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时，女大夫说：“一切都是我主动的，与他没有关系，判刑应该判我的刑，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在征求飞行员的意见时，飞行员说啥也不同意判妻子的刑，更不愿意离婚，法院只好单独判了男大夫三年徒刑。 参加完公判会，在回学校的路上老师们议论纷纷：唉，男人判刑，不要脸的女人屁事没有，究其原因还是女人惹的祸，应该重判她才对。 一天孙丽娟老师对我说：“你们怎么是这个观点？满脑子封建伦理观念，一副老学究的样子。女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又不准人家离婚，为追求幸福何罪之有？是人，就应该有人性。我们不像你们一样看，很同情她的不幸。” 孙老师也是飞行员的家属，毕业于沈阳一所外语学院俄语系，在校教语文课。她的话使我惊奇：在一片谴责声中，能听到异样的声音，在大一统的环境里着实难得，而且提到了“人性”两个字，由于长期批判巴人（王任叔）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两个字几乎是谁也不敢提及的禁区。 广福堂整日如坐针毡，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据说还是他在县上工作的亲戚给他出了个主意。 广书记把四合大队的支书严民义和关帝庙大队的支书张富才叫到一起，两人进门后还没落座，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声泪俱下求他们救他一命。两人慌了神，急忙搀扶他起来，可他说要不答应他的事，宁可跪死在地上。 就在1963年的秋夏之交时，张富才和严明义怀揣着广书记凑来的两三百元钱来到大荔县城，找好住处，直奔陈XX所服役的军营。陈XX见本大队支书翻山越岭来看自己，是很给面子的事，况且又是当兵入伍的恩人。另一位是未婚妻所在大队的支书，更是不能怠慢，第二天请了假，早早准备了酒菜，到县城旅店拜访他俩。 “你们工作又忙，这么远的路来有啥事吗？” “没事没事。县上组织我们到礼泉县先进模范王保京这儿来参观学习，参观完了，你们张支书非要来看看你，说你这个小伙子很不错，硬是拉上我，这不就来了吗？”严明义用事先编好的说词解释。 “两位支书费心了，你们本来就是我的恩人，翻山越岭的还来看我，真叫我不知道该咋感谢才好。”陈XX很受感动。 于是双方谈起了家乡的情况，拉起了家常。酒酣耳热，严明义问：“小伙子，定下媳妇了吗？没有的话，我手头上就有现成的一个，长相和其它条件保你满意。” “哈哈，严支书，你不是在说梦话吧？人家早已定下了，女的就是你们大队弯转口瓜三三的女儿，难道你没有听说过？官僚，官僚，你的官不大，可僚不小啊。” “咹——！”严支书把咹字拖得很长，惊愕地说，“是不是？这是真的吗？” 陈XX一听，觉得严支书的话里有话，表情也十分蹊跷，以为出了什么事，急忙追问。可是越问严支书越说没事，严支书越说没事，他的心里越像猫抓一样着急。 “严支书，有啥事你就叽的一声吭的一口，痛快点儿，小伙子又不是外人。” “哎哟，这话叫我咋说哩？”严支书显得十分为难，“俗话说，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你这是逼我做坏事吗！” “话不能这样说，说不上你是做好事哩，到底是啥事，别把小伙子急出毛病来。” 严明义长长叹出一口气：“瓜三三家的女子是个好女子，人长得好看，还巴家勤快，是个好媳妇。可惜呀，可惜，他家的门户不清呀（即患有狐臭病，俗称臭根子，这是汉中人的隐语）。” “咹！？”小伙子惊讶得连表情都凝固了。 “不可能吧？这么近，我咋没听说过？”张富才显得十分意外。 “介绍人咋没说过？难道他不清楚？”小伙子冷静一会儿接着问。 “不怪介绍人，这事儿知根知底的人太少了。”严明义轻轻摇摇头，似有所悟地说，“这事儿就连本村人晓得的也不多，还别说你张支书住在关帝庙，当然不会知道。问题出在瓜三三的外婆身上，他外婆年轻时好上了一个帅气的狐臭小伙子，所以其他的孩子都好好的，唯独瓜三三的母亲出了问题。隔了几代，时间久了，知道的人能多吗？我要不觉得这小伙子人好，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实情来的。”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子，突然，他似乎清醒了，懊恼地说，“坏事了，坏事了，喝多了，喝多了，酒后失言！酒后失言！你们别往心里去，全当我没说这句话。看我这张烂嘴，真是喝糊涂了。”说完，还朝自己的嘴巴上打了两掌。 “严支书，你是做了好事，咋还说是坏事？你要不说真话，不就把这娃害惨了？这可是关系到后辈儿孙的大事啊！” 严明义和张富才的这出双簧演得天衣无缝惟妙惟肖，两个人回到毛岭不久，由于小伙子百信不疑，一纸书信就把婚约解除了。 广福堂得救了，因为不是军婚，上级只按一般男女关系处理，削去副书记职位，后来和王本林一样，调离毛岭，分到其他公社工作。 这件事让人有点儿纳闷，广书记又黑又瘦，脸上皱得像颗干核桃，刚到四十岁的年纪看上去足有五十多岁，而且语言不清是个大舌头，讲不到几句话就口水长流，给人以窝窝囊囊邋里邋遢的感觉，怎么会赢得一个如花似玉花季少女的芳心呢？唯一的解释是他拥有权利。 权利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强大的诱惑力。 但最终倒霉的是涉世未深的姑娘而不是广书记。广福堂只是暂时失去了职位，两年过后在异地当上了副社长，而她受尽了谩骂屈辱和人们世俗的白眼，葬送了自己的一生。 当心啊，年轻人，人生的路本来就荆棘丛生坎坎坷坷，何况还有陷阱，一失足为千古恨啊。 开完了这次批判会，我这才知道，农村里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里虽说天天在学习文件，但“四清运动”到底咋搞，老师们谁也说不清楚。此前回到家里，父母本来也忙，就是不忙，啥事也不会告诉我，怕我替他们担心。 这天中午，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听到学校对面人声鼎沸。