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前后的少男少女们

李公尚

六

我醒来时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本能想睁开双眼，但酸痛的眼皮仿佛沉重地裹住了我的全身，我无法喘息，不能活动。死亡的沉寂突然变得喧嚣，身体对外界的感知，就来自那轰然的一刻。当我试图再次睁开眼睛时，有人在我身边说：“她好像醒了。”很快，我感到几个人影在我身边晃动，其中一人贴近我面前，用手指撑开我的两个眼皮看了看，和其他人说了几句话。有人在我的左臂上注射了一针，我感到了头部混沌麻木，虚幻缥缈。

有人在我耳边轻柔地问我，能不能听见她在说话。声音似缕缕游丝，冥冥萦绕。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意识再次朦胧模糊，有人又给我注射了针剂。过了一会儿，我渐渐有了清晰的感觉，头部沉重昏涨，全身燥热刺痛。我慢慢睁开眼睛，一个轻柔的声音再次在我耳边轻轻说：“你终于醒了，九天了，你连续昏迷了九天，医生都以为你不会醒来了。”她温柔地告诉我说，她叫索尼娅，是护士。

听到这声音，我渴望和她说话，但嘴唇不受支配。我头部疼痛得爆炸欲裂，很快又失去了知觉。我再次醒来时，看到眼前晃动的模糊人影，还是本能地想说话。我似乎听到了我自己发出的声音，眼前晃动的人影趴到我耳边，轻轻地问我需要什么。她是索尼娅，索尼娅告诉我，我第一次醒来后，很快又昏迷了，这次是两天，不过还好，我只是睡着了。

两个星期后，我完全清醒了，问护士索尼娅我在什么地方，她说我在塔甘罗格。我问塔甘罗格是哪里，我为什么在这里。索尼娅把我的床头摇高，让我躺坐着，温和地说，塔甘罗格是靠近乌克兰的一座俄罗斯城市，我现在是在塔甘罗格海军基地医院。3月15日我被俄海军黑海舰队的士兵从乌克兰的马里乌波尔送到这里，当时我受了重伤。听了她的话，我恐惧地看向我的双腿双脚和双手，都在，缠着夹板和厚厚的绷带。索尼娅说：“你身上多处骨折，脑部严重受损。已经给你做过四次手术了。医生不知道你的姓名，你编号是315。”

索尼娅的话，让我惊恐地忍不住去努力回忆我为什么会受伤？又为什么会在马里乌波尔？直到我头疼得再次像要炸裂，也想不出所以然。几天后，有两位男人在三名医生的陪同下，来到我的床边，其中一位和蔼地问我家住在哪里？多大年龄？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听到他的问话，我感觉恍惚，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家在哪里，也不清楚我多大年龄，更不知道我时哪国人。他们对我进行仔细观察，详细记录我的各种反应，一名医生对照我的脑部核磁共振检查、脑电图和脑血管造影，低声告诉其他人说，我因颅骨受创大脑缺氧导致严重失忆，临床观察症状像逆行性失忆症。即我失去了回忆及追溯既往资讯的能力，但不妨碍组织和重建新的记忆。他们都同意目前还不能确定我的身份，我虽然现在说的是俄语，但很可能是因为在我第一次醒来时，第一个和我说话的护士讲的是俄语，首先唤醒我曾经使用过的熟悉的语言记忆，压制了我可能还会说其它语言的能力。”他们走后，我向索尼娅要来镜子，第一次看到镜子里的我判若两人，被理成了光头，缠满绷带的面孔依然浮肿。

又过了两星期，那两位男人在医生的陪同下再次来到我的床前，其中一人再次和蔼地问我除了会讲俄语，是否还会讲乌克兰语或者波兰语，我回答不上来。他问我记得不记得自己的家人，我还想不起自己有什么家人。他又用乌克兰语和我交谈，见我能听懂，于是拿出两份报纸让我阅读。我看着报纸上的文字，读不出来，只能又摇头。他把报纸拿过去，读了一段：“4月13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表示，受俄军和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民兵部队的进攻的影响，位于伊里奇钢铁厂的乌克兰海军陆战36旅1026名军人自愿放下武器投降，其中包括162名军官和47名女兵。放下武器的乌克兰军人中有51名伤员，经过就地医疗救治后，被送往医院。”他读到这里，停下来仔细地观察我的反应。我能听的出他读的是俄语，但不明白内容所表达的意思。

