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我老家不到兩里地的老鸛窩村，沒有地主只有一戶富農，每次運動一來，富農分子王志錄就要被折磨一通。這一回“面上社教”，王志錄挨斗在所難免，當貧協組長命令他站到會場中央時，他來了犟勁寧死不從，坐在原地一動不動。心想還不如一次被整死，免得活着受罪。可是“同胞們”是不會讓他痛痛快快的死去，你要是死了，今後生產隊裡的階級鬥爭怎麼開展？附近沒有地主富農的村子，為了開展階級鬥爭，還得從別的生產隊裡借來階級敵人進行批鬥。

“同胞們”很快搭好一個木架子，幾個積極分子硬拉硬拽像拖死屍一樣，把他拖到木架子跟前，用繩子勒住他的兩隻手腕，從木架兩旁向上一拉，吊也要把他吊起來進行批鬥。

“鄉親們，我王志錄從來沒幹過壞事，沒有把你們的大兒打死，小女兒摔傷，沒有得罪你們任何人，為啥要這樣折磨我？”

“誰是你的鄉親們？親不親，階級分，想軟化拉攏我們，沒門兒！舊社會你為啥富，我們為啥窮，還不是你剝削造成的？”

“就算是你們說得那樣，現在沒有誰剝削你們了吧？也沒見你們富起來。”

“胡說！你敢放毒！煽動貧下中農對黨的不滿，不收拾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斗！”

一陣毒打過後，王志錄有氣無力地說：“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

“你們算什麼人？是階級敵人！是敵人就得消滅。”

“好。消滅了好，給我一刀，來痛快點兒。”

“想得美，沒那麼便宜！”

“同胞們”搬來竹條編的大囤子，囤子底部和周圍縫隙里插滿狼牙刺，狼牙刺的刺長近一寸，銳利而堅硬，被扎後，不但疼痛異常還奇癢難耐。在嚴寒刺骨的冬夜剝掉他的衣服，只留下遮醜的單褲，把他扔進滿是利刺的囤子裡，身強力壯的積極分子不停地使勁搖晃囤子，尖利的狼牙刺扎進他的皮肉，王志錄只能痛苦的哼哼，後來連呻吟的力氣也沒有了，外面搖囤子的“同胞”還說：“咿呀，還不嫌疼，使勁！”至今，當地還流傳着一句歇後語：王志錄撂到刺架里——看你咋整！

用各式各樣的批鬥殘害“階級敵人”是中國的一大發明，滿足了人類折磨他人從而取樂的劣根性。

看到電影電視上反映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國時，當演講者喊出一句：“同胞們！……”不由人熱血沸騰，升騰出一股愛國情懷。但是，我們的“同胞們”，卻在侵略者投降以後內鬥不止。對自己的同胞在肆意放大的階級鬥爭中任意折磨、大開殺戒，就連日本侵略者也未必能想出來的酷刑，卻用在自己同胞身上，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人類幾百萬年進化的成果，難道是用各種各樣的怪招來折磨自己的同胞？

婚姻問題上，一股新的門當戶對觀念急劇升溫，貧下中農的子女誰願意和“分子”家的子女成親，自己往火坑裡跳？我和妻子路喜鳳的結合就是一個實例，兩家都是地主成分，屎殼郎不嫌糞臭，老鴉別閒豬黑；我不說你的鼻子低，你也別嫌我的眼窩深，魚找魚，蝦找蝦，臭氣相投而已。

眼看婚期將近，擺在我們面前的有兩大難題，一是經濟困難，二是如何待客。經濟上父母無能為力，因為是被管制分子，父親連上街買賣東西的自由都沒有，一切全靠我自己操辦。在待客的問題上父母拿定主意：鑑於目前的狀況，親戚家不請一戶，免得人家在政治上經濟上都受作難，所以，連經常幫助我們，和我們最親的小舅黃繼賢也沒來參加我們的婚禮。本村家族瞞不過去，家家都請，來者不拒，不來者不怪，凡來者一律不收一分錢的賀禮，主要是招待娘家送親的客人。我們寧可在經濟上受些損失，也儘量減少在政治上讓人抓住把柄，遭受打擊。

為擺婚宴的事，讓人頗費周折。按照家鄉傳統，要請來廚師搭籠蒸菜，席上一般是七拼八盤，有酥肉、滑肉、粉蒸肉、紅扣肉、白扣肉、什錦甜盤等，但時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方興未艾，要移風易俗根除封建主義的惡習，嚴禁請客送禮、大操大辦，這樣，宴席備辦起來很是為難。因為父母不能出面，只有我在星期六晚上到支書、隊長、貧協主席、貧協組長家裡一一求佛問卦。把席上的菜餚降低到最低點，只要允許搭籠蒸菜，方便招待客人，就已經是阿彌陀佛了。

還算幹部們給面子，叮嚀一些注意事項，沒有堅決抵制。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夏之交，富農郝忠海家就沒有這麼幸運，郝忠海的大女兒郝志蘭出嫁，剛把蒸籠鍋燒開不久，幾個年輕的積極分子，掀掉上面的兩層籠，盤破、碗爛、肉菜撒落一地，一家人放聲大哭，喜事變成了傷心事。

1964年農曆臘月初十是我結婚的日子。我不但沒有大喜的感覺，反而內心忐忑不安，擔心會不會有人找上門來尋事，給父母帶來災難。頭天下午我回到家裡，家裡和往常一樣冷冷清清，住在同院的三老婆子坐在板凳上，伸出一雙粽子似的腳，把長長的旱煙鍋在鞋底上磕了磕：“這要是放在過去，今兒下午不知該有多麼熱鬧，高頭大馬、扎花大轎早把院子停滿了，現在冷清的連個鬼都看不見。”說者無意聽者有心，母親在家暗暗落淚，我心裡像寒天飲冰水，點點滴滴在心頭。

直到晚上，山口子的姑婆姑爺才來到我家。他們是唯一參加我們婚禮的親友。第二天，學校里沒來一個人，無情的階級路線，使人人懼怕沾上地主階級的晦氣。收到的賀禮是姑爺硬塞給父親的兩元錢。婚禮上的一切，都在階級鬥爭的陰霾下草草收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