稿呢，连李逵的名字都念错！”赵广理红着脸辩驳道：“那个字就是念‘达’，你说的那是繁体字，我念的是简体字，古书和现在的书不一样。报上登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刚出土的甲骨文就更不一样了。和你说也没用，村里知道这事的人没几个。只有考古的人才知道。”王希长轻蔑地看了他一眼，说：“你这大知识分子挺会胡搅蛮缠，是吧？好，我帮你把赵爱华叫来，你问问她怎么说！”赵广理赶紧说：“行！只要她说我念得不对，我保证虚心改正。”王希长来不及洗洗身子，往脏乎乎的身上随意套一件衣服，拉着赵广理走出工棚，站在码满砖垛的场院中央的路灯下，朝着赵惠住的房子高声喊：“赵爱华，赵爱华，睡了吗？没睡出来一下，大队来人，有事找你。”在窑里干活的人听到喊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呼啦啦都紧张地探出身子、伸出脑袋朝外看。王希长朝他们挥挥手，喊道：“回去！都回去干活。没你们的事儿！别让人家以为咱们是在调戏妇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说的？她们是国际妇女，受联合国保护，懂吗？中国刚当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不能给咱们中国丢脸。”

过了一会儿，赵惠母女住的房子——两座连在一起的废砖窑的门开启了一条缝，从里面透出了一线灯光。赵惠探出身，朝场院里张望。她看到场院中央的灯下，王希长和赵广理站在那里，都穿着衣服，心想一定有重要事情找赵爱华，就转身回屋，关上房门。过了一会，赵爱华开门出来，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身上散发着浴皂的清香，快步跑到站在灯下的王希长身边，用会说话的眼睛向他询问。赵惠站在自家的房门口，远远地朝这边看着。王希长指着赵广理对赵爱华说：“大队的广播站站长兼理论权威，前来专门告诉你，他要向省广播电台投稿。全村任何人，他谁都信不过，只相信你，想让你给他修改稿件。我说他连李逵的名字都念不对，水平根本不够，他不承认，非要问问你，他的水平怎么样。他说如果是你说他念错了，他就会虚心改正。”赵爱华听了，不由捂着嘴笑起来。转身跑回家门口和她妈用日语不知说了些什么，赵惠也捂着嘴笑，朝赵广理和王希长不停地点头表示感谢。赵爱华又转过身跑回来，还没来得及答话，赵广理突然从身上拿出一个用崭新的花纸仔细包装的硬皮笔记本，双手献到赵爱华面前，庄重地说：“赵爱华同志，这是我写的革命诗篇，准备全部发表到报纸和电台上去。让我们在同一个战壕里，建立起牢固的革命友谊，共同战斗吧。”说完转身跑出窑厂。

第二天，我到厨房去搬饭，赵爱华把那本精心用花纸包装的写满“革命诗篇”的笔记本递给我，让我找机会还给赵广理。其它什么话也没说。我看了看那个包装完好的笔记本，猜想赵爱华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估计是不愿意和赵广理“在同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我拿回屋放到我“办公室”桌下面的一堆旧帐本上。两天后，也就是大队理论权威赵广理在广播里连续狠批了几遍“地富反坏分子人还在、心不死，流传着一股给社员起外号的歪风邪气”的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又悄悄地来到窑上我的“办公室”，进行地下党秘密接头。他探头探脑地走到我身边，十分神秘地问：“怎么样？”我反问：“什么怎么样？”他说：“我是指最近有什么情况？”我反问：“你指什么情况？”他拍了我肩膀一下：“别给我装糊涂，难道就没点什么动静？”我问：“什么动静？”他下巴一扬，朝赵惠母女住的房子努努嘴：“‘华’那边，难道这几天就没什么表示？我是说关于我写的那本诗集。”我说：“那天你把诗集扔给人家就跑，根本就不想知道人家有什么表示。”赵广理红着脸说；“我当时，当时是想，给她一些时间让她考虑。估计现在她已经读完了我那本诗集。你说，‘华’会有些什么想法？”我问：“你想她会有什么想法？”他得意洋洋地说：“我写的诗里充满了革命激情和纯洁的战斗友谊。一般人读了都会感动。”我问：“如果她要是不读呢？”赵广理又拍了我肩膀一下，说：“你说什么啊？不读？开什么玩笑？不可能！我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去问问她，对我，对我写的东西有什么看法。”我把放在桌子下面的那个用花纸精心包裹的日记本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他看了一愣：“怎么在你这里？是，她给你的？”我点点头。他急切地问：“什么时间给的？”我回答：“前天中午。”赵广理狐疑地看着我：“她怎么说？”我答：“她没怎么说。”他有些急乞白咧：“她都和你说了些什么？”我答：“什么都没说。”他不相信：“难道一个字都没说？”我答：“一个字都没说。”赵广理双眼直视着我，脸色渐渐由红变白，由白变青，由青变紫，由紫变黑。呆立了很久，他突然抓起放在桌上那件他的宝贝，发誓说：“我一定要发表在报纸电台上，让全公社全县都知道我。”说完，一反进门时的神神秘秘蹑手蹑脚风格，转身跑出砖窑厂。

四

躺在生产队菜园里望着天空发呆的赵进勇，见赵连强来找他，指着身边的一小堆地瓜说：“吃，操他娘甜得像脆梨。生产队留的地瓜种，昨夜我去地窖里扒出来的。”赵进勇在生产队里看菜园，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出去偷鸡摸狗。赵连强抓起一个地瓜，两手一搓，卡擦咬一口嚼着：真脆！比他娘的五月杏还爽口。操！初冬的萝卜小寡妇的腿，过冬的地瓜大姑娘的嘴。说得一点没错，水多汁甜。赵连强一边嚼着一边说：“听说了吗？都传开了。”赵进勇翻个身，红着眼瞪着赵连城说：“操他娘的怕什么！不就是起了个外号嘛。夜里拿弹弓去打瞎那个喇叭。”赵连强抹一把嘴，说：“你他娘的说什么啊，我说的是赵广理给赵爱华送笔记本，要和她建立革命友谊，在同一条水沟里共同战斗”。赵广理一听，腾地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问：“水沟？哪一个水沟？怎么战斗？”赵连强说：“谁知操他娘的哪个水沟！至于怎么战斗？可能是不是说的暗号，就是睡觉的意思？反正是村里人传的。”赵进勇听了，顺手拿起一把镰刀，朝着瓜棚菜架乱砍乱劈。站在他身边的赵连强突然对他说：“那边那边，看看看，来了来了。”

赵进勇喘着粗气，朝着赵连强指的方向一看，见赵爱华提着篮子，正远远地从菜园旁边路过，到副业队去领菜。他精神一震，丢下镰刀，向前跑几步，冲着赵爱华高喊：“哎！那个谁，那个谁，嘻嘻，你去副业队领菜啊？我这什么都有，不用跑那么远，想吃什么都行，不用记帐。尽管拿。”赵爱华看了他一眼，没作声，低着头继续走。赵进勇赶紧跑进他住的菜棚，摸一件褂子穿在身上，朝赵爱华追去。赵连强跟着一起跑，赵进勇转身挥手对他说：“回去！回去！别跟着。”

