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人

李公尚

十九

我在机场等到下午，接到了娜嘉主席和跟她一起来的巴迪的妻子及三个孩子，巴迪的大孩子和二孩子都是女儿，一个九岁，一个七岁，最小的是儿子四岁。巴迪的妻子迫不及待地向我询问巴迪的情况，我向巴迪的妻子和娜嘉主席讲述了我昨天去医院观察到的巴迪目前的情况，巴迪的妻子让我立即带她和孩子去医院，娜嘉劝她先去预定的宾馆住下休息，稍后去给巴迪买一些营养品，再去医院看望。我打车把她们送到她们订好的宾馆，帮她们办理好宾馆入住手续，等她们住下休息过后，和她们一起去吃晚饭。

一连几天，我都陪着娜嘉主席和巴迪的妻子去医院处理巴迪的治疗事宜，在这期间，我收到了卡嫚茜发给我的邮件，问我写的调查报告怎么样了，我回信说已经完稿，最后再审查一遍就发给她。她说她在工作群里看到了其他成员对我的报告初稿提出的意见和我根据意见写的两次修改稿，她已经联系了《大西洋月刊》，大西洋月刊的主编同意为我的报告开辟一个专栏系列刊发。两天后我最后一遍修改过的报告分别发给卡嫚茜和杰克森，他们两人分别审查过后，由我署名，以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的名义发表在《大西洋月刊》和《国际战略问题论坛》，并在“美国国会网站每周重大参考事项摘要”栏目里刊登了文章摘要。

两星期后，娜嘉主席约我去她下榻的宾馆，说有事和我商谈。我去见了娜嘉主席，她问我：“记得你原来还要计划去印度南部港口城市钦奈（Chennai），打算什么时间去？”我说我正在考虑去钦奈的行程，准备这几天动身。她听了说：“巴迪的状况一直不好，医生说他的外伤导致脑积血严重，部分脑功能受损，造成意识障碍，认知神经功能正在逐渐丧失，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现在让巴迪继续住在医院里治疗已经意义不大，印度妇女健康组织和他本人的经济状况都无力继续负担他在医院里的后续康复治疗。经过印度妇女健康组织领导和巴迪亲属的协商，我们决定把巴迪送回他的老家钦奈进行康复治疗。”我看着娜嘉主席没有说话。娜嘉主席说：“巴迪是我的表弟，钦奈是我的老家，那里生活费用便宜，适合巴迪回老家进行康复治疗。印度妇女健康组织会已经安排让他们全家最近就动身回钦奈，如果你最近也要去，那就和他们全家一起走。”

娜嘉主席提出让我出钱为巴迪全家购买一等卧铺火车票，帮忙把巴迪和他的妻子孩子送回钦奈老家。我说我需要请示我的基金会。娜嘉主席说：“本来打算让尤玛和沃尔嘉陪你去钦奈考察，她们的费用都是由你支付的，现在她俩都回新德里了，她们的费用省了下来就给巴迪和他全家用吧。”我发邮件把娜嘉主席提的要求告诉了杰克森和卡嫚茜，他们回邮件说只给巴迪全家购买卧铺火车票和负责他们在火车上的餐费，不承担其他费用。我把杰克森和卡嫚茜的邮件内容转告娜嘉，娜嘉主席说她会安排当地官员在火车到达钦奈时前往接站，把巴迪送回家。

我为巴迪全家和我自己订了从加尔各答到钦奈的火车票，三天后娜嘉主席让医院派人把巴迪和他的家人送上火车后自己回新德里去了。我让巴迪全家乘坐在头等卧铺包厢，我自己坐三等卧铺车厢，每次用餐，我都去他们住的包厢为他们订餐，和他们一起吃饭。巴迪的妻子向我哭诉巴迪的表姐娜嘉让巴迪鞍前马后为她卖命多年，现在巴迪对她没用了，就把她们全家赶回了老家。往后巴迪不能挣钱了，她又没有工作，三个孩子都小，只靠发给的那些“工伤补偿金”根本支撑不了几年。火车经过二十九小时的旅程，到达了钦奈，前来接站的有五六个人，雇了三辆三蹦子车。其中一人上前和我握手，自我介绍说他叫拉杰坦，是娜嘉主席的表弟，也是巴迪的表弟，他妈妈和娜嘉主席的妈妈，还有巴迪的妈妈是亲姐妹。二十年前娜嘉和巴迪先后考大学去了新德里，他没有上大学，在当地做购销农民粮食的生意，现在是钦奈开发区阿拉穆卡村的村长。

我和前来接站的人一起送巴迪一家回阿拉穆卡村，进村后拉杰坦向我介绍说村里登记在册的村民大约一千八百人，没有登记的外来常驻人口两千多人。开发区征地让农民卖掉了土地，家家都得到了一些失地补偿款，但这些钱远远不够村里人生活一辈子，他需要经常代表失地农民去和当地开发区政府开展对话，政府每月发给他一点生活补贴费。村里狭窄杂乱的街道墙上，隔不远就贴着一张拉杰坦当选村长时政府部门为他印刷的肖像广告，沿街放眼望去，墙上贴的他的每张肖像都被人用石头砸得面目全非，照片上的眼睛和嘴巴也被人挖空了。

