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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与重建
-自1895年开始的新中国历程
前引
作者多年来一直研究认为，自1895年开始，一个新的中国开始孕育；1911年辛亥新中国诞生。新中国与元明清的关系，是告别与重建，不是复兴与光大。至今（2015年）新中国走过了120年；这其中不断暴风骤雨般告别与重建。辛亥告别（结束）帝制，中国走向共和；中山先生尊享国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始开始新文化建设，尤其白话取代文言文；类似于西方意大利文取代拉丁文，文化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专利。1937年蒋委员长抗战庐山宣言：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你可以在此看到二战英国丘吉尔首相二战誓言：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1）。中华民族不屈意志灵魂就此成型，这是中国汉民族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和暴孽所唯一一次没有战败。1949年之后毛主席所翻天覆地的三大平权革命，造就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平铺伸展社会；财产平权，脑体平权，妇女平权，给这个新中国以超越世界的社会平权结果；这是后世成就中国世界工厂的伟大基础。1949年之后毛主席所汹涌澎湃的语言文字革命，文化成为大众的权利和充分享有。简体字让文化普及每一个中国国民；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也是超越世界的文化普及。而汉语拼音的实施，你可以看到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文字再造（2）；汉语拼音的实施，让中国南北东西不同口语的民众（中国各地区方言口语，犹如欧洲各个国家语言之不同），从此可以学习掌握说国语；从此口语交流不再有障碍。当世未曾想到的结果，汉语拼音的实施，后世使得汉字半拉丁化-输入拉丁化；这在电脑普及的今天，犹显突出作用。1978年小平同志波澜壮阔之中国改革开放，将此前八十三年年新中国不断告别与重建的能量，蓄积勃发；一发不可收拾，一举跃入世界工厂，更在新中国一百一十五后（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自1895年新中国孕育，也一直间或有短暂的倒退。1900年义和团庚子拳乱，满清统治者与拳匪结盟，妄图挽救其衰败统治；这也是满清穷途末路所不堪。极端愚昧，刀枪不入；极端残暴，所带有洋，无论中西，见人便杀；见物便毁，无论有用与否，价值高低；极端无能，面对西方使馆人员自卫，北京浩荡拳匪，挤满了北京城；竟长时间无能攻破一个使馆。而且，这也只是直录地区；东南明确宣布联合自保，拒绝朝廷向西方开战命令（3）。满清此番倒退，加速了其灭亡；不过11年；辛亥并无革命和战争，满清自行消亡。1915年袁世凯筹备称帝，随即众叛亲离；总计102天不得不宣告宣告取消筹备帝制，三个月后自己也黯然死去（4）。民国期间，蒋委员长倡导新生活运动，号召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5）；然而抗战结束国统区却遍地腐败不堪。1968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知识斯文扫地，第二次义和拳席卷整个中国；极端排外仇外，极端愚昧无知；忠字舞华夏田间炕头工厂办公室，神州老少皆挥手红语录。十年国家浩劫，随毛主席离世而结束。这是新中国走到七十三年时（1895-1978），所取得骄人成就之后，坠入一场深渊；这也只是新中国至今一百二十年历程（1895-2015），最大一次，最长一次倒退。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若干年，中国电视满屏幕都是皇阿玛英明，奴才该死；清宫剧汹涌澎湃。演员洋洋洒洒，观众如痴如醉；真不知这是何年何月，恍然如回到满清年代。想到一个世纪之前，辛亥驱除鞑虏，虽然后来改成五族共和，但当时中国社会对满清痕迹是如此厌恶，任何带有满清痕迹的东西，都无不极端厌恶，驱逐远离。真是历史可以如此回到过去。清宫剧之后，电视满屏幕便是手撕日本鬼子神剧；愚昧无知，自欺欺人，远远超越了义和拳匪乱，但确实活脱脱再现；不过，这次是在电视上；国人无数电视观众，看客意淫共同义和拳。然而不像义和拳匪当年乱尸收场；制作方影视公司和播出放电视台，都赚足了钱，可算是成功；显然收视率并不低。三个世纪，三次义和拳匪乱；二十世纪初年第一次义和拳匪乱，仅直录地区针对西方人和中国信教人群；第二次义和拳匪乱在二十世纪中叶文化大革命，全国范围，与人斗其乐无穷；第三次义和拳匪乱在二十世纪初叶，全国范围，电视看客，意淫共同，品味滋享：皇阿玛英明，奴才该死；手撕日本鬼子，铸就民族魂。