赵进勇追上赵爱华，跨到她前面，挡住去路，咧开大嘴看着她傻笑。赵爱华停下，把头扭向一边，低下不理他。他从腰里摸出一个红皮地瓜，咔嚓一掰两半，粉红色的瓜瓤里，渗出点点白汁，一滴滴变大。他手一伸，把大的一半送到赵爱华面前，说：“给，好吃。”自己喀嚓一口，咬下另一小半的大半截，鼓着腮张着嘴唇呱唧呱唧嚼着，牙缝里不断挤出一些白沫，溢到嘴角上，他用力一吸牙花子，咽下肚。然后用袖子抹一抹嘴说：“过了冬的，比蜜梨还甜还脆。尝尝。生产队藏在地窖里留着当种的，我专门给你弄的，吃完了还有。”赵爱华低着头不看他。他巴结着说：“想吃黄瓜也行，我这有，立夏的鲜货，顶花带刺。”说着，从腰里摸出两根还没完全长成的细条黄瓜妞，连同先前的一半地瓜一起送到赵爱华面前。赵爱华依然不理他不看他，他嘻嘻两声说：“不吃白不吃。这么好的东西都不吃。”说着咬一口黄瓜妞，嚼着，牙缝里又挤出一些绿汁，说：“我就爱吃这种嫩黄瓜，爽口。那什么？咱俩建立个革命友谊不行？在同一条水沟里共同战斗。由你说，去那条水沟都行。”赵爱华抬起头来看看前面，想绕过他，他后退一步挡着赵爱华的路，不让她走。

燕萍骑着自行车从公社赶集回来，在公路上看到赵进勇纠缠赵爱华，就下了公路朝这边骑过来，边用力蹬车边晃着车铃喊道：“那谁，赵爱华，你去副业队给窑上领菜啊？走，我带你去。”她骑到赵爱华身边停下，生气地瞪着赵进勇，说“挡路干吗？路是你家的？好狗不挡道。上来，赵爱华，不理他。”

赵进勇让到路边，看着赵爱华坐在燕萍车后座上走了，大声骂道：“操你八辈子，东江家的，我和她说话管你什么屁事？你当家的当兵玩弄生殖器，有种让他和来我单挑。”

赵进勇在四生产队里冬天看场院，春天看水泵，夏秋看菜园，闲来没事，经常和几个游手好闲的人一起练武术、拿把式。前两年他给县体工队送菜，说是“结交”了县体工队的武术教练，学过螳螂拳和旋风拳，会扫堂腿和打旋子。号称拳打南定，脚踢北安，方圆几个公社内没人敢和他交手。动不动就拉开架势要和别人比划，村里人都让他三分。

去年，大队在村里的小学操场放映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他和赵连强趁着天黑人多拥挤，挤到几个站着看电影的女知青身后，掏出那话儿来在人家臀部顶来顶去，弄了人家一裤子。有个女知青感觉自己的裤子湿了，用手往屁股后面一摸，粘乎乎的一片。放到鼻子下面一闻，觉得一阵恶心。电影没看完就跑回了宿舍，躺在床上哭了一夜。第二天全体知青都知道那名女知青“出事了”。当时的知青只有十六七岁，最大的也不到二十，不懂任何性知识，以为只要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接触，就能怀孕。两名女知青陪着她，找到村卫生站，先“斗私批修”，批判自己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严重，得了……低级趣味的那种……女人病，然后向大队赤脚医生要“计划生育避孕药”。赤脚医生一听，感到情况严重，立即把妇联主任找来。妇联主任神色紧张地赶来，进门后把两名陪同的女知青叫到一边，悄悄问：“知道她和谁发生的关系吗？是知青还是社员？”两位陪同她来要避孕药的女知青低着头不敢看她，说：“可能是社员，听她的意思，好像是两个社员。”妇联主任皱着眉头说：“社员？还两个？怎么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两名女知青赶紧信誓旦旦地向妇联主任作证：那件事不是她自愿的，是别人硬给她干的。从昨天夜里起就不断感到恶心，早饭也不想吃，已经怀孕了。妇联主任一听，这还了得，中央正在狠抓保护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坏事。附近公社的一个大队书记强奸女知识青年，事发后，被抓起来判了死刑。现在村里发生了这种犯罪，要出大事。吓得赶紧把大队支书、大队长等所有大队领导找来卫生站，紧急开会研究解决办法。公社很快就接到了报告，分管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带着公社武装部长、派出所长赶到大队，成立专案组破案。赵广理的大喇叭，配合阶级斗争新动向，嘶声力竭地高喊：“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打击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阶级敌人。一定要把暗藏的强奸女知青的现行反革命挖出来，把他们批倒斗臭，再踏上一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结果，还没开挖暗藏的现行反革命，事情就弄明白了，虚惊一场。但是现行反革命暗藏得太深，始终查不出是谁干的。后来，赵进勇到邻村找狐朋狗友喝酒，席间相互吹嘘，比谁干的坏事大。赵进勇说他操了本村一名长得最好看的女知青，公社书记亲自来破案，都破不了。一个狐朋狗友听了不信，骂他“充屌毛”，他听了反骂对方“缩鸡巴”，结果充屌毛和缩鸡巴争闹了起来，互不相让。两人都练过拳脚，又都仗着喝了几口酒，觉得只骂不算本事，于是决定比武。充屌毛和缩鸡巴拉开架势过招，几个招式下来，赵进勇一个“黑虎掏心”，一拳捅到对方胸口上，把对方打趴在地，口吐白沫。一起喝酒的人，都和对方一个村，见赵进勇打了同村的人，立即掀翻了桌子，把赵进勇围起来开打。赵进勇一看不好，顺手提起一条长凳，抡得滚圆，没人敢拦，一路打出村来。从此，赵进勇的武功在村里村外出了名。

刚才燕萍把赵爱华送到副业队后，骑车赶到窑上，让我把赵东江从窑里叫出来。赵东江光着身子，浑身淌着汗，从窑里出来，生气地说：“说过多少次，这里全是男爷们，女人不让到窑上来，有什么事不能等到回家说。”燕萍噘着嘴说：“你们窑上的事你不管？要是没事，我才不屑来呢。”她把赵进勇刚才在路上纠缠赵爱华的事告诉赵东江，赵东江一听，二话不说，走进工棚，拿起衣服穿上就往窑厂外走。其他窑工听说后，要跟着一起去。赵东江停下一挥手，低沉地说：“都回去干活。别兴师动众闹得像打狼的一样乱乱哄哄的。我一会儿就回来。”

赵爱华从副业队背着菜出来，见赵东江正站在前面不远的路边等她，就快步走过去。赵东江一句话不说，接过她肩上的菜篮，提着转身朝窑厂走。赵爱华默默跟在他身后。

赵东江和赵爱华路过赵进勇看管的菜园时，赵进勇见了，带着赵连强从菜园里跑出来，舞舞扎扎地伸展着胳膊，踢着腿，挡住他俩的去路。赵进勇咬一口地瓜，嚼两下吐在地上，头向前一伸，双肩向后耸着，握拳兜在两侧，像一只大鹅，瞪着眼睛逼视着赵东江，不说话。赵连强也咬一口地瓜，吐在地上，站在赵进勇身后，向后抖开两臂，像一只公鸭，首鼠两端，准备量力而行，伺机而动。