钦奈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也是印度南部最大的进出口贸易港口，一度是印度汽车工业基地，被印度媒体称为“南亚底特律”。近年来随着仿制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加上邻近被印度媒体称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钦奈发展成为印度IT工业和IT技术的外包服务中心，建立了以造船、汽车、纺织、化肥、炼油和制药等产业的开发区，于是又被印度媒体称为“印度的深圳大湾区大型经济开发区”。但是钦奈和班加罗尔却一向被印度北方的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等地瞧不起，原因是”那里的人肤色太黑，具有低种姓特征。”就像沃尔嘉看不上巴迪是因为“他长得黑乎乎的还没出息。”

我下榻在钦奈安娜萨莱大道旁的钦奈万怡酒店，街头所见，很多低矮老旧的房檐下，都站着女性在搭讪路人，性交易显然普遍存在。但和新德里、孟买以及加尔各答比，钦奈是一座相对保守的城市，没有像新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那种规模化的固定、公开和传统集中的红灯区。我想起了在孟加拉国时拉斐尔医生说过的一句话：世界上的穷人总是靠出卖自己换取生存，有穷人就有性交易，有性交易就有艾滋病传播。

有一天，我走进一座新建的发电厂旁边的一大片低矮的棚户区，身边发电厂高耸入云的六座巨大的冷却塔顶端，飘散的白色水蒸气静静溶化进灰蒙蒙的空中。媒体曾刊登这六座高大冷却塔的照片，赞誉这个安装了六套单机发电量为二十万千瓦俄罗斯进口发电设备的发电厂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燃煤发电厂，从建设到发电用时十六年就让发出的电量使整个印度南部地区受益，比中国一座单机发电量为一百五十万千瓦的发电厂调峰增效更合理。在发电厂高大的冷却塔基座下，挤住在棚户区低矮棚户里的居民从被拆成几段的发电厂围墙潜入发电厂，接二连三跳入冷却塔基部粗大的凉水池里洗澡戏水，发电厂的保安发现后，赶过来追着戏水的居民围着冷却塔跑。听说发电厂里三班倒工作制的工人们下班后，跳出发电厂被扒开的围墙到棚户区找女人寻欢作乐时，也会被居民截住索要高价。

我拐进一条狭长的小巷，见到街边坐着一群服色艳丽的女人，每人脚下放置的牌子上用当地泰米尔语写着两行字并标有不同价码。离她们二十几米远，单独坐着一个女人，她脚下的牌子除了写着当地语言，还标有英语写的“家庭式服务”，让我想起了我在索纳加奇的经历。我走到她面前站定，她冲我笑着站起身，示意我跟她走。钦奈没有红灯区，我觉得如果深入到一个家庭里待上一天，要想了解的情况可能比挨门逐个找妓女交谈有效得多。我注意到这个女人和其她女人相比，无论姿色还是气质都是出类拔萃的。

我不想和她住在一起一待就是两天，但我出价包了她两天，这样可以让她放松下来花时间给我讲一些我想了解的当地情况。我走进女人的家看到有两个孩子和一对老人，她介绍说老人是她的爸妈，两个孩子是她的一儿一女，儿子六岁女儿四岁。我没看到她的丈夫，她也没有提及丈夫。她带着我进入她接客的专用隔间，放下隔间的布帘，让我坐在铺在地上的床垫上。不一会儿她妈妈从布帘下面送进一大盆清水。女人把一条毛巾放进水里，开始脱去身上的衣服擦洗身子，她脱下纱丽转身时，我惊奇地发现她左侧腰间有一条长约30厘米、边缘不整凸凹不平的疤痕，从腹部斜着横越到侧腰，在她黧黑的肤色中呈现着浅棕色。

女人注意到我在注视她的疤痕，并没有在意。我问她这巨大的疤痕是怎样形成的，她淡淡地说这里的女人都这样。这让我突然明白了我在街上看到的这里很多女人都把身上披的纱丽裹在左侧并掖进腰部的原因。这个地区女性的着装，大多都是上身只穿一件罩住乳房的短背心，袒露着乳房以下的胸部，下身穿的一件衬裙系在肚脐以下的低腰部，外面再裹一件纱丽。这里的很多女人把纱丽掖进左侧的衬裙里，原来是为了遮住这条触目惊心的伤疤。