不同于传统史学家观点；作者不认为中国两千年历史，是一部持续不断朝代更迭，抑或统一与割裂的长河。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历史中国，历经几次断代；每一次断代，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以及政体（6）。汉民族在中国这个地理概念历史当中的角色和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在很多断代当中也是极其悲惨的；汉民族文化历史演化，有其光辉断代；但也有断代由于悲惨的遭遇，从而形成人格扭曲的状态；离得最近的元明清断代，就是如此；这不能不深刻影响汉民族的性格和文化，而这种性格和文化，都是自始自终造成悲剧。
作者认为，中国历史历经五次断代：秦汉；隋唐；北宋南宋；元明清；辛亥、民国，共和国至今。每一个断代，期间朝代更迭没有本质变化。但每一次断代，都是完全新的国家、国民、文化、政治、经济等。汉民族与北方胡族之间，共同交织在中国这个地理概念；每一次断代，胡族和汉族，地位不同，作用不同，相互关系也不同。汉民族作为两千年国民概念，儒家文化两千年正统地位，并不存在。
秦汉断代，是汉族国民政治；秦代是法治，及至汉代稍晚，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教，形成官方地位（7）；但此时的儒教三纲五常，与春秋儒教君不君则臣不臣相对契约精神，已经判若两样（8）。此后三国南北朝，儒教又不见踪影；佛教开始成为兴起，及至隋唐，佛教成为中国主流，成为仿佛的国教（9）。隋唐不是汉族国民政治，隋唐胡族承继北魏鲜卑，崇尚汉族文化，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但这并不能等同汉族国家（10）。隋唐统治者，均为胡汉混血贵族，是承继纯粹胡族统治朝代北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就连享有完全是汉族之李姓的唐室也是半个突厥人。（11）；唐朝武官几乎都是胡族；而且唐朝武官地位高尚（12）。隋唐文官，始建立科举制度产生；与武官相比地位低下。中国科举制，是隋朝始建立；科举制度开创世界文职公务员选拔体制（13）；这可以仿佛比较，英国统治之下的印度文官制度，印度人担当文官但不涉及统治权，统治阶级一律仍然是英国人。科举制度隋始创唐朝发展；这与崇尚儒教并无关系，隋唐尚武，以贵族军队为核心（14）；科举制只是胡汉混血尚武军人贵族，所建立的一种文官制度；你可以在此看到英国在印度建立的文官制度。所谓佛教仿佛是隋唐的国教，儒教隋唐根本没有地位和影响。则天女皇登基则是大力借用了佛教的力量；佛教鼎盛可见一斑。（15）。然而，这种深刻胡族色彩的混血贵族统治，如同其他胡族帝国一样，光辉之下很快就衰亡了。有唐一代289年（618-907）；未到一半便安、史之乱（755年），此后唐朝不堪无以复加。与此相反，中国士人开始觉醒，一个排斥胡族和佛教的“民族主义”开始（16）。
告别与重建
-自1895年开始的新中国历程
注释与文献
1，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随后的7月17日，时任中华民国实际最高领导人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江西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此演说称为《庐山声明》。
该声明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军挑衅的退让底线。
庐山声明 蒋中正
民国廿六年(1937)7月17日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
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茍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芦沟桥。如果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芦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致于漠视。
总之，政府对于芦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C%E5%B1%B1%E8%81%B2%E6%98%8E
上任后，丘吉尔首先访问法国，他惊讶地得知法国即将投降，但是他向法国领导人表明，即使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5月26日，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军，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在短短的8天中，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周围一小块地区的盟军奇迹般地撤出33万多人；政府号召英国沿海居民利用自己的小艇救援在海峡对岸的士兵，连海军部的军官们也亲自加入救援行动。6月4日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但是也提醒“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随后丘吉尔旋即发表了他在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演说：