赵东江看了看他俩，不紧不慢地说：“你们两个让开路，让我们过去。”赵进勇和赵连强继续伸胳膊踢腿，张牙舞爪不说话。赵东江说：“不要没事找事。赵爱华是知青，出了事，谁也担待不起。你俩快二十岁了，应该知道深浅。”赵进勇咬了一口地瓜，嚼两口吐到地上，指着赵爱华说：“她不是真正的知青，真知青我不招惹，她是受贫下中农管的。要听我们贫下中农的。”赵连强咬一口地瓜，吐在地上，跟着说：“对！她不是真知青，要听我们贫下中农管。”赵东江继续不紧不慢地说：“说起来，我比你俩大几岁。论辈分，赵进勇你该叫我叔，赵爱华和你同辈，叫你哥。赵连强，叫你叔，叫我爷，叫赵爱华姑。大家同村同姓，都沾亲带故。如果闹红了脸，在一个村里不好见面。所以，咱们在这里好说好散，互相不要为难。”赵进勇把手一扬，甩掉啃了几口的地瓜，撸撸胳膊说：“你屋里的管闲事，你怎么说？”赵连强跟着糊撸糊撸胳膊，说：“对！你怎么说？”赵东江说：“我屋里的做的没错。换上我，我也要管。话既然说到了这里，这事我就管了，你俩想怎么样？”

赵进勇和赵连强互相看看，赵进勇又捋一下胳膊说：“单挑！你有种和我单挑！”赵连强赶紧跟着说：“对！有种单挑！”赵东江说；“可以。但是现在不行。我要回窑上出工，赵爱华要给窑上做饭。另定时间。”赵进勇骂道：“操你娘赵东江，当兵玩儿生殖器，你没种！要走你自己走，让赵爱华留下，让我和她说说话。”赵东江憋红了脸，看了看赵爱华，低头犹豫了一会儿，抬起头对赵进勇说：“那好，就试试吧！”说着，把菜蓝放在路边，用身子把赵爱华挡在身后。

赵进勇听了，拉开架势，脖子向前一挺，双肩向后一拉，头一点一点地迈着鹅步，向赵东江走过去。赵连强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赵进勇一歪头，瞪了赵连强一眼，手一挥：“躲开！我和窑上这小子单挑，你别碍事！”说着，两手握拳抬到胸前，两脚左右划步，前后晃了几下，猛地上前一记狠拳朝赵东江面部打去。赵东江身子往旁边迅速一闪，提起膝盖朝着冲过来的赵进勇裆部用力一顶，右掌顺势朝着他后脖子上一砍。赵进勇“嗷”的一声，趴在地上。抱着裆缩在地上打滚。赵连强一看，举拳朝着赵东江冲过去，刚一迈步，吓得缩回来，转身跑到赵进勇身边去扶他。赵进勇捂着小肚子站起来，却疼得站不直腰，嘴里吃力地骂道：“我操你八辈子赵东江！你给我玩儿阴的。你等着，有种的你等着，等我去拿三节棍，看我不劈死你！”

赵东江笑了笑，看着他在赵连强的搀扶下，捂着肚子弯着腰，向瓜棚一步步挪去，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操你娘姓赵的，你给我来阴的，这次不算，等我去拿三节棍……”赵东江摇了摇头，转过身提起放在路边的菜蓝，看了赵爱华一眼，朝砖窑厂走去。赵爱华默默地跟在身后，两人谁也不说话。快到窑厂时，赵东江头也不回地说；“今天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更不要和你妈说。”

中午窑工们围蹲在工棚里吃饭，窑厂的场院里，传来一阵大喊大叫。窑工们端着碗，起身深头往外看。只见赵进勇站在场院中间，右手持三节棍，在空气里抡得“呼呼”作响，左手提着一条九节鞭，抖得“哗啦哗啦”得跳。赵连强手持一条九节鞭，学着赵进勇的样子抡着，另有一个小子双手拿着三节棍，在胸前舞划，他俩分站在赵进勇左右，跟着赵进勇喊叫。赵连强油光光的嘴上还沾着一小块白花花的鸡肉，来之前，他们三人偷了三篓子菜，拿到白桥镇上，换了两只烧鸡一斤半白干，说是先壮壮架子，养养根子。赵进勇和他的狐朋狗友之间，讲话常用“暗号”，称身体为“架子”，叫底气为“根子”。一通胡啃狂饮之后，他们诈诈唬唬来到了窑上。

赵进勇冲着我的“办公室”方向叫骂：“操你娘赵东江，有种滚出来，刚才你来阴的，现在咱俩一对一明挑。”我放下饭碗出来，问怎么回事。赵进勇冲我左手一扬，手上的九节鞭一阵飞舞，说：“你是知青，我不惹你，你也别掺和我们的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让赵东江出来。”赵连强和另一个小子跟着高喊：“对！有种的就出来。”“不出来是鳖种。”

我转回身看看工棚里，赵东江蹲在地上，不慌不忙地把手里的最后一口窝窝头填进嘴里，慢慢嚼着，端起碗喝了几口汤，抹抹嘴拍拍手，站起身去穿衣服。其他窑工们见了，也都纷纷找衣服穿衣服。王建平对大伙说：“不用紧张。这事儿看来用不着咱们帮手。东江在卫戍区练了四五年擒拿格斗的硬功，专门负责警卫外国大使馆，对付这几个小崽子，手拿把抓的事儿。”

赵东江走出工棚，对赵进勇说：“咱这窑上，一会儿有很多其他公社和大队的人来拉砖。你来窑上大喊大叫，传出去不好听。你要单挑，等我晚上收了工，咱们找其他地方行不行？现在别耽误窑上出工好不？”赵进勇冲着他骂道：“放你娘的屁，你个鳖种。你害怕，不敢单挑。有种现在就过来，别拿出工当挡箭牌。”赵连强和另外一个小子说：“ 对！有种现在就过来。”赵东江朝四周看了看，转身走进工棚，从菜蓝里抓起一个青萝卜疙瘩，攥在手里出来，举着对赵进勇笑笑说：“你的头有这个青萝卜疙瘩硬吗？”赵进勇那边一愣，赵东江的右手攥着青萝卜疙瘩，一用力，青萝卜疙瘩“咔叭咔叭”崩裂爆碎，碎块和汁液从他的指缝里淌落出来。

赵进勇目瞪口呆。其他两个见了面面相觑，开始向后缩。赵进勇仍不服气，挥着三节棍和九节鞭，说：“你，你的拳头，有，有我这个硬吗？”赵东江对他说：“你爹娘养到你十八九岁，很不容易。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真对不起你爹娘。”说着，弯腰从地上捡起一块垫马车轮子用的大青砖，双手拿着掂量了一下，用力一掰，“咔嚓”一声，青砖冒着烟粉断成两半。赵东江扔掉右手里的一半，把左手里的另一半抛向空中，等它落到面前，猛地一拳击出去，把正在下落的半块青砖击打得粉碎。然后拍了拍手，低沉地说：“你要真想试试，那就试试吧。”

跟在赵进勇身后的赵连强和另一个小子见了，相互看了看，转身撒腿就往窑厂外跑。赵进勇左右看看，喊了两声没喊住，气得扔掉左手的九节鞭，双手拿着三节棍，朝着身边的砖垛乱打乱砸。嘴里一阵大喊大叫：“今天我不活了，我和你拚命。赵爱华，赵爱华，你出来，给我出来，我今天不想活了，你看着，我要和他拼命。”其他窑工，早已个个手里拿着铁锹镐把站在赵东江身后。见他推倒了砖垛砖坯乱打乱砸，围过去要把他放到。还没到他跟前，他自己躺到在地上，哭起来。嘴里不停咧咧着：“我不活了，打死我吧，我没脸见你了，赵……爱……”