女人用毛巾浸透盆里的水，拧干后先擦洗完上身，再脱光下身擦洗腿部，然后蹲在盆上水洗整个屁股，最后坐在一个矮凳上用水洗脚。女人洗完身子，把变了色的水盆从布帘下面递出去，她妈妈把水盆端走。不一会儿她妈妈又端来一盆水，女人让我也擦洗身子，我学着她的样子擦洗了身子后，她用我用过的水再次洗了一遍她的双脚。她站起身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下体，穿上衬裙，歉意地说：“昨天就该刮了，不刮显得有点....乱。”我一直好奇她身上的疤痕，和她聊天绕来绕去都想问她身上疤痕，她却总是避而不谈。她坐在床垫上，叉开双腿面对着我，被衬裙遮掩的下体依稀可见。她拉过我的一只脚搭在她的大腿上，拉过另一只脚抵在她的腹部，低头用双手为我按摩脚和腿。我学着她的样子也拉过她的一只脚放到我面前，为她按摩脚和腿，同时再次问起她身上的疤痕，她终于犹豫着向我说起了她的故事。

女人叫露卡，十几年前还是小孩儿时，附近设立了开发区，政府征用了村里的耕地，给村民们发放了“失地补助款”，然后又让卖掉耕地的村民们去开发区建筑工地做工，却遭到了村民们的普遍抵制。几年后村民们花完了政府发的失地补助款后，成群结队去政府门前抗议请愿，要求政府增发失地补偿金。那年露卡高中毕业回到村里，村民们推举她作为代表之一，去和政府官员谈判补偿事宜。政府官员对村民的要求根本置之不理，颁发布告说村民的失地补偿款已经一次性发完，政府不再有义务提供任何补偿。如果村民继续去政府门前抗议示威，妨碍公务，政府将予以惩治。但上千名村民仍然每天去政府门游行请愿，露卡代表村民质问对话的政府官员，为什么政府发给村民的补偿款比征地协议上签订的补偿款少了三分之二？尾款去了哪？为什么政府征用了村民耕地建了发电厂，发电厂把电送去了大城市，村里却一天到晚都在停电。后来政府以无理取闹和寻衅滋事，把她和其他几个对话代表抓起来关了十天。

后来的日子是失地村民越来越穷，很多结过婚的女人开始站到街上去拉客陪睡。又过了两年，村里来了人体器官中介，说服村民们卖肾。起初政府禁止这种非法交易，村民们反而觉得越是政府不让做的事，越是能够挣钱的事，很多人看到偷偷去卖肾的人拿到了一沓沓厚厚的钞票，渐渐就都听信了器官中介的话。器官贩子告诉村民，每个人身上都有两个肾，其中一个根本用不上，卖掉一个肾不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既可以赚一大笔钱，又能挽救别人的生命，被手术割掉的肾很快还会再长出新的。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偷着卖肾，最初卖肾的还都是女人，村民们相信平时过日子，女人出的力比男人少，女人卖了肾会很快长出新的来。后来政府看到村民通过卖肾挣了钱，不再去向政府抗议请愿，就对器官交易听之任之。露卡结婚后生了两个孩子，丈夫没有工作，为了养家糊口，她打算把自己的肾卖掉。

露卡说她联系了器官中介，一个器官贩子预付了她十万卢比（约相当一千美元），让她加强术前营养，并答应手术后再支付两万五千卢比（约相当两千五百美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可以买一辆卡车实现丈夫当运货司机的梦想。不久器官贩子来提取了她的血液和尿液去化验，以保证她的肾脏符合买主的匹配条件。据说买主是沙特阿拉伯一位有钱的阔太太，听说露卡还不到三十岁非常满意。等露卡的血液和尿液化验结果被确定符合买主的条件后，露卡被送进一家私人医院，等待接受印度器官移植授权委员会的伦理审查。印度法律禁止买卖人体器官，但是允许亲属之间的器官捐赠，印度政府卫生部在各地都设有器官移植授权委员会，职责是确保所有器官移植手术合法且没有金钱交易。

露卡被带去审查委员会前一天，器官贩子给她一袋伪造的文件，教她回答审查时的各种话术，告诉她不要害怕，审查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都已经打点好了，只是去走个过场。那天露卡被带进审查委员会接受审查前的等候室，器官贩子躲了出去。不久又有四个卖肾的女人被带进了等待室。审查开始后，委员会每次只让一个人进入审查大厅，大厅里有五名审查委员坐在一张长桌后面，其中一人接过她呈上的文件，问她愿意不愿意捐肾，她说愿意，另外一个人让她在文件上签字，她签完字就宣布批准了。

在委员会批准露卡“器官捐赠请求”的当天，她又被器官贩子带回了医院，器官贩子又给她一张十万卢比（约一千美元）的支票，让她先垫钱给医生送红包和给术后照顾她的护理人员发钱。手术按计划进行，但比器官贩子告诉她的时间长了很多，过程也复杂得多。手术后器官贩子找了一个女人来照顾她，三天后她的伤口还在向外渗液，照顾她的人拿了钱就不知去向了。医院催促露卡出院回家康复，她请求给她做手术的医生让她再休息三天出院，拿了红包的医生都装不认识她。她忍着剧痛和器官贩子联系，却再也找不到器官贩子，她知道自己被骗了，只好自己忍痛雇三轮车回家。在整个卖肾过程中，她拿到手的钱总共只有十五万卢比（大约相当于一千五百美元）。手术后的半年里，她一直感到浑身疲劳乏力，稍微干点力气活就气喘嘘嘘。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