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

    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一个“阶级敌人”的抗辩

“河南信阳的惨状，是全国的缩影。按理，毛主席看到这些报告，应该反思一下自己乾纲独断的政策，是否有什么不妥之处。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有丝毫的错误，反而得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

……毛泽东断言：这是阶级敌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党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页·《信阳事件揭秘》作者：章重）

这个结论真叫人啼笑皆非。怎么说呢？只好借用老百姓的话说，是“没饭吃了怪笊篱，没钱用了怪庄基。”其结果是“黄狗偷了油，剁了黑狗的头。”

有了这个结论，注定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动荡不安和继续贫穷落后的局面。

1962年，刘少奇曾激动地对毛泽东讲：“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和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但是，在随后的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

在特大的饥荒面前，也不乏有一些有良知的领导干部，他们顶着上边的压力，从事救民于水火的工作。据张大成在《古稀回眸》里记载，“汉中市（现在的汉台区）的新任市长谭克智就在干部会上讲：什么政策？吃饱肚子就是政策！谁能让群众吃饱肚子谁就是好干部，否则就下台，就让位！”（第173页）谭市长在全市积极倡导大种“八边地”。所谓“八边地”就是指农村房边、路边、田边、地边、沟边、塘边、库边、河边与大片土地不相连的小块闲地。以前这些闲地无人耕种，为缓解前所未有的大饥荒，谭市长说，这些八边地谁开谁种，谁种谁收成。

切莫小看这么一点小小的松动，在当时被“大一统”，统得密不透风的一潭死水里掀起了涟漪。没有勇气和魄力是不敢这样做的，挽救了许多无辜的生命。

前面讲到的我们村的新任队长郝志发，借这股东风鼓励社员大力开垦八边地，度过了全村人的生死难关。

1961年夏，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60条”颁布，郝志发立即将7%的土地分给社员，作为自留地、饲料地，以发展家庭副业。开垦的“八边地”计入其中。社员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1962年初，国家主席刘少奇，为解决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而推出“三自一包”的农村经济政策。“三自”是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

有了这个政策，农民似乎有了些许的希望。靠生产队分下的粮食，肯定是填不饱肚子的。但用自留地和八边地自己收的粮食，可以做一些补充，起码能避免饿死，有了活命的机会。

那时，每年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是二百八十多斤，这里面红苕洋芋每四斤也要折合一斤主粮计算在内。王家桥的陈纪财在他的顺口溜里说：“会计一看傻了眼，队长想出好办法，红苕洋芋算主粮，也要凑够二百八。”况且，“二百八”是原粮，去皮去壳后，每人每年吃不到二百斤成品粮，自留地的粮食，就成了克服饥荒最主要的补充。所以，农民把种好自留地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白天只能在大集体里干活，否则就会挨斗挨打，只有晚上抽出时间辛苦耕种。许多生产队长为了叫大家好好在集体地里劳动，常常谩骂社员是“自留地里卖命，生产队里养病。”

那么，大片土地里收的粮食到那里去了呢？一是社员劳动积极性不高，“听铃声上工，等队长放工。”能磨则磨，能偷懒则偷懒，谁也不愿意多出一点儿力气，完全是被动劳动强迫干活，生产力自然低下，粮食产量不高；二是国家征购的太多，收下的粮食除了交公购粮外，还用“丰收粮”、“爱国粮”、“忠字粮”等等名义强征硬夺。人民公社化后，实行“一大二公”制度，“多余”的粮食还得平调出去。这一切，不但有住队干部监督，也有公社干部到生产队里一一翻仓过秤。反“瞒产私分”是经常开展的运动，一旦发现，队长被撤，社员受罚，甚至已分到户的口粮，也要逐户搜查，强迫社员交出来卖给国家。

在我的记忆里，“包产到户”在汉中地区并没有全面铺开，也许在搞试点，也许还在争论之中。但是到了1963年“面上社教”时，郝志发又撞在枪口上，成为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结结实实地被“教育”了一顿，一连挨了两三次打，游斗过好几次。这一回，他的身体垮了，更要命的是，他的心彻底凉了，从此，病病殃殃地没了精神，后来患上了胃癌，于1969年去世，享年42岁。曾经力劝他二次出山的郝志寿等三位老汉，内心愧疚，在他的坟地上像小孩一样放声痛哭。 

昙花一现的“三自一包”