五

一个多月后，大队支书和大队长来到窑上，刚好窑工们都在工棚里吃早饭交接班，大队支书告诉大家：公社来电话说，说县委书记最近可能要到咱们大队来，还说要专门到窑上来看看，具体不知道哪天来。大家要把窑上的卫生搞一搞，县里领导来的时候，最好穿上衣服干活。大队长呵呵笑着说：“县里领导不是没来过，知道咱这里的情况，那东西也都见过，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天实在热，不愿意穿就不穿。不过，当着赵惠母女的面可一定要穿。不穿可是调戏妇女的大问题，有国际影响。”大队支书看了大队长一眼，说：“自从咱们大队成了县里的先进大队，公社和县里都很重视，前来学习取经和参观的越来越多。咱这砖窑厂今年在全公社算是搞得最好的副业，估计县里领导来，是要在咱窑上开“农林牧副渔现场工作会”，到时候呼呼啦啦来一大帮人，男的女的都有，见咱这里一个个都光着，像什么话？要是光县领导来，当然问题不大。”

那个年代县领导到各村各公社访贫问苦、蹲点搞调查研究是常事。经常只带着一个秘书，或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一个公社接着一个公社的转。公社和大队领导也不特殊接待，县领导走到哪个大队，就住在哪个大队社员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村里解决问题，临走时交钱交粮票。有次还住过我们“知青点”的宿舍，晚上开完会回来，还和知青们下棋，拉二胡。

赵庄大队的“知青宿舍”，是大队用窑厂自己烧的砖和瓦，由知青们按照“山西昔阳大寨楼”的样式自己设计，和副业队的社员共同建造的一排单边走廊的二层楼。每个房间住三名知青，楼里没有上下水，用水要到院子的井里提，厕所另外建在楼侧。为了方便女知青生活，大队安排女知青住在楼下，男知青住在楼上。记得那年冬天刚下完大雪，县革委会张主任来赵庄大队访贫问苦，住在“知青点”附近一户社员家里，早晨天不亮起身跑到“知青点”的厕所来上厕所。知青们因下雪不出工，都还没有起床。有个知青被尿憋醒了，外面天冷，不愿下楼上厕所，就打开窗户迷迷糊糊地向外尿，刚好把从楼下经过的县革委会张主任淋了一头一身。张主任抬起头大喊了两声，楼上的还没尿完，吓得赶紧关上窗户不敢出声。

天亮后，张主任和大队支书、大队长、民兵连长以及大队团支部书记来到“知青宿舍”，把全部知青集合起来办学习班进行整顿。张主任穿着那件被尿湿后又冻硬了的蓝制服棉袄，也没其它衣服换，对全体知青发脾气：“你们看看，住这么好的房子，全大队唯一的一座楼，全新的，让你们搞成这个样子！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还是往贫下中农头上撒尿的？你们今天能尿我一身，明天就能尿贫下中农一身！”他指着窗外说：“你们看看，这些黄不拉叽的冰棍子和冰窟窿都是些什么？”男女知青们听了都忍不住笑。二楼楼外窗户上挂着一排排黄澄澄的冰凌，都是夜里男知青披着被子骑在窗户上顺着墙尿的。一楼门外雪地上一个个黑黄黑黄的冰窟窿，都是女知青们夜里一开门就蹲着滋的。张主任举起胳膊闻闻身上的尿臊说：“所有知青今天全部都要写检查，深刻检查，写清楚你们尿得对不对。尿尿也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尖锐斗争。尿是粪便，粪便是农业的宝，庄稼离不了。你们不尿到厕所积肥，怕冷尿到院子里，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写完检查，把窗外的冰凌和院子里的积雪，全部弄干净，送到地里去。”

张主任没有特别为难知青，听说他的孩子也在本县一个公社插队落户。倒是大队团支部书记赵甚海在其他领导走后，留下来监督知青们写检查时，想出了个歪点子，让女知青爬到窗户上清理男知青们尿的冰凌，让男知青去铲女知青尿在雪地上冻硬后一铲一个白点的尿窝。县革委的张主任离开赵庄大队时，嘱咐大队书记，让窑上给每个男知青宿舍烧制一把尿壶，为女知青烧制尿罐。

大队团支部书记赵甚海，是大队支书赵甚廷的弟弟。平时经常带着赵广理到知青点组织知青开展学哲学、谈理想活动。经常和写入团申请书的知青们“促膝谈心”，有时还代表贫下中农对知青们进行“再教育”。在窑上干的人都烦他，说这小子“阴坏”，借工作之便，喜爱翻看村里退伍军人和知青们的档案。“玩弄生殖器”和“提前烧窑”等，就是他去“帮教村里的后进青年”，到赵进勇看管的菜园里去吃西瓜时，讲笑话透露给“后进青年”的。村里很多年轻社员对他敬而远之，一些人觉得“入他的团没用，”不申请也不求他。知青都要求上进，人人争着“向组织靠拢”，因而知青宿舍成了赵甚海组织团员青年活动的大本营。赵甚海对每个知青下乡前的情况非常熟悉，谁和谁在学校里好过，谁和谁的家庭是一个单位的，知道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对女知青的家庭背景了如指掌，他在知青中发展了两名团员，全是女的。我到了窑上上工后，发现他很少到窑上来，偶尔来一次找我，窑工们对他带搭不理。

自从大队书记对我们说县领导有可能要到窑上来开现场工作会以后，赵甚海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什么消息，常跑到窑上来，找赵爱华谈心，让她写入团申请书。他每次来，并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和赵广理一起来。有时晚饭后，还和赵广理一起来找赵爱华到河边散步。赵广理自从自己的“革命诗篇”，被“华”完璧归赵后，一见到赵爱华，总是面呈一种“英勇悲壮”的神色，恨不能像刚上演的现代京剧《杜鹃山》中，唱着“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胸臆间浩气昂扬”的柯湘，昂首阔步上台、侧身甩发、巍然屹立、气宇轩昂地亮相一般。可惜他是男的，那时也不兴留长发。赵惠是中共党员，被开除公职后一直没有恢复党籍，知道“重在个人表现”的重要，鼓励赵爱华入团。

不知为什么，大队支书猜测并期盼的“现场工作会议”，一直没有动静，县委书记也一直没有来。大队和窑上对这事也就都渐渐淡漠下来，赵甚海和赵广理一起来找赵爱华的次数也少了。

一天，大队通知赵惠到公社去，大家猜测，可能是要给她落实政策了。那天正好窑上改善生活，篜大“肉”包子，赵东江对我说，平时包大包子都是赵惠帮忙，今天赵惠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弄不好吃了午饭才回来，你去给赵爱华拉拉风箱，搭把手。

和过去一样，做的大“肉”包子让窑工们吃得热火朝天，心满意足。午饭后，窑工们个个抹着嘴，走进窑里准备出窑。我把笼屉汤桶等搬回厨房，帮赵爱华洗刷完毕，到河边去把平日打坯用坏后丢在河边的一些摸子洗刷干净，准备拿回来修一修。夏天中午社员们都歇晌，烈日下的村里村外一片宁静，举目四望不见人影。

我洗涮干净砖坯模子，晒在河边。走回窑场，想起刚才从厨房出来时忘了拿赵惠临走时让我核数的账本，我就走回厨房。厨房的门关着，我推了一下推不开，有些奇怪，平时赵惠在厨房里面的一间屋子算账，赵爱华在外面的一间做饭，厨房的门一般白天不关门。我想可能是今天赵惠不在，赵爱华回她住的房子歇晌去了。我又推了一下门，正要转身离开，隐约听到厨房里有类似厮打和挣扎的声音，同时传出赵爱华泣不成声的低声哀求:“不行……你不能这样……我求求你，不能这样……求求你，你不能……”接着就是被堵着的嘴发出的阵阵低沉的呜咽声。我一惊，再仔细听听，确实是厨房里有人，我立即敲门喊着：“赵爱华，赵爱华，开开门，我来拿东西。”