随后，他又拿起另一份报纸读到：“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4月15日，乌克兰海军陆战36旅指挥官谢尔盖·沃伦斯基率领部队从马里乌波尔港成功突围，和另一支从马里乌波尔市区内成功突围的乌克兰国民警卫军亚速营会师于亚速钢铁厂。36旅指挥官谢尔盖·沃伦斯基和亚速营指挥官杰尼斯·普罗科片克对外发布了合拍视频，两都人表示为保卫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不惜牺牲一切。两名指挥官都承认他们领导的部分乌克兰军人投降，但无法确定具体的投降人数。在过去的24小时内，俄罗斯军队对亚速钢铁厂进行了35次空袭。”他读完，再次对我仔细观察，我听懂了他这次读的是乌克兰语，但仍然不明白内容所说的意思。他们对我进行了一番观察后，分别用俄语和乌克兰语向我问了几个问题，我大脑呆滞麻木，完全空白，无法回答，他们相互低声交谈了一会儿后，离去了。

他们走后，一直陪伴着我的索尼娅告诉我，他们需要知道我的身份，需要弄清楚我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在3月16日，俄罗斯国防部谴责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平民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时，向俄罗斯军队进行炮击，致使参加救援的俄罗斯军人和被救援的十二名未成年人全部被炸死。随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俄罗斯军队的装甲车驶入马里乌波尔的人道主义安全通道，被地雷炸毁，造成十二名乌克兰未成年人死亡，导致马里乌波尔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被迫中断。这个事件引起了一些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极大关注。现在我是这个事件中唯一的幸存者，是在事件发生的当天，被参加马里乌波尔围城战的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810海军步兵旅的士兵从被炸毁的一辆装甲运兵车中发现后救出来的。被炸毁的那辆装甲车属于俄罗黑海舰队的海军步兵810旅，我被救出时身上穿的俄罗斯军服上配有810海军步兵旅的标志，但在810海军步兵旅所有现役军人的档案中，查不到我的任何信息。该旅旅长阿列克谢·谢洛夫是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曾就整个事件发表澄清声明，但不被外界接受。国际社会认为，俄军开辟人道主义救援通道，不需要动用装甲运兵车辆。国际机构曾派人对这一事件展开了调查，不久，黑海舰队海军步兵810旅的旅长阿列克谢·谢洛夫在一次战斗中阵亡，让国际社会对这起违反人道主义事件的调查陷入困境。

我听了索尼娅的讲述，我为自己失去记忆感到惊恐。索尼娅安慰我说：“听说有的失忆症，随着脑部海马体受损的自我修复，是可以恢复记忆的。不过这需要很长时间。”就在我陷入了对自己患有失忆症感到焦灼不安时，大约一星期后，为我治疗和检查身体的阿列谢克医生告诉我，我怀孕了。他让索尼娅给我采样做进一步化验测试时，耐心问我是否记得第一次做爱的情形，是否记得男朋友是谁，有没有受到过强暴。他提示我，战争中有很多少女被强行掳走，遭到士兵们的强奸。我对他的这些问题感到惊慌，麻木地躺靠在床上不知所措。

两个月后，我能够自理下床了，开始帮助索尼娅做一些照料其他伤员的事。医护人员惊奇地看到我能熟练做一些医疗护理工作，推测我受过医疗护理专业的基础训练。索尼娅告诉我，根据她对我生活习惯的观察，我可能是乌克兰人，大约十七八岁，比她小两三岁，可能还在上高中。她问我是否记得和男人做爱的情景。她说任何女人和男人第一次做爱都会留下深刻记忆，以至永生难忘。然而，我无论怎么回忆，都想不起她暗示和提醒我的那些经历。