下了课，师生们隔着农田观望，只见毛家大院里来了许多人，大院南边正房一间屋顶的瓦被扒了下来，骑在房梁的人正在拆椽子木头，在一片嘈杂声里，夹杂着女人放声痛哭的哀嚎。 过了几天我们才弄清楚，被拆了房子的是毛洪海家。1962年初，“三自一包”的政策下来，毛洪海鬼使神差，从亲戚家东拼西凑了四十几元钱，到南山里买回一头小牛崽，精心喂养了一年，牛崽刚长大，政策突然变了，牛被队里没收，多方求情好话说尽，最后队里只把买牛崽的四十几元钱还给了他。他还在耿耿于怀时，没料到更大的祸事还在后头，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他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不但要退回队里还给他的牛钱，还要罚款。 毛岭大队的支书胡进升来校召开会议，传达上级指示精神：这次运动要把敢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罚得他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给社员树立反面教员，看谁再敢走资本主义道路。 此例一开，各村几乎都有自己的“反面教员”，残酷而荒诞的故事陆续上演。 这次社教，只是面上社教，听说以后还要一个县一个县的开展更扎实的社教运动，面对此情此景，听得人不寒而栗。 三十多年以后，我在毛岭的学生李振兴，他的父亲李仲昆，也有过和毛洪海同样的遭遇。回忆往事，仍气愤不已：“简直是他妈一伙土匪！房子拆了，连家里的坛坛罐罐也都搬走。我那时是十一二岁的毛孩子，一天，我瞅住一个机会，把锁在公房里没收我家的那口水缸，从窗户口用石头砸烂，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后来不知父亲咋的知道了，美美地揍了我一顿。唉，那叫啥子社会主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随着运动的进展，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的论述也越来越多。“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仿佛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存在着阶级斗争。山川河流里有阶级斗争；空气里也有阶级斗争；吃饭喝水打喷嚏更是存在着阶级斗争。 五年级的学生付正才和章兴福是同桌的学生，早晨上自习，为争桌子宽窄的事发生争执，两人揪在一起，被同学们拉开。这天中午下了课，趁老师离开的功夫，付正才的父亲拉住章兴福边打边骂：“你个狗日的地主娃，你想翻天是不是？旧社会你们欺负贫下中农，新社会你还想欺负人……”学生们看不惯，纷纷上前辩理，老师们也愤愤不平。 当晚政治学习时，大家七嘴八舌要求田培森校长采取措施，制止家长到校打学生的行为，不然，学校的威信何在？老师的威信何在？再把学生打伤了又该怎么办？田校长综合大家的意见表态说：“老师们的建议是正确的，明天我就和王正文老师一起去付正才家，解决这个问题。” 田校长的话音刚落，王正文老师发言：“我来说几句，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今天的事情发生后，我立即对两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作了一番调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无事不有事事有，无时不有时时有。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学校里究竟有没有阶级斗争？学生里存在不存在阶级斗争？如果没有，那么毛主席的教导又该怎么解释？”王老师环视一周，接着说，“章兴福是章草塘的人，家庭是地主成分；付正才是三郊园的人，家庭是贫农成分。我个人认为，不能简单的把它看成是学生间发生了点小摩擦，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学校里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学生身上的表现！我们不能用猪八戒的观点，‘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我们大家都不是妖怪。’（电影《三打白骨精》台词）来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就是我的观点。如果谁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可以辩论，我们党历来提倡‘四大自由’嘛，可以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嘛。至于明天走访付正才家的事，我不去，谁想去谁去，因为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王正文一席话，把大家镇住了，仿佛给每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只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我如坐针毡，又好像芒刺在背。 王老师是工人出身，又是老师里唯一的党员，看得出来，虽说他也只是个老师，并没有任命什么职务，田校长对他还是另眼相待，甚至刮目相看，处处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但俩人在工作上还是有矛盾，在看法上有分歧。多亏田校长也是共产党员，要是民主人士，这个校长的位置他一天也坐不稳。 “大家看还有什么意见？”田校长问。 一阵沉默。 “各人是各人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看法也行。” 又一阵沉默。 田校长只好说：“大家既然没有别的意见，这件事先放放再说，散会。” 但这件事并没有完。不几天，付正才（文化革命开始后，改名付红卫）把章兴福在上学的路上痛打了一顿，章兴福委屈地拿了书包，一边走一边嚎啕大哭，班主任老师王忠录去劝