我边喊边推门，过了一会儿，厨房的门突然打开，一个男人头上顶着衣服从屋里冲出来，猛地伸手一把推在我的脸上。我站立不住，从台阶上向后仰摔在地上，头碰在用砖垛成的一个放洗菜盆的台子上，撞出了血，双眼被击打得直冒金星，睁不开。等我晕头转向爬起身来，从厨房里冲出来的人已杳无踪影。我揉着双眼走进厨房，听到里面的房间里，发出沉闷的“呜呜”声，我走进里屋，见赵爱华双手被用绳子捆在脖子后面，嘴里堵着一件衣服，挣扎着躺在铺有芦苇席的床上。赵爱华的上衣被扯开，坦露着胸部，裤子和内裤被褪到膝盖处，裸露着下身。她双腿夹紧，尽量弯曲，卷缩着身子。我浑身一震，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赤身裸体的女人，顿时手足无措。我愣了一会儿，战战兢兢地上前，把赵爱华被绑在脖子后面的手松开，拉出堵在她嘴里的衣服。赵爱华被松开双手后，立即站起来提上裤子，一边无声地哭泣，一边整理上衣。我不知该说什么，转身要离开。赵爱华小声叫住我，转身从挂在墙上的医务箱里拿出酒精和紫药水，边哭边给我头上的伤口上药。她给我止住血，上好药后，站在我面前，双眼盯着地，过了一会儿，哭泣着说：“等一等再走行吗？”我站在原地没动，她坐回到床边，仍然双眼盯着地，无声地流泪，慢慢整理身上的衣服，把撕掉扣子的上衣和衣服上被撕破的地方理平，又把弄乱的两根短辫扯开，用手指梳理整齐头发，重新辫好。又过了一会儿，她抽噎着小声说：“求你，不要告诉任何人行吗？”我没说话。见她一直悲悲戚戚，无声地哭个不停，就默默地转身离开了。

我回到“办公室”，平静了一下，走进窑里把赵东江叫出来，走进工棚，把刚才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听后瞪着眼睛盯着我看一会儿，又搬过我的头，看了看我头上的伤，没说话，立即洗洗脸，穿上衣服，朝我一挥手，向厨房走去。赵东江和我走进厨房，赵爱华仍然坐在床边，眼睛紧盯着地，抽抽噎噎，无声地流泪。她黑长的睫毛糊满泪水，双眼红肿起来，赵东江走到她面前，沉默着站了一会儿，低声问：“是他吗？赵进勇。”赵爱华低头哭着，摇摇头。赵东江又问：“赵广理？”赵爱华仍然摇头。赵东江停了一会儿，问：“是谁？”赵爱华只哭不说话。过了一会儿，赵东江小心翼翼地问：“伤着了吗？”赵爱华仍然低着头，不回答，过了一会儿轻轻地摇了摇头。赵东江看了我一眼，赵爱华突然站起来，双腿跪在赵东江和我面前，抽噎着小声说：“求你，求你俩，这件事别再告诉任何人了，行吗？求……你俩！”赵东江见了，庄重地点点头，转过脸看着我，我也点点头。赵东江让赵爱华起来。对我一字一句地说：“去端一盆水拿毛巾来。今天下午，你就在这里等赵惠回来。”

赵惠回来时，见我坐在厨房里，略显吃惊。微笑着朝我点点头问：“今天的肉包子做的怎么样？”我沉默地点点头，她立即有所警觉，抬起头看看四周，找赵爱华，顺势走进里屋。里屋传来低声的哭泣，接着是母女俩凄切的痛哭。我起身走出门外，带上屋门，走回工棚。

晚饭时，我去厨房搬饭，赵惠朝我微微点点头，露出一些勉强的笑容，默默帮我把玉米面粥从大锅里盛到桶里，又把烙好的饼放进箩筐。我来回搬最后一趟时，她把切好的香椿芽咸菜和芥菜头咸菜端到我手里后，向我鞠一躬说：“谢谢你！我和赵爱华都谢谢你。” 我点点头没说话，但从她谨慎的语气和忧郁的目光里，猜想她一定知道是谁干得了。赵惠看了看我，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今后你能不能抽点时间，多和赵爱华在一起，好吗？”

第二天早晨窑工们吃早饭交接班时，赵东江像是对我说，又像是告诉王希长和其他窑工们：“今后你手头上的活，如果不是忙不过来，就常去厨房帮帮忙。赵爱华到副业队去分菜、领菜，还有去大队领东西什么的，你跟着一起去，帮手拿一拿。以便让她早点回来做好饭晾着，等大家吃的时候不烫。”王希长听了，不知所以然，点点说：“天热，厨房里比窑里好不了多少。一个人做这么多人的饭，从早到晚是有些忙不过来，今后我多抽点时间过去打打下手。赵东江指着我说：“你多过去帮忙！拉拉风箱烧烧火什么的。”

从此，赵爱华每次去副业队领菜，都先在厨房门口提着篮子站一会儿，我见了就抓紧放下手头的活，就走出工棚，和她一起去副业队。路上相互离着三四米远，几乎从不说话。领了菜后，我背着菜筐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等离开副业队后，她就会赶上我，默默地从筐里拿出一些菜抱在怀里，减轻筐子的重量。

一次我去厨房帮她拉风箱烧火，她在旁边切菜，不慎把手指切掉一块皮，我跑到里屋从赵惠的医务箱里取出酒精、紫药水和胶布，她走到我跟前，把左手大大方方地伸到我面前，忽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我捏着她的左手食指，用棉球蘸了酒精，擦洗流血的伤口，她疼得吸口凉气，手指有些发抖，但并不缩回。我的手也在发抖，和一个同龄女人这样接近，她一直在注视着我的眼睛。我心慌地不敢看她，见她的食指仍在流血，无意识地拿起她的食指放在我的嘴里吸了一下，用舌头舔了一舔，她手指抖了一下，但并没有把手缩回。我在她的伤口上涂上紫药水，贴上胶布。赵惠从房外进来，看到她和我头碰头地站在一起，若无其事地轻轻问：“切手了？上药了吗？”她举起左手食指晃了晃，赵惠笑了笑，没说话。我坐回到炉灶前继续拉风箱，她站回到案板前继续切菜。

那段时间，公社经常通知赵惠到县里去，有时她还要去地区和省里。当时村里人出远门，要到十里外的长亭镇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去地区的长途汽车，一天只有一班，一大早就要赶去。我说早晨我骑自行车送赵惠去乘车，赵爱华却坚持要一道去，说窑上的早饭她可以半夜起来做好，让我临走时搬到工棚里盖好，不耽误窑工们吃早饭，用具回来后从工棚搬回厨房里洗刷。赵惠说只有一辆自行车，三个人不方便骑。赵爱华说她愿意三个人一起走着去，回来时再让我骑车带她回来。晚上去长亭镇接的时候，让我骑车带她去，回来时三个人聊着天一起走回来。我说十里路要走一个小时。赵爱华说：那怕什么，早点走就是了。只要大家在一起快乐，走多远都行。赵惠听了，笑了笑，没说话。她不放心赵爱华一个人留在家里。