渐渐地索尼娅和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她告诉我，她是住在乌克兰东部顿涅斯克的俄罗斯人，一年前从护士学校毕业。自从2014年4月顿涅斯克举行公投独立，建立了顿涅斯克人民共和国后，乌克兰军队和顿涅斯克民兵部队开始交战，断断续续打了多年。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参加了顿涅斯克的民兵部队，几个月前，她哥哥战死了，他们全家人都很悲伤。2022年2月，顿涅斯克共和国总统宣布将顿涅斯克的70万平民撤往俄罗斯，她们全家接受了俄罗斯政府的安置，从乌克兰迁移到俄罗斯的罗斯托夫地区。在迁移途中，她和接运移民的一名俄军卡车司机一见钟情，当接运车队在中途停车休息时，她和这名司机跑到远处的沟壑下铺上外衣，她在寒风中用四肢撑着身子，让司机在她身后抱着她做爱，从此这名司机成了她的恋人。后来她的男朋友每次开车路过她工作的医院，都会偷着跑来找她，见面后第一件事就是开车拉着她到没人的地方停下来，她毫不犹豫地掀起裙子，褪下内裤脱出一只腿，弯下腰去抓住卡车上能扶的任何地方，让来去匆匆的男朋友在她身后大展雄风。一直等男朋友尽兴，她擦着下身，提上内裤，才转过身来面对面和男朋友拥抱亲吻。索尼娅说这是爱情，也是她对男朋友最主要的记忆。只要男朋友能满足，她就觉得幸福。至今她和男朋友相恋半年多，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二十四小时，让她无时无刻都期待着男朋友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两人热烈一番。她说战争的恐惧和孤独，让战争中的男女把在平时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都演变成现实，他们得乐且乐，那种激情，到死都不会忘记。只是从上次她男朋友来找她，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了，再也没来过，让她非常担心。她打电话和给他写信，都没有他的消息。她每天都盼着他来，觉得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似乎都快忘记他长什么样了。

病房里有个叫维拉的护士告诉索尼娅，可能是索尼娅的男朋友根本就看不上索尼娅。因为很多俄罗斯人瞧不起居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他们都希望从乌克兰来的俄罗斯人都回到乌克兰去和乌克兰人打仗、争领土，抢资源，然后成立一个国家听从俄罗斯指挥。维拉也是从乌克兰来的俄罗斯人，她和索尼娅毕业于同一所护校。她的男朋友是她来到俄罗斯后找的当地人，她说她每次满怀激情去找她的男朋友，她男朋友在她身上发泄完后，就变得自私冷淡，明明两人还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起，他男朋友却碰都不让她碰一下。一次她男朋友催促她尽快离开，就对她说，人们都知道乌克兰女人是世界的子宫，在他看来，生活在乌克兰的俄罗斯女人也都受到了感染。可惜女人的子宫不像肾那样摘下来能卖很多钱，子宫摘下来就一文不值了。维拉受不了他的这种侮辱，和他大吵了一架，从此断绝了关系。一天，索尼娅终于有了男朋友消息，一张死亡通知书送到了她手上，是她男朋友的父母转给她的。她看后忍不住失声痛哭，悲伤地说想不到和男朋友的爱情比战争结束的还快。

大约两个月后的一天下午，护士长让我帮忙去护士用品储藏室登记库存物品，负责清点物品的两个人清点完离开了，剩下我自己还在登记。当我登记到最里面一排玻璃柜时，听到有人进了储藏室，我以为清点物品的人回来了，也没在意。可是不一会儿，玻璃柜外传来喘息声和呻吟声，我听了一会儿，探出头向外看，见索尼娅弯腰扶着一张躺椅，外裤和内裤褪出了一条腿，拖在一只脚的脚踝处，阿列谢克医生褪下外裤从她身后抱着她和她交欢。我心头一惊，吓得赶紧缩回头，靠在墙上不敢大声喘气。我抚摸着自己隆起的肚子，听着索尼娅的呻吟越来越大，下腹部不由阵阵发热。我忍不住又探头看了一眼，此时阿列谢克医生正把索尼娅的身体扳过来面对他，让索尼娅仰卧在躺椅上，拖过她那两条白皙匀称的腿扛在肩膀上，挺起腹部进入她毛茸茸的下体。我突然似是而非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场景，若梦若幻，想不起是在哪里了，只能想象是做梦时梦到过。索尼娅的呻吟越来越急，我的一只手不由顺着隆起的腹部向下摸去，一股热流滴淌而出。