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6%96%AF%E9%A1%BF%C2%B7%E4%B8%98%E5%90%89%E5%B0%94
2，
1928年5月24日大国民议会立法通过以“国际”拉丁字母取代以前使用的阿拉伯字母。8月9日在共和人民党举行的一个有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参加的游园会上，凯末尔宣布实行文字改革。他号召“把这件事（指推广新字母）看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和国民义务”，要求土耳其人民把“自己从多少世纪以来像铁箍似的束缚着我们思想的那些令人无法理解的符号中解放出来”[5]。而只有这样，土耳其民族才能“以它的文字和它的思想，表明自己在文明世界中的地位”。他前往全国各地，亲自教人们学习新字母。11月3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一项立法，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确定了土耳其新字母[6]，并规定翌年起不再公开使用旧的阿拉伯字母。
凯末尔声称，与阿拉伯字母相比，新字母清楚、简洁又适合土耳其语发音，在土耳其提高成人识字率及发展文教事业方面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实际上新的拉丁土耳其字母，合并了几个不同的音，k和q不分，é和e不分，h和x不分，反而产生了新的混淆。如其实行的一切变革一样，凯末尔将这一切都视为政治行动，是他改造土耳其国家和社会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削弱与割裂同奥斯曼帝国历史和伊斯兰的联系。凯末尔从另一方面否定了伊斯兰文化的本体特征，反过来强调了突厥史和前安纳托利亚历史的重要性[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6%96%AF%E5%A1%94%E6%B3%95%C2%B7%E5%87%AF%E6%9C%AB%E5%B0%94%C2%B7%E9%98%BF%E5%A1%94%E8%92%82%E5%B0%94%E5%85%8B
3，
称呼
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国变、庚子事变、庚子拳乱。义和团原称义和拳，义和团参与者被称为“拳民”、“拳匪”，对立方中国基督徒被称为“教民”、“直眼”[注 1]、“奉教的”、“二毛子”。
北京
6月1日，义和团一部占据顺天府永清县，攻击教堂，杀英国传教士查尔斯罗宾逊（Charles Robinson）及孟鹤龄（H. V. Nerman）二人。
6月4日，义和团在京津线上的黄村火车站放火，聂士成派兵弹压，团民抗拒，官兵寡不敌众，死伤多人。后团民焚烧车站一所，旱桥一座[29]。
6月5日，奏请发给义和团口粮的王培佑由鸿胪寺卿升为顺天府尹[29]。
6月6日，义和团焚毁落垡车站，聂士成前往弹压，双方激战。
6月6日，裕禄电告总理衙门，称团民自焚毁铁路电杆之后愈加猖獗，明目张胆，不服劝谕，也在天津焚杀教民；虽芦保、津芦铁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毁，在各处拆毁教堂，各国洋人已甚忧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惊恐，屡以中国办理太松，欲派兵助剿为言，此时我军自行剿办，尚可操纵自如，若至外人干预，则事更难措手”，目睹现在情况，拳民断非劝导所能解散，“趁此匪势初起，必须剿抚并用，尚可克期而定”[29]。
6月7日，在清廷许可之下，大批拳民开始进入北京[53]。他们头戴义和团的红巾标志，扛着大刀、长矛从各城门进京。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越来越多的义和团拳民陆续进入北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义和团团民
一个拿着旗上写着“钦命义和团粮台”字样的义和团拳民。
义和团的令旗
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类混聚辇毂，纷纷扰扰、摇惑人心……责成步兵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形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纵。……臣等闻近日有形迹可疑之人……由各门混入，复由各门散出，出入自由，肆行无忌”[29]。朱祖谋也同日上奏：“相应请旨，添设劲旅，申严门禁。”[29]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受到载漪的嘉许。[54]
6月12日，义和团开始在内城焚烧教堂[55]。