第二天早晨去长亭镇，我推着车，赵惠母女跟在后边。上了公路，赵爱华说，一辆自行车三个人也能骑，人家社员去赶集，经常是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赵惠说那是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可以那样带，三个都是大人恐怕就带不了。赵爱华走到我身边，一把抢过自行车，跨上车单脚撑地说：“不信，我要试试！你俩一个坐大梁，一个坐后面。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摔倒了，大清早也没人看见，怕什么！”我说：“要试，还是我来试，我劲儿比你大，你俩一个前面一个后面。”赵爱华听了，下车把自行车交给我，从我腋下钻到我怀里，跳上自行车的大梁。

我们三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夏日清晨的微风中行进，就像无拘无束的燕子在空中翱翔。静谧的公路上，迎面扑来的萤火虫，划出道道宜人的蓝光。大家此时的心情，都有说不出的舒畅。赵爱华突然展开双臂，高兴地放声大喊：“广阔天地——我要——飞翔——”赵惠在我身后“格格”地笑个不停，说这傻丫头，疯起来就不怕别人笑话。“傻丫头”喊了一阵，用日语唱起了一首旋律婉转的歌曲，唱了两句，赵惠在我身后也和着一起哼唱起来。唱完，赵爱华告诉我，这是日本民歌，叫《啊，我心中的富士山》，她很小就会唱。

回程的路上，赵爱华跳上自行车后座，坐在我身后，一句话都不说。突然，她伸出双手从我身后搂住我的腰，把脸贴在我的背上。渐渐地，她用双手勾住我的双肩，脸在我的背上贴得更紧。我不由心慌，有些喘不过气，隐约感到她的心在怦怦地跳。不知不觉间，窑厂在望。赵爱华在我背后用力拥抱了我几下，跳下自行车，自己朝窑厂走去。

赵惠去了两次地区和一次省里，村里人传言，赵惠丈夫的问题可能快解决了，因为人们见赵惠有两次从公社搭大队的拖拉机回来，直接进村去了婆家。但是也有人说，她去了婆家两次，她公婆仍然不让她进家门。赵爱华告诉我，她爷爷奶奶不认她妈妈，是因为她大伯抗战时被日本人杀死了。当初她爸爸和她妈妈结婚，她爷爷奶奶就坚决反对，说如果结婚，就永远不让她爸爸回家。所以她爸爸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带她妈妈和她回过老家。她爸爸死后，她妈妈来赵庄是想替她爸爸尽孝道，伺候孝敬她爷爷奶奶。但是她爷爷奶奶认为爸爸的死是妈妈造成的。爷爷奶奶家原来是烈属军属，现在成了特务嫌疑，也是她妈妈造成。她叔叔和婶婶也因为她妈妈，直到现在还在工作单位受到严重牵连。她爷爷奶奶不希望她妈妈和她住在这里。

六

又过了一些日子，县领导真的要来了。而且接到通知，连地委书记也要来。大队长来到窑上，呵呵笑着说：“这一次现场会气派可大了，后天连地委领导都要来，这次你们可真要都穿上衣服干活了。”

大队团支部集合各生产队的青年团员和“靠拢组织”的知青，进行跨生产队的“大兵团作战”。知青们没有不靠拢组织的，人人都写过“强烈要求团组织在广阔天地里考验我吧”的申请书。尽管很多话都是相互抄的，但是“紧密靠拢”在一起显得不会孤立。“大兵团作战”的任务是，首先把从公社借来的两百多面彩旗，红的、黄的、绿的、紫的，从公路插到村口，从村口插到村里，再从村里插出村子一直插到窑上，路两旁每二十米插一杆。大队部周围、知青宿舍周围和窑厂周围，是重点部位，要求每十米插一杆。听说彩旗不够，公社又从县里用拖拉机拉来不少。

“大兵团”的第二项任务，是在窑厂门外的空地上，搬砖搭建一个主席台，上面铺上黄土，用夯打实。在主席台上用砖垛垒成桌子和凳子，桌子和凳子上铺着朝霞和晚霞带领村里手巧的女人编织的带有花色图案的草垫。

第三项任务是在主席台左右两侧，各摆两口大水缸，准备凉白开。具体做法是后天开现场会之前，用窑上食堂的大锅，把麦粒炒一炒，炒糊后倒上水煮开，再把煮开的水提到缸里装满，盖上缸盖。谁渴了就掀开缸盖，用水瓢舀着喝。那时各地召开“现场工作会”，参加大会的人都自带干粮，连上级领导也不例外。很多领导为了表示不脱离群众，下乡时专门从食堂买窝窝头和咸菜放在挎包里带着，吃饭时三五成群坐在树荫下，用手捧着吃，窝窝头渣掉在地上，赶紧捡起来，吹一吹放进嘴里。去年春上县委刘书记带着县里几个农业技术员来赵庄大队察看小麦灌浆情况，我亲眼看见他们在麦田里忙完之后，到河边洗了洗手，围坐在地上捧着窝窝头吃。吃噎了，就走到准备好的水缸旁，掀开缸盖，“咕咚咕咚”灌一肚子凉白开，抹抹嘴，再把舀水喝的瓢递给下一个等着喝水的人。大队团支部把这第三项任务交给赵爱华和我，因为我是团员，赵爱华是“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后天就要在现场会上“火线入团”，志愿书都填好了，是前天她托我交给赵甚海的。

团支书赵甚海带着“大兵团”到窑上搭主席台时，专门把我和赵爱华叫到一个僻静的砖垛后面，像地下党布置机密任务一样，代表团组织给我和赵爱华“下达任务”。赵爱华见了团支书赵甚海，总是有意躲避他，紧跟在我身旁寸步不离。赵甚海和我们谈话时，她不时伸手揽着我的小臂。赵甚海眼睛看她时，她竟用双手搂住我的胳膊，眼看别处，目光不自然地回避赵甚海，丝毫没有“靠拢组织”的积极表现，倒是积极向我靠拢得很紧密。我莫名其妙，很不自在。每次她揽着我的胳膊我都试图挣开，她却在我挣开后，又搂得更紧。我偷着看一眼赵甚海，他嘴唇微微发抖，脖子红得发紫，对此却佯装视而不见。他好像有话想单独和赵爱华谈，赵爱华却像小孩儿拉着大人的手一样，一直紧拉着我寸步不离，赵甚海看到她的这种姿态和表现，欲言又止。我替赵爱华担心，当着团支书的面，敢做这种“资产阶级的不良动作”，小心入不了团。毕竟还没上“火线”。另外，我和她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她这样做会让人误解我和她“要好”——那时人们还很少使用“恋爱”这种书面语言——赵惠站在厨房门口，远远地朝我们这边警惕地看着。

“大兵团”的最后一项任务就是第二天清洁平整村里的道路。为了在“大兵团作战”中形成青年团员和“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互相“比学赶帮超”的热烈气氛，理论权威兼大诗人赵广理专门写了一首诗在大喇叭上鼓劲：“同志啊同志，不要彷徨，不要观望，让我们扬起青春的铁铲，挥洒时代的阳光……”嗨！有长进，比“抡吧，抡吧，用力抡起两只大板爷”顺溜多了。