（《半月谈》·李祖中/口述·蔡敏·贺凯/整理）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政策就变了，土地再度被收回。农民刚刚被调动的热情一落千丈。像丢失了自家祖传的宝贝一样。

那以后几年里，村里粮食收成不好，农民又回到了饿肚子的年代。我们一家省吃俭用，把1962年“三自一包”时存下的粮食整整吃了两年。

没了粮食吃不饱肚子事小，最难忘的还是1963年起，因参加了“三自一包”时不时挨批斗。

因为父亲“三自一包”时是村党支部副书记，算是领头人，批斗时没少吃苦。跪板凳、游街、戴帽子示众，四十多岁的父亲就是从那时落下了一身病痛，晚年备受困扰。柔弱的母亲因为担心父亲，几乎每天以泪洗面，弟弟妹妹跟着哭成一团，整个家庭被阴云笼罩着。

我也被定为“三自一包”骨干分子，被干部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带到一个小农场，关了一个星期。批斗、写悔过书、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干部们要求我们“彻底悔悟”、“重新做人”。

大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各种针对“三自一包”的批斗一个接着一个，批的人们很长时间没了包产到户的勇气、胆量，甚至对这个词都不敢提。”

有了毛主席的这个结论，群众的生活当然好不到哪儿去。每年上下两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农民还得靠打洋槐树花，吃苕蔓、找野菜过活。虽不像三年困难时期那样严重，但依然是“低标准，瓜菜代。”

我们家在以后长期困顿的生活和严酷的现实里，迫使父母不得不另作打算。为了活命，我的六弟平德七弟明德都送给人家作了养子。六弟送人时已经长到了八九岁，是个既懂事又勤快的孩子，走时一家人无不割心割肝痛哭流涕，父母更是悲伤不已，再穷再苦，儿女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啊！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学校回到家里，见母亲睡在床上流泪，二妹告诉我，通过三口子姑婆的介绍，三妹小琴送给了当地一户人家，昨天让人领走了。三妹从小是个聪明伶俐乖巧可爱的小天使，听了二妹的话，我顿时如雷轰顶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一家人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而我这个当大哥的却不能使全家人团团圆圆。

小琴到了新家，不吃不喝，想念父母和哥哥姐姐，整天哭着喊着要回老家，对方没了办法，带信让我们领回去。当见到母亲和大姐时，她拼尽全力扑了过来，不停地说：“我爱吃菜菜，我爱吃菜菜，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当晚，她抱着带去的衣服蜷缩在床角，再说好话也不敢睡觉，生怕一旦睡着了，母亲和大姐撇下她走了。每当忆及，常常令人心头酸楚甚至潸然泪下。以后四妹永琴虽已送人，也是迫不得已又领了回来。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小型会议，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制订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是贯彻前十条的精神，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由于把多种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不少基层干部遭到错误处理和打击。四清运动，实际为“文革”发动作了准备。

前后十条一发出，在全国各地立即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协会成立的目的是团结了广大的贫下中农一起对付阶级敌人，起到了分而治之的作用。一时间，中农和上中农被排斥在外，成了仅次于地主富农的准监督对象。这样阶级阵线就分明了，农民自然而然的被分成三类人：贫下中农为领导阶级，中农上中农是中间阶级，地主富农是打击对象。

按理，地主富农早已被打翻在地，是罪犯，是监外执行的管制分子。每次运动都要有理无理先打击一番，现在还要再踩上一只脚，受欺压的程度可想而知。有的人实在受不了折磨，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另一方面，贫下中农的自豪感越来越强，虽然吃不饱肚子，但在政治上扬眉吐气，能对被统治对象吆三喝四，对方不敢丝毫反抗，就有了高人一等，统治他人的意识，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人性中恶的一面被全面调动起来。

在人为制造的、严酷的阶级对立面前，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个个成了贱民，没有人的待遇，没有人的尊严，更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权可言。有的只是规规矩矩，像牛马一样的被人驱使鞭笞和辛苦备至的劳作。“亲不亲，阶级分”，这是当时宣传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下，人们甚至不敢和“分子们”说话或者同路而行，否则，说你立场不稳，站在了敌人一边，给自己带来麻烦。就连亲友之间，有成分不好的也不敢来往，仿佛这些人身上都带有可怕的瘟疫，近距离打个喷嚏就要跟着遭殃一样。我的亲友曾经好心的劝过我：尽量少回家，跟家里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