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我要到学校里去，姑婆把仅存的一点儿谷头拿出来，在石窝里砸了砸，算是给我做了一顿苕芽蒸饭。吃饭时，我发现我的碗里有百分之三四十的米，而他们的碗里基本上全是苕芽。我说啥也吃不下，端起碗往锅里倒，姑婆拦住我，我决心已定，若再拦我，干脆不吃饭走人。姑婆见我态度坚决，才折中一阵，直到我接受为止。走时，她用我的手绢包了满满一手绢苕芽，叫我在路上当干粮，并把一块香皂切成两半，送我一半。

走到铺镇，仿佛铺镇在冬日寒风料峭里飘摇，低矮的灰色瓦房随时可能倾倒。街上行人稀少，迎面碰到的都是黄里泛青，青里泛黄的面孔，有的蜡黄干枯，有的脸盘浮肿，干枯的人头，似乎用皮包着骨头；浮肿的脸庞，好像只要轻轻一碰，马上就会流出黄水。很难想象一年多前，这儿曾是南郑县的县府所在地，汉中的一个重镇，有陕南粮仓之称的好地方。

过了柳林，大约在以往人们叫鸭儿池的附近，我感到肚子很饿，朝南顺一条小渠找一块僻静的田坎坐下，打开我的干粮包，急忙把一撮撮苕芽填进嘴里，直到手绢露底，遂抖抖手绢拍拍屁股起身赶路。无意间，发现就在离我两米多的地沟里躺着一个老婆婆，旁边还有一只装有几根野草的竹篮子，老婆婆头朝北脚指南，已经一动不动没有了气息，干瘦蜡黄扭曲的脸着实吓人。我急忙离开朝公路走去，后悔咋不把周围的环境扫视一遍，在死人面前吃东西，自己浑然不觉。

快到古城，迎面走来一个细高个子的男人，大约三十多岁，整个面孔像是骷髅头上绷了一张人皮。走起路来很古怪，右脚老往左边踩，左脚艰难地拖起来往右边踏，两条腿打着绞。他不转头，只顾看着脚下的路，我没能看见他的眼睛。我想这人大概不行了，在作最后的奋争。果然，在照面后不久，我听到身后“扑”地一声，回头一看，那人倒在路上，挣扎几下不动了。我知道他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好像“老革命”回忆录里，所描绘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牺牲的人一样，只要倒下去，就再也不可能爬起来。

叫人很难理解的是，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做出了重大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后的人民还要过这么苦的日子，还要作出牺牲？革命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天黑回到学校，晚饭已经开过，经过到班主任那儿签字证明，炊事班长刘俊（城固五郎庙人）才领我到厨房里吃饭。谷粉粥不热了，我一口气喝了个精光，正要洗碗离开时，刘俊说：“支着，你一定饿急了。”他已经从锅底舀起一勺正等着我，我把碗伸过去，心里一阵感激，这是我城师三年生活里唯一享受到的特殊照顾。

当晚，我梦见老婆婆竟然从地沟里爬了起来，向我要苕芽吃。忽儿，又变成了和我对面而过的男子，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摊开的手绢，样子十分可怕，吓得我大叫一声转身就跑，醒来后浑身冒虚汗。旁边的同学也被吵醒了，一齐问我咋的了，我说作了个噩梦，搪塞过去。

事后，看见饿殍的事，只能严密封锁在肚子里，不敢透露半点儿风声。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对中国和世界粮食作出重大贡献的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五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惨的。”

五十年后，袁隆平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如果他当时说出来，打不死他也会气死他，恐怕今天少了一个非凡的育种专家，更别说对中国和世界粮食作出重大贡献。

我想，那时的袁隆平和我一样，守口如瓶。

“崔琦，河南信阳人，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其父母就是在1960年饿死的。“反瞒产私分”，派民兵挨家挨户的搜查，一个县逮捕了近万人。他在获奖后，记者要他发表获奖感言，他悲苦地摇摇头说，如果我不逃出来，也许……

顾准，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他在日记中写到：严冬未近，就有冻死骨。”（《凤凰网》1960年纪事之六·信阳事件）

“在不足五华里的盘山路上，就有5个饿死人的尸体横躺在路上，几乎每隔不到一里路就有一只饿殍，其中一个还是我的大舅，我妈的亲哥哥。”（《炎黄春秋》2011年1月  作者：黄志谋，系退休新闻工作者  原题：《饥饿的回忆》）