“大兵团”用了一天时间，把村里村外的各条道路铲平，拉来沙子铺上夯实，再拉着碾子碌硃来回压，把所有的道路都“挥洒上了时代的阳光”。参加‘大兵团作战’的所有知青和村里的青年团员，平时都是大队民兵连的基干民兵。每年冬闲时节，都要集中训练一个月左右。民兵连长等大家干的差不多了，就集合大家，领“大兵团”到大队部去领枪和没装子弹的子弹袋。民兵们领了五六式步枪，上好刺刀，披挂整齐，列队沿着新铺的道路，喊着行进口号，武装游行，自我检阅。大队长要到窑上去对赵惠进行“再教育”，以便明天向地区和县领导汇报思想时有谈话内容，一出大队部，看到民兵们个个肩扛步枪，迎头走来，赶紧让到路边，笑呵呵地向行进队伍挥手。民兵连长高喊一声“正步走”，大队长吓了一跳。民兵们踢着正步，一跳一跳地从他面前经过，枪上的刺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闹得村里鸡飞狗跳。孩子们跟着队伍奔前跑后。风光了一阵，民兵连长开始布置岗哨，安排夜里民兵在村里的每个路口以及窑上站岗执勤。我很遗憾因为要在窑上开工，不能参加下午的武装游行和夜里的民兵执勤。

那天一早，赵惠接到通知，又到县里去了一趟，是她自己搭大队去县城拉化肥的拖拉机去的。晚饭时，她推着一辆崭新的“金鹿”牌自行车回到窑上。我问，你不是有一辆自行车吗？为什么还要买一辆？赵惠笑笑说，家里那辆就留给窑上，咱窑上的人今后出去办事方便。当时买自行车，要有“自行车票”才能买到，虽说村里很多人家都排号等票买到了自行车，但这种“金鹿牌”自行车，光凭票还买不到，还要特批。价格也比其它牌子的自行车贵一倍。赵惠推回来的自行车上，驮着她为每个窑工们买的背心、汗衫、泳裤、短裤和黑色高筒雨靴。背心是红色的，汗衫是白色的，泳裤是紫色的，短裤是蓝色的。另外她给我买了一套当时最流行的天蓝色运动衣和运动裤，运动衣是拉链开衫的，胳膊上和运动裤的外侧裤缝上，有两条白道。她还让赵爱华送给我一支自动钢笔、一本文革以来新版的《汉语成语词典》、一个精装的硬壳笔记本和一个手电筒。赵惠让我把她买得东西给窑工们送过去，对我说，这是她用她补发的工资、布票和其它票证买的。

窑工们看到赵惠送的背心汗衫等，欣喜若狂。在那个年代，对于农村里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都是难得的奢侈品。特别是那双黑色高筒雨靴，村里从未有人穿过，当时每双的价格大约是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赵惠早就希望，窑工们下河挑泥、搅拌渣土和打砖坯能穿上雨靴。她曾为好几个扎伤脚和划破腿的窑工做过缝合手术。窑工们当即放下手中的活，欢快地跑到河边上，跳进河里洗完澡，不等晾干身子，就穿在身上一件件地试。试完后又舍不得穿，回到窑上脱下来小心地叠起来包好，仍在身上抹满污泥进行化妆。赵东江提议说：“明天地区和县领导来咱们窑上，咱们反正要穿衣服干活，就统一穿红背心和蓝色短裤干活。”窑工们听了一阵欢呼，跃跃欲试。

入夜，民兵连长和团支部书记分别到各个岗哨查岗，赵甚海来到窑上找到我，向我征求对赵爱华入团的意见。我说她的志愿书不是都已经批准了吗？我坚决拥护团支部的决定。赵甚海听了，说有些团员又提出来她妈出身不好，她的政治表现一般，所以他有义务征求大多数团员的意见，看是不是让赵爱华等下一批再说，再考验一下。我一听急了，忙说她个人表现不错，天天都从天不亮就默默无闻地忙到熄灯，窑工们对她都很敬佩也很尊重。大队里有些团员还不如她呢。赵甚海双眼紧盯着我，压低声音问：“你是不是正在和她谈对象？”我连忙否认。他又问：“她最近情绪怎么样？都和你说过些什么？她对我有什么看法？这些你都要向组织详细汇报。”我曾答应过赵爱华绝不把她差点被坏人强奸的事告诉任何人，于是说：“她情绪一直都很好。她这个人喜欢多干事少说话，一般没事儿从不和我讲话。她对你的工作一直也都很支持。我不同意让她等到下一批再入团。”赵甚海听了，慢慢点点头说：“那好，今天晚上咱俩的谈话就到这里，不要告诉任何人，注意组织纪律。”

现场会的那天早晨，才四点钟，赵广理的大喇叭就破例响了起来。可能遇到了什么紧急大事，破例没有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和《社员都是向阳花》，只是“吱儿——”的一声尖啸——这个好像不能破例，也不能省略——“啪啪”，麦克风一大早就挨了两下打，被打醒了，然后激动地广播说：“贫下中农同志们，接到公社和县里的紧急通知，今天到我们大队来的，除了地县领导，还有中央和省里的领导以及他们陪同的高级外宾。请社员们同志们立即起身，做好热烈欢迎工作。”好家伙！这下场面大了去了。中央领导和外宾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地区和县里。人们也从来没有真正见过外宾长什么样。外事无小事。这些重要人物临到之前才通知，说明了事情的重要性。

村里的小学立即通知小学生穿上最好的衣服到校，每人发一根草绳子缠在腰上，练习扭着秧歌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说是天亮后县里会送来红绸子，替换草绳子。大队长立即想到要赶紧到窑上去对赵惠进行一次“再教育”，昨天他到窑上去找赵惠，赵惠去了县里，没有教育成。大队支书在村里各处巡视，急得脸上直冒汗，有很多事他不知道怎么办：中央和省里的领导，还有外宾中午吃饭怎么办？是不是自带干粮？能不能也和县领导一样，找个树阴下蹲在地上就吃？大队部很小，里边储藏着大队的帐簿档案枪械子弹等，坐不下几个人。最着急得是，现在到各家都借不到好烟。社员平时用纸卷烟叶抽，买烟的人少，好烟村里的供销社代销点不进货，最贵的烟是 “大前门”，三角五分一包，也只有几包，还都已经拆开零散着一根一根地卖。再有就是九分钱一包的“葵花牌”香烟，抽起来很呛，估计上面的领导和外宾抽不惯那种味道。茶倒是从代销点里还能收拢一点，杭州龙井，远路来的，错不了。只是放了好几年没人买，不知泡水味道还浓不浓。

天亮之后，两辆满载警察的大卡车进了村。警察身着上白下蓝制服，头戴大檐帽，腰扎武装带，是五一节时刚换的新装，很多人还都没见过这种样式。警察们跳下车，喊着口令集合列队，领头的在队列前说了一阵话，就解散让每人跑到各自分配的岗位上去了，警卫重点是在窑上。这时，民兵也紧急集合，配合行动。夜里在村里各路口和窑上的主席台轮流站岗的民兵，看看天亮了，就都抱着枪去找个草垛或柴窝睡觉，听到大喇叭广播集合，赶紧揉着眼向大队部跑去。大队团支书赵甚海骑着自行车，手拿一面团旗赶到窑上，对我说：“快把这个挂到主席台上的主席像下面，别挂歪了，火线入团用。”我接过团旗趁机问：“火线入团的有几个人？”赵甚海挥挥手说：“你别管。快把水缸里装满凉白开。告诉赵爱华，现在是组织考验她的时候，不要闹情绪。”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开始为赵爱华不平。整个早晨都有些心酸，真希望不要遇到赵爱华。