6月13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使馆卫队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同日，义和团在内城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义和团焚毁了马家场、范家庄、洪家坟、牛房、龙庄、韩庄各处教堂，静海全县被义和团占领。
6月14日，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宣武门）大街耶稣堂”，“顺治门内天主堂，并施医院两处，又焚烧西城根拴马桩、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56]。同日，天津拳民焚烧鼓楼东仓门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烧鼓楼西的伦敦会教堂[8]。
6月15日，义和团围攻北京西什库教堂，又“焚烧绒线胡同教堂”[56]。同日，天津的义和团焚烧了马家口及望海楼等地的教堂，拆毁东门外天后宫北教堂，砸毁藏有教民的粬店街怀庆会馆；拳民又与防卫紫竹林租界的外国士兵发生战斗，死伤四百人。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同日，天津数百名义和团展开了第二次进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动，但被一阵齐射挡了回去。
6月22日，清廷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并悬赏杀洋人，“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
清军进攻北京使馆区
6月20日前，义和团对使馆的唯一进攻性行动发生于6月14日。据窦纳乐记载，这天夜间，义和团对使馆哨兵“进行了好几次攻击”，但都被“轻易地击退”[72]。显然，这只是少数义和团的零星活动，并未构成对使馆的真正威胁。6月20日之后，义和团对使馆的围攻也只是辅助性的，围攻使馆的主力一直是清军[55]。
外国使馆在北京东交民巷，受清兵围困方位图。
6月20日下午四点，清军开始攻打使馆，遂展开了55天的围攻。6月20日至24日，攻势比较猛烈。6月25日短暂停火，之后很快开始了更加猛烈的进攻。窦纳乐报告说，6月25日夜半重新开始的射击，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73]。6月25日至7月13日，几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使馆防线一次次被突破，险情不断出现。7月13日，清军发动空前猛烈的全线进攻。7月14日，进攻减弱，更大的变化发生于7月16日，即天津陷落两天之后。此后，对使馆的进攻暂时停止[55]。
东南互保
清廷宣战前夕湖广总督张之洞、湘军江忠源旧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父亲盛康是湘军胡林翼的军需官)、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族叔许祥光曾与湘军江忠源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等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选举李鸿章为总统。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89%E5%92%8C%E5%9B%A2%E8%BF%90%E5%8A%A8
4，
中华帝国，亦称洪宪帝制，是指1915年12月12日至1916年3月23日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多重因素影响下，预备成立的一个君主立宪制政权名称。原定年号洪宪，首都北京。但在各方势力包括蔡锷起义以及日本支持的中华革命党和宗社党之间的联合武力中[1]，使中华帝国还未对外正式宣布成立、袁世凯也未正式登基便以失败收场，期间对外仍使用中华民国国号。
袁世凯在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其筹备帝制时间前后共计102天（此年为闰年）。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仍是民国大总统，但滇军坚持要袁世凯下台。革命党人继续行动。5月4日，梁启超电劝段祺瑞出以果断，劝袁世凯退位。5月6日，袁世凯通电陈宧，同意退位，但需要先商定善后。冯国璋联络各省于5月17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因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在重大打击及交煎下，袁世凯于6月6日上午10时15分逝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5%B8%9D%E5%9C%8B