我的启蒙老师田树滋就是饿死的。

如今还健在的马忠杰老师，是我在毛岭的同事，他说：“当年我们汉王公社马寺队（属现在的汉台区），共三十户人家，饿死了十二个人，而且，谁也不敢说出去。”

毛治文（武乡高中高级教师，毛堰村人）说：“我爷爷就是饿死的。村里饿死了好几个，其中一户姓高的人家两弟兄，一个饿死了儿子，一个饿死了女儿。”

我的本家郝忠平，一次闲谈悄悄跟我说，我们到四川买牛，见山腰里有断垣残壁，问当地老乡，老乡说那上面曾经是个一两百人的大村子，困难时期全饿死了，连一个也没有活下来。末了还警告我们：千万说不得！

这样的例子枚不胜举。凡六七十岁的老人，几乎无人不能举出困难时期饿死人的实例。

困难时期，郝家沟一共“病”死了八个人。郝全英夫妇、郝森夫妇、陈灶生、郝德斌、梁益汉、陈玉祥。除了前面四个年龄较大外，其他四个正值壮年。

全村的四个光棍汉饿死了三个，仅剩一个。

剩下的这人叫赵恒宽。村里人说他是全靠“耍赖”赖着活下来的，若没有那股“赖”劲，十个赵恒宽也饿死了。打从生活困难时起，他很少到集体地里干活，自力更生，自己救自己。

支书队长下令食堂里不给他饭吃。好啊，食堂不给吃，你碗里舀的有，我夺你的碗抢着吃。一次，队长把他脸上打得鲜血直流，他不擦不洗，你打呀，打完了我还粘着你，你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到处吆喝着队长不给饭吃还打人；你开会，我也带着一脸的血迹去开会；你回家，我回你的家。总之，打不过你，我缠死你，骂不过你，我气死你，反正这条命，早晚还不得让你们治死？我无儿无女孤魂野鬼一个，就是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也没人继承这顶帽子。

“妈的X，你个赖怂不要脸！”

“脸是个啥？命都快没了，哪还有脸？”

支书队长被他缠得没了法子，只得睁只眼闭只眼，随他去吧，也落得自己轻松自在，真要打死他，那可是祖宗几代正儿八经的贫雇农，倘若一日追查下来，吃不完还得兜着走。

老赵祖籍安康深山，长得人高马大，壮得像头牛，黑得像只熊，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大马熊”。困难时期来了，他的外号又变成了“风车架”，意思是身架子还在，但内囊里空了。年轻时，听说汉中物产丰富，就到这儿来讨生活。解放后和梁益汉陈玉祥一样，在郝家沟分了房子分了地，是地地道道的翻身农民。内心很感谢共产党和恩人毛主席，只是到死也搞不明白，以后这日子咋就过成了这个样子？说是天灾又不像，说是赫什么夫（赫鲁晓夫）的逼债，也摸不清楚。不过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庄稼收不上，种不上，造成饥荒，倒是亲身经见了的。到底该怪谁？越想越糊涂，倒不如不去想，活一天算一天。

老赵在食堂里赖着吃了饭，就到野外找食吃。他是个食谱广泛的动物，青草他吃，草根他吃，树皮他剥。只要能逮住什么小动物就吃什么。田里的青蛙、地里的蛤蟆、沟里的鱼虾、洞里的老鼠、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蚂蚱、甚至蝎子昆虫，只要能弄到手的，都是他的美味佳肴。

老赵有一手绝活，那就是逮老鼠，凡是他发现了老鼠的踪迹，老鼠就算是死定了。头天晚上，在老鼠出没的地方放上自己制作的鼠夹，若没上当，他就带上镢头水桶，时而挖洞，时而堵洞，时而水灌，在唯一的出路口，绷上布袋子，有时老鼠就会自动跳到袋子里去。如果从洞里蹿出来的是一条长虫（蛇），要是别人，吓得魂飞魄散逃之夭夭，可他却获得了特大丰收，喜之不尽。

至于生产队的菜苗、胡豆苗、半成熟的庄稼，他一般不捋回家去煮着吃，而是顺手拈来，立即送到嘴里，不留半点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