不久，县中学的礼乐队坐着两辆拖拉机，突噜突噜地来了。他们全都是上身白衬衫，下身蓝长裤，足登白球鞋——有些白球鞋是用黑球鞋或蓝球鞋抹上粉笔沫涂白的。下了车，在村里小学的操场上排成队，练习敲打吹奏。大铜鼓小军鼓大铜钹小铜钹咣当震天，大铜号小军号长号短号圆号呜呜闹人。村小学的迎宾队腰上已经换上了红的绿的绸带，面部涂成了白脸和红腮，女学生头上扎上了红的绿得绸蝴蝶。赵庄大队哪里见过这种架势！千年不遇。村里一位捋着胡须的长者无限感慨：“听老辈说，光绪那年皇帝从白桥镇选了一名宫女送进宫去，打赵庄村口过，吹吹打打二里路长，都在册的，也没今天这阵势拉的大。今天这样子，恐怕更要在册了！”

大约十点钟，团支书赵甚海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村外公路上飞奔进村，一路高喊：“来了！来了！准备开始！准备开始！”不久，公路上烟尘起处，长长的车队直奔村口疾驰而来。县中的礼乐队，赶紧鸣奏起乐曲《小小银球连四海》。优美的旋律演奏到拐弯处，大铜号总是“呣呣”得像牛叫，不着调得像牛吃完草没给饮水。小学的迎宾队，立即扭起秧歌，挥舞着红绸子高喊“热烈欢迎”。小学生们第一次经历这种排场，过去只在电影上见过，仓促上阵，就像一群刚上岸的鸭子摇摇摆摆呱呱乱叫，队形已经没了章法，手舞足蹈地似群魔乱舞。大队领导个个站在大队部前，摩拳擦掌迎接来宾。大队支书穿了一件平常到县里开会时才舍得穿的蓝色干部制服上衣，后领子上的一长条补丁，还是他老婆前天托赵惠用缝纫机给精心补的。大队长上衣兜里揣了两包“葵花牌”香烟，琢磨着人来了这么多，不知到时够不够分。团支书赵甚海站在大队长身后，身边带着一名即将“火线入团”的女知青，不断润色着上台发言的内容。全大队的社员都涌向村里的道路两边，闹哄哄地夹道看热闹。很多还端着大海碗，用筷子往嘴里扒啦玉米面糊糊，要不就用大饼卷着大葱大口塞进嘴里，鼓着腮帮子大嚼大咽。警察和民兵站立在街道两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进村的车队并没有人们想象得浩浩荡荡。前后只有六辆草绿色军用吉普，中间夹着两辆黑色上海牌小轿车。进村后开始减速，但没停车，沿着街道一往无前。在村口奏乐起舞的县中礼乐队和小学迎宾队还没来得及充分表现，转眼即逝，让学生们未免大失所望。车队路过大队部，也没有要停的意思，只是减速慢行，缓缓穿村而过。公社和大队领导有些丈二和尚，看着驰过的车队茫然无措。大队支书赵甚廷探头朝着绝尘而去的车队看了看，恍然大悟：“快！快！直接去窑上！”大队长跟在大队支书后面，边跑边说：“坏了！坏了！窑那边主席台上的桌垫和坐垫，昨天晚上怕天下雨淋了，都让收起来了，现在还没来得及铺好。”

车队到了窑上才停下来。窑工们穿着统一的红背心蓝短裤和黑色高筒雨靴从窑里出来，倒是增色不少：远看像打渔的，近看像打井的，竖看像打球的，横看像打陇的，很是扎眼。赵爱华早早地就按要求把麦粒炒焦后倒上水煮了一大锅凉白开，我去厨房提水时庆幸没有遇到她。我把水桶装满凉白开，挑着走向主席台两边的水缸，放下担子往水缸里倒水，只见赵东江远远地挥手叫我：“别弄水了，快过来，赵爱华到处找你找不到，说是有许多话和你说。”我放下水桶慢吞吞地过去，犹豫着如何告诉她赵甚海让我转告的“不要闹情绪”的话。

所有汽车都停稳后，从前面的一辆吉普车上跑下来的人，跑到后面的轿车旁去开车门。轿车上下来的，是中央外办的副主任、外交部亚洲司的司长和日本驻华大使馆公使衔政务参赞、领事处参赞和两个女一等秘书。省革委会副主任和省外办主任，以及地委书记和地革委会主任、县委刘书记和县革委张主任分别从其它吉普车上下来，跟在后面。

赵惠和赵爱华站在由两个废窑洞改建的自家门口，庄重文静。母女俩这天破例没有穿那身多年如一日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而是都穿了一身由赵惠自己裁剪缝制的深蓝色女式西装套裙，令窑工们耳目一新，为之一震。日本使馆的参赞和秘书走到她们面前立定，向她俩再三深深鞠躬致敬。赵惠不断鞠躬还礼，赵爱华站在赵惠身旁，满目茫然，不知所措，不时朝我看上一眼。

日本使馆的政务参赞和赵惠简单地谈了几句话，双手向她奉上一份文件，再次鞠躬。又和赵爱华谈了几句，深深鞠躬。中央外办和省外办的领导以及地县领导，上前分别和赵惠母女握手。赵惠母女转身回屋放下文件，出了房间，走到窑工们面前，和窑工们逐一握手。赵爱华和我握手时，故意用指甲深深地掐了我的手心几下，留下几个不会久留的指痕。赵惠母女转身走回屋里，提了两个简单的箱子，交给一名日本使馆的官员，放进一辆轿车的后备箱里。公社和大队的领导这时也赶了过来，赵惠领着赵爱华上前和他们逐一握手致谢，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们陪在赵惠身边，向公社和大队领导再三深深鞠躬，通过翻译说“不胜感谢，多年来给与的无限关照”等等。大队长从上衣兜里摸出一包未开封的“葵花牌”香烟，撕开向日本官员们敬烟，日本使馆的官员向他鞠躬表示谢绝，省外办的领导低声训斥道：“注意场合，不要敬烟。”大队长看了他一眼，呵呵笑着把抽出来的一支烟夹在耳朵上，剩下的装进衣兜里。

大队里的社员这时都已经拥到窑厂看热闹，赵惠的公婆和家人也在人群中。赵惠找到公婆，把她丈夫补发的工资、抚恤金和票证，还有那辆新买的“金鹿牌”自行车交给公婆，然后五体投地，匍匐在地上磕了三个头。赵爱华跟在她身后，连连鞠躬。日本使馆的官员跟在她们母女身后，也向赵惠的公婆再三深深鞠躬。

赵爱华跟着赵惠上车离去时，回头朝我深深地看了一眼，没有热烈的告别和亲昵的表示，她和我都明白：她不能在大队里给我造成不利的影响。

赵惠母女随着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和中央、省、地、县的车队离去后，大队支书不无遗憾，说：“看看，今天这事搞的，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大队长说：“外事无小事。看来这是上面有意这样安排的。国际上的事都是要保密的。”站在两位大队领导身后的团支部书记赵甚海，心有不甘地说：“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几天，这么一会儿功夫，就结束了？火线入团都没搞！”公社和大队领导以及窑工们，到赵惠母女住过的房间以及她俩上工的“办公室”和厨房查看，每个房间都整理得非常整洁有序。她们穿过的衣服、用过的物品、窑上的帐簿，以及厨房的厨具等，都叠放、归档、布置和清理得整整齐齐，纹丝不乱。每件衣物用品，以及自行车和半导体收音机上面，都放着一张纸，上面清晰地注明要赠送的人名。厨房的灶台上，放着一个信封，里面装着赵惠补发的钱和票证没有花完的部分，信封上写着：请窑上改善生活。

后记：多年后，我到日本工作，在东京意外地遇到了赵惠和赵爱华。赵惠改回原名大宫敏慧。赵爱华改名大宫爱子。母女俩和我同在“日中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工作。

2014年12月31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