5，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重要思想，这是蒋介石对挽救中国危亡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提出恢复中国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他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9]:65－74由是，中国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10]
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上，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等级思想、国家主义，欧洲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以至基督教价值观元素[11]，这可见于蒋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言论与做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94%9F%E6%B4%BB%E9%81%8B%E5%8B%95
6，完全如同欧洲的人口一样，中国的人口是无数次人员混杂的产物，而这些混杂又都是战争、异族入侵、移民渗透、人口迁徙、毗邻民族之间的接触交流所造成的。突厥、蒙古、通古斯、朝鲜、藏-缅、泰、苗和瑶、孟-高棉民族以及有时甚至是来自印度、伊朗和东南亚交界处等较远地带的民族为汉族人口的形成作出了贡献。中国北方的民族组成历史的进程中曾由于发祥于草原地区和北满的操阿勒泰语的民族所提供的新因素而经常更新，中国西部省份的人口组成则由于喜马拉雅群山区山民与青海半定居民的杂婚而不断变化。民族杂婚在中国南方也很严重，在那里进行移民开拓的努力到我们今天共延续了2000多年。---。因此，我觉得汉族人口远不是如同人们先天推理性想象的那样形成了一个清一色的整体。
《中国社会史》 法 谢和耐著 耿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中国社会史》 法 谢和耐）（第10-11页）
广义的东亚特别是中国社会于其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和南部维持着关系。这些关系提出了彼此彼此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三大类问题：经商大潮的问题（海上贸易和陆路骆驼队）、军事大扩张和外交关系的问题、大宗教传播和朝圣进香的问题。由于根据时代不同而使最经常往来的不是同一批道路，所以与东亚不同地区维持关系的也不是世界的同一个组成部分。从中国的上古时代末期（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9世纪，绿洲道路扮演了一种重要角色。更靠北部的草原大道在13和14世纪则把蒙古和中国北方与欧洲和近东国家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那些穿越欧亚大陆而通向中国社会边陲的商贸中心经常有来自西域、印度和中东诸邦的商人、使节和布道师们来往。中国沿海的口岸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了原籍为相差悬殊的航海家与商人们的聚散地，如高丽人和辽东人，山东海岸和江苏人，浙江的日本人，东南亚和印度洋人（印度人、伊朗人、阿拉伯人）、广东和福建的西方人（从16世纪开始）。
中国社会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与那些其生活方式和文化与自己相差甚殊的民族保持着长久的接触和交流。同样，中国接受过其贡献的那些文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印度、伊斯兰社会、基督教西方）的特有天才都与中国自己的才华格格不入。由于在时代的发展过程当中参与其形成的、前来丰富它和改造它的因素具有如此之大的差异，所以中国文明如同历史上的其他大文明一样是一部持续创作的大作品。
同上书（第18-20页）
7，
汉朝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两汉总计426年。西汉（前206年-西元25年）为汉高祖刘邦所建，都城长安；东汉（西元25年-220年）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都城洛阳。西汉从高祖刘邦立国到文景之间的百余年间中，战争减少、社会安定，经济发展迅速，国家实力得到快速增强。武帝刘彻是汉朝第7位皇帝，他在位54年，其时的汉朝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思想文化方面，汉武帝和董仲舒联手演出一场历史大戏：汉武帝问：“三代授命，其符安在”，董仲舒答“天人感应”，受命于天。董仲舒解除了汉武帝对刘氏家族抢夺皇位的担忧，找到了君权天授的依据，还制订了三纲五常的社会规则。汉武帝因此而龙颜大悦，不仅重用、重赏董仲舒本人，更是一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学说统一全民思想。汉武帝开创太学，专授儒家学说，为自己培养忠顺人才。到汉恒帝时，太学生已达三万人之众。西汉时广大区域的众多人口被统一，外族人始称中国人为汉人，汉族之名于此产生。
