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老家不到两里地的老鹳窝村，没有地主只有一户富农，每次运动一来，富农分子王志录就要被折磨一通。这一回“面上社教”，王志录挨斗在所难免，当贫协组长命令他站到会场中央时，他来了犟劲宁死不从，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心想还不如一次被整死，免得活着受罪。可是“同胞们”是不会让他痛痛快快的死去，你要是死了，今后生产队里的阶级斗争怎么开展？附近没有地主富农的村子，为了开展阶级斗争，还得从别的生产队里借来阶级敌人进行批斗。

“同胞们”很快搭好一个木架子，几个积极分子硬拉硬拽像拖死尸一样，把他拖到木架子跟前，用绳子勒住他的两只手腕，从木架两旁向上一拉，吊也要把他吊起来进行批斗。

“乡亲们，我王志录从来没干过坏事，没有把你们的大儿打死，小女儿摔伤，没有得罪你们任何人，为啥要这样折磨我？”

“谁是你的乡亲们？亲不亲，阶级分，想软化拉拢我们，没门儿！旧社会你为啥富，我们为啥穷，还不是你剥削造成的？”

“就算是你们说得那样，现在没有谁剥削你们了吧？也没见你们富起来。”

“胡说！你敢放毒！煽动贫下中农对党的不满，不收拾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斗！”

一阵毒打过后，王志录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是人，我们也是人。”

“你们算什么人？是阶级敌人！是敌人就得消灭。”

“好。消灭了好，给我一刀，来痛快点儿。”

“想得美，没那么便宜！”

“同胞们”搬来竹条编的大囤子，囤子底部和周围缝隙里插满狼牙刺，狼牙刺的刺长近一寸，锐利而坚硬，被扎后，不但疼痛异常还奇痒难耐。在严寒刺骨的冬夜剥掉他的衣服，只留下遮丑的单裤，把他扔进满是利刺的囤子里，身强力壮的积极分子不停地使劲摇晃囤子，尖利的狼牙刺扎进他的皮肉，王志录只能痛苦的哼哼，后来连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外面摇囤子的“同胞”还说：“咿呀，还不嫌疼，使劲！”至今，当地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王志录撂到刺架里——看你咋整！

用各式各样的批斗残害“阶级敌人”是中国的一大发明，满足了人类折磨他人从而取乐的劣根性。

看到电影电视上反映日本侵略者入侵我国时，当演讲者喊出一句：“同胞们！……”不由人热血沸腾，升腾出一股爱国情怀。但是，我们的“同胞们”，却在侵略者投降以后内斗不止。对自己的同胞在肆意放大的阶级斗争中任意折磨、大开杀戒，就连日本侵略者也未必能想出来的酷刑，却用在自己同胞身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类几百万年进化的成果，难道是用各种各样的怪招来折磨自己的同胞？

婚姻问题上，一股新的门当户对观念急剧升温，贫下中农的子女谁愿意和“分子”家的子女成亲，自己往火坑里跳？我和妻子路喜凤的结合就是一个实例，两家都是地主成分，屎壳郎不嫌粪臭，老鸦别闲猪黑；我不说你的鼻子低，你也别嫌我的眼窝深，鱼找鱼，虾找虾，臭气相投而已。

眼看婚期将近，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难题，一是经济困难，二是如何待客。经济上父母无能为力，因为是被管制分子，父亲连上街买卖东西的自由都没有，一切全靠我自己操办。在待客的问题上父母拿定主意：鉴于目前的状况，亲戚家不请一户，免得人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受作难，所以，连经常帮助我们，和我们最亲的小舅黄继贤也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本村家族瞒不过去，家家都请，来者不拒，不来者不怪，凡来者一律不收一分钱的贺礼，主要是招待娘家送亲的客人。我们宁可在经济上受些损失，也尽量减少在政治上让人抓住把柄，遭受打击。

为摆婚宴的事，让人颇费周折。按照家乡传统，要请来厨师搭笼蒸菜，席上一般是七拼八盘，有酥肉、滑肉、粉蒸肉、红扣肉、白扣肉、什锦甜盘等，但时值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兴未艾，要移风易俗根除封建主义的恶习，严禁请客送礼、大操大办，这样，宴席备办起来很是为难。因为父母不能出面，只有我在星期六晚上到支书、队长、贫协主席、贫协组长家里一一求佛问卦。把席上的菜肴降低到最低点，只要允许搭笼蒸菜，方便招待客人，就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还算干部们给面子，叮咛一些注意事项，没有坚决抵制。但是到了第二年春夏之交，富农郝忠海家就没有这么幸运，郝忠海的大女儿郝志兰出嫁，刚把蒸笼锅烧开不久，几个年轻的积极分子，掀掉上面的两层笼，盘破、碗烂、肉菜撒落一地，一家人放声大哭，喜事变成了伤心事。

1964年农历腊月初十是我结婚的日子。我不但没有大喜的感觉，反而内心忐忑不安，担心会不会有人找上门来寻事，给父母带来灾难。头天下午我回到家里，家里和往常一样冷冷清清，住在同院的三老婆子坐在板凳上，伸出一双粽子似的脚，把长长的旱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这要是放在过去，今儿下午不知该有多么热闹，高头大马、扎花大轿早把院子停满了，现在冷清的连个鬼都看不见。”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在家暗暗落泪，我心里像寒天饮冰水，点点滴滴在心头。

直到晚上，山口子的姑婆姑爷才来到我家。他们是唯一参加我们婚礼的亲友。第二天，学校里没来一个人，无情的阶级路线，使人人惧怕沾上地主阶级的晦气。收到的贺礼是姑爷硬塞给父亲的两元钱。婚礼上的一切，都在阶级斗争的阴霾下草草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