平时的日子不过是人们生活中的惯性，打磨着人们迟钝又敏感的神经，而战争的现实仿佛为男女间一见钟情或及时欢乐提供了精神支柱。在残酷的日子里，温情对于女人来说，就像一把钩住生命的鱼钩，让女人在享受片刻的愉悦时，来不及思考现实会给她们的生命留下更大的残酷。这场战争已经把还活着的男女女女变成了夏日苦短的蜉蝣，只能在迎合节气的变化中，残留下一丝爱情的痕迹。索尼娅在阿列谢克医生的进退自如的冲击下，微笑着闭紧双眼，仿佛在享受一场美梦。有时做梦的人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仍然希望好梦连连，不要中断。短暂的快感支撑着索菲亚重温自己往昔和初恋情人做爱时的激情，她感觉很久没有想起这些蜷缩在生命中的印记。

几天后，索尼娅悲伤地告诉我，上个月她弟弟在乌克兰顿涅斯克被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给炸死了，她父母非常伤心，决定离开俄罗斯，远离战争，到欧洲去生活。现在她在俄罗斯这边也已经没有牵挂了，她要和父母一起去欧洲。她知道离开俄罗斯到欧洲去不容易，希望阿列谢克医生能帮助她离开。

不久，索尼娅悄悄地离开医院走了，临行前没有和我告别，只给我留下一封信。和她一起出走的还有护士维拉，她也要和她的全家人一起去欧洲生活。听医院里的其她护士私下议论，索尼娅和维拉是用自己的身体向阿列谢克医生换取通行证的。

一个月后，医院为我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告诉我，我的伤势已经痊愈，除了大脑失忆，各项健康指标正常。但是医院不许我离开，他们接到上级指示，需要我在医院里留下来，等我将来记忆恢复了，为俄罗斯军队在战争中实施的人道主义行为作证。我从阿列谢克医生那里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儿，预产期是2022年12月25日。阿列克谢医生恭喜我将要生一个“圣诞宝宝”。他对我说，我离分娩只有2个月了，身边没有亲人，离开医院后无家可归，留在医院里把孩子生下来是最好的选择。他说人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恢复的，失忆大多是暂时的，孩子生下后，我或许能回忆起孩子的父亲是谁。听了他的话我留了下来，医院安排我做护士助理。

预产期一天天临近，我内心不断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我不知道肚子里孩子的爸爸是谁，也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是什么样，甚至不知道该给未来的孩子取一个什么名字。索尼娅走了，我在医院里没有朋友可以帮助我排解这种恐惧和孤独。

2022年11月16日，乌克兰军队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大规模袭击了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领土，与我们医院相邻的一座俄军大型装备库被无人机摧毁，一连串的剧烈爆炸波及到我们医院。当人们最初听到警报响起时，并不相信俄罗斯本土会受到攻击，直到看到我们所在的建筑物火光冲天，刺耳的广播伴着隆隆的爆炸声强烈提醒人们，要立即躲到地下室去，人们才惊慌失措地丢下手中的物品夺门而出，奔向地下室。我随着人群朝病房门外跑去，突然一股巨大的气浪迎面扑来，我被掀倒在地，随后觉得有重物重重砸在了我身上，昏了过去。

我醒来时躺在手术台上，几名护士正围在我身边忙碌着，不一会儿阿列谢克医走到我身边，握住我的一只手，亲切又伤感地告诉我，空袭过后，我被发现躺在病房外的走廊里，被走廊里相撞翻到的两辆手术担架车压住了身体。很快我被送往急救室，我的头部受到强烈撞击，做过检查，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但我的腹部受到重物挤压，体内胎盘发生早期剥离并引起产前大出血，他尽快为我做了引产手术，但胎儿出生时已经没有了生命特征。

阿列谢克医生的话让我彻底崩溃。他向我解释，在为我做引产手术时，为了催使我的子宫颈成熟，结合使用内科和外科两种方法接生，先注射前列腺素，再用前方破水法引产，这样可以避免剖腹产，也不会造成产后出血。他为我失去孩子感到痛心。但我对于他的解释根本听不进去，痛心疾首地哭着问我的孩子长什么样？为什么不让我看一眼！阿列谢克医生解释说，我的孩子出生时已经死亡，当时我正在昏迷。我听了痛哭失声。阿列谢克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见我歇斯底里的样子，认为我因为失去孩子，精神受到了刺激。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