《大读中国》 作者：千华数位文化 商鼎数位出版。第34-35页。
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8wuOAwAAQBAJ&pg=PA34&lpg=PA34&dq=%E8%91%A3%E4%BB%B2%E8%88%92+%E7%8B%AC%E5%B0%8A%E5%84%92%E5%AE%B6+%E5%A4%A7%E8%AF%BB%E4%B8%AD%E5%9B%BD&source=bl&ots=JJkcbvJtTJ&sig=wJKzIx_IkZwftUOTGLGEYUdUOa0&hl=zh-CN&sa=X&ei=25FTVbrhJMGoNuylgLAK&ved=0CDYQ6AEwCQ#v=onepage&q=%E8%91%A3%E4%BB%B2%E8%88%92%20%E7%8B%AC%E5%B0%8A%E5%84%92%E5%AE%B6%20%E5%A4%A7%E8%AF%BB%E4%B8%AD%E5%9B%BD&f=false
8，
三纲五常既有儒家的观念，也有法家观念。东汉马融将“三纲”同“五常”相提并论，合称为“三纲五常”，造成了人们对孔孟之道的误解。孔子从没要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4]，孔子有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6]。孟子则更进一步阐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7%BA%B2%E4%BA%94%E5%B8%B8
9，
代表魏、晋，南北朝，长时期之中国衰落情态者，有一至要之点，为社会宗教思想之弥漫，同时又异族新宗教之侵入，即印度佛教之盛行于中国是也。
钱穆著 《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上卷，第348页（以下简称钱穆《国史大纲》）
经过持续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的一个适应时代之后，佛教可能从4世纪末-8世纪之间，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巨大的宗教虔诚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早期的传统并在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周边地区留下了持久的痕迹。《中国社会史》 法 谢和耐 第170页
由于地域扩张以及所触及到的从伊朗边境到日本，从中亚到爪哇的居民数目庞大和形式多样，佛教在亚洲的传播成了一种比几乎是同时代基督教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的传播在规模上更要大得多的现象。《中国社会史》 法 谢和耐 第178页
世俗和宗教界的虔诚与统一思想本身形成了这场运动的特点，佛教由此而变成了一种伟大的救度宗教并开始充满中国社会。同上书，第185页
在北魏于494年从大同迁都洛阳之后，新京城变成了亚洲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佛教虔诚似乎正是在这个时代同时在北方和长江流域打到了顶峰。这个强烈信仰的时代也正是北魏胡太后和“菩萨皇帝”武帝（6世纪初叶）在位的时代，它一直延续到武则天皇后统治的时代（690-705年）同上书，第187页
对于东倭日本和高丽来说，唐代的中国就如同是佛教的第二故乡一般。---。佛教在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圈中的社会文明和政治制度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的寺院同时是世俗和宗教的中心、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中心。同上书，第234页。
于汉代末年开始的时代以其某些表象而与我们欧洲的中世纪颇为相似。它从一开始起就以国家的衰落、城市经济的崩溃和帝国的解体为特征。当这个时代中国社会中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华北地区于公元4世纪初分裂成许多个统治阶级为胡族血统的王国时，一种唯恐失去其特权的强大望族却在长江流域中形成了，而且还将意志强加给中央政权。在文化领域中，汉代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已被完全遗忘，经典文献再也无人研修了，而同时又出现了一些个人主义的倾向和一种文学艺术的纯美学观念。中国的中世纪也是一和一种文学艺术的纯美学观念。中国的中世纪也是一个宗教极为虔诚的时代，大家甚至可以说这个时代的中国是佛教国家，就如同我们欧洲的中世纪是基督教国家一样。同上书，第143页。
10，
无论如何，迁都洛阳导致游牧血统的统治阶级中汉族影响得到了发展。后来可能是由于孝文帝（471-499年）及其继承人等皇帝们的缘故，自从在河南立足起就系统采纳的汉化措施进一步加速了发展。鲜卑血统家族的服装、语言甚至姓氏都遭禁。皇族以采用汉姓“元”而做出了表率。鲜卑贵族和汉族望族之间的通婚受到了鼓励。在所有领域中，这是统治阶级的一次迅速而深刻地向汉族风俗和习惯的转化。同上书，第161页。
11，
唐，高祖，李渊母，孤独氏。太宗母，竇氏；外祖母，宇文氏；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竇氏。皆胡族也。钱穆《国史大纲》上卷，第448页。
原籍满洲、蒙古和汉藏走廊地区的部族在中国北方定居的后果是既改变了中国社会这一部分的民族成分，同时又改变了其思想状态和传统。汉人与草原人祸山地人之间的通婚在民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种现象从6世纪初叶起继北魏采纳系统的汉化政策之后日益增多。它们导致形成了一个混血贵族，隋唐时代的许多望族，公元600年左右和甚至是直至8世纪上半叶的那些皇权的最忠实支持者也都带有突厥或鲜卑血统的姓氏：宇文、慕容、令孤和尉迟----但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胡族血统却被以采纳一个汉姓的办法掩饰起来，就连享有完全是汉族之李姓的唐室也是半个突厥人。《中国社会史》 法 谢和耐 第168页
如果说从汉代起就出现了栖身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越来越快的汉化过程，那末反过来的现象也不能说不太重要：中原的尚武传统和某些制度都是向草原社会借鉴的。但汉族与游牧族文化的这种结合又被披上了一种遮羞的面纱。事实上，自从北魏于5世纪末立都洛阳之后，能够使统治阶级联想到其游牧血统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威望。魏国的断代史--撰于551-554年的《魏书》极力把拓跋氏王朝说成是一个典型的汉族王朝，人们读起此书来也不会想象该王朝出自刚刚勉强被汉化的草原游牧民。从公元500年左右开始，便出现了种种明显的倾向---抨击他们的制度和风俗中与汉族标准比较起来似乎是荒谬的一切，这种倾向导致把4-5世纪胡族王国和帝国那非常奇特的时代融合于中国断代史中的持续而又统一的体系中了。在唐初（7世纪），执掌大权的混血望族无疑也保留了对那些新贵们的成见，对于在他们的远祖中有些目不识丁的、一般均生活在其帐篷中和以饲养与抢劫为生的游牧民感到羞耻。同上书。第167页。
隋帝国（581-617年）和唐帝国（618-907年）与4-6世纪的胡族王国和帝国相比较，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汉族王朝，但它们在开国时政治、社会、民族与文化基础却都是西魏（535-557年）和北周（557-581年）那已经高度汉化的帝国了。相反，从中唐和8世纪末开始出现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在11世纪时产生了一个与6-7世纪完全不同的社会，就如同文艺复兴时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差异那样。同上书；第199页。
12，
安绿山，本营州杂胡；而玄宗，授以大权。
安、史之乱，蔓延-大河-南北，破两京，延及九年。讨平-安、史乱的诸将，亦几乎尽是胡人。
唯郭子仪，乃汉人。其他如-李光弼，契丹人。仆固怀恩，铁勒之仆骨族。浑释之，浑族。王思礼，高丽族。贺兰进明，鲜卑人。荔非元礼，羌人。安抱玉，安息人。白孝德，龟兹人。
安、史余孽，以及讨-安、史有功的将领，全部佣兵割地，造成此后藩镇之祸。而藩镇的籍贯，亦几乎大部分是胡人。
钱穆《国史大纲》上卷 450-451.
安禄山由于其粟特族血统的父亲和突厥族血统的母亲而具有了出自乌浒水之北布哈拉粟特人的姓氏（安），其名字则是对于伊朗名字Roxane（光明）的准确对音，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的大夏公主的名字。在755-756年的冬季，安禄山率其军队向洛阳和长安挺进，两京无力抵抗而陷落了。法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第218页。
13，
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1]，发展并成型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1905年被废除；在越南更迟至阮朝末年的1919年才废除，整个科举共持续了1300多年。现代社会公务员的选拔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3]。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1300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31]。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32]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要以百万计。[来源请求]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即可，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4%B8%BE
14，
7世纪时隋唐军队的核心是贵族，正是关内（陕西和甘肃东部）和较小程度上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的望族为精锐部队提供兵员并配备军官。正是这些家族的人在精良部队，如禁军和卫军中服役。与传统的模式相反，6世纪的统治阶级以及在隋唐和唐初出自该阶级并不是一个士大夫文官阶级，而是一个具有军事传统的世族。它对于战争事务的癖好、对养马的爱慕、对饲养业的兴趣可以通过他们那游牧民的后裔和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漫长影响来解释。如果没有这个贵族阶级所持有的尚武品德、荣誉感和好动的雅兴，那么隋唐赫赫武功就是不可能的。法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第208页。
15，
对于武曌那奇特的高升和登基称帝，若无佛教僧伽的帮助和神秘支持，那也是无法解释的。佛教从6世纪初叶起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她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虚构假造了佛教授纪，诡称太宗的旧妃子为未来皇帝和弥勒菩萨的转世化身。弥勒是救世佛，相当于救世主，对他的等待在过去就已经蛊惑了许多个千年至福的教派。武则天本人过去在太宗于650年晏驾后，曾在一座尼庵中循入佛门。她极端虔诚和迷信，以其虔诚（度僧、造寺、建筑、铸钟和像---）而使僧伽享受到最高礼遇。正是在她的统治下，在山崖上开凿了洛阳南部龙门山谷的巨大卢舍那佛及其二弟子的雕像。 同上书，第215页。
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使唐帝国获得其在整个亚洲的巨大威望的大部分原因，它以其大型阿兰-，著名的朝圣求法人、著名的“法师”而成为佛教的重大中心之一。唐朝对这种大宗教和其他外来信仰的垂青无疑始终都未能摆脱其政治思想背景。同上书，第244页。
16，
“民族主义”的反抗和回归中国传统之源
中国文化生活的一大转折点开始于800年左右。这主要是由于某些人出于一种深刻的返归中国传统古老本源的愿望，同时也是对于自汉代末年以来非常广泛地渗透进中国的外来影响的一种敌视态度。
有人认为自4世纪以来的胡族入侵潜移默化地败坏了中国的纯洁性，腐蚀了纯朴古风并由此而引起了中国的没落。这种想法逐渐地在文人和通过科举而选拔的官吏中形成了。而这些官吏的原籍大都在中国的东南部。他们对战争事务不大关心，而认为军权应该严格地服从民权。
使用·“民族主义”一词于此可能具有时代的错误，但这确实是类似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形成，又在中国历史上利用其他机会而多次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反抗。这种对于一种可能会由于外来因素而受到损害的真实传统的执著、这种返归思想和正统伦理的纯洁与虚构的本源之愿望，既然它们并未涉及到最新的民族思想而是指文化思想，那末到底应该怎样为它们定性呢？为了表达这一切，也可能应该杜撰一个生硬的词----“文化主义”。
“古文”运动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式离不开内容，六朝时代讲究文采的作风与在伦理方面的一种彻底冷漠是相吻合的。然而，文学并仅仅是一种美的消遣。如果它丝毫不表现正确和强有力的思想，那末它就仅仅是一种遭人鄙视的卖弄技艺的表演，而它在上古时代所具有的教育、伦理和政治功能与其形式是不可分割的。继司马迁之后的一位最大的散文作家韩愈（768-824年）是最著名的排斥佛教者和正统文人，他于819年为反对伴随迎佛骨而举行的集体发狂的场面而做的抨击性文章永世留名。
法难的镇压和佛教的衰落
在842-845年间导致了大规模禁废外来宗教和这些宗教中的第一种---佛教的运动，“民族主义”与排外的特点在当时引以为据的动机中表现的明显。----。对佛教的反对既是情感方面的，是对所有外国人以及他们在755年之前获得的宗教特权的一种弥散性的仇视；它也是审慎谨的，也就是说反佛须符合政治和经济的现实：太监宦官们的势力，虔诚的、迷信的、没有文化和惟利是图的佛教徒，佛寺在田产、人员、钱币和黄金方面的赃财，而当时正逢国库空虚和缺乏铸币之铜。佛寺以法器、铸钟和供像等形式占用了帝国中的一大部分贵重金属。
起初仅仅是根据一种大家可以奉为传统的观念而纯洁清理佛教僧侣界，以便从中驱逐那些无文化的僧侣和假出家人。接着人们又根据一种对佛律经文的侠义解释而没收僧侣们的财产（因为他们发愿保持贫穷），并在官方的宗教礼仪中取缔佛教仪轨，以及采取越来越多的还俗措施（845年是每天还俗300人）。最后，还对寺院的教产做了全面统计，此后便是没收土地、奴婢家庭、钱币和金属。26万名佛教男女出家人被还俗和被重新列入纳税人之列，12万名过去摆脱了国家税役的依附于寺院的人又重新被统计在两税户的户籍中，4600余座寺院被拆毁或派做他用，仅有几座具有官方地位和由少数僧侣主持的寺院被保留下来。
同上书，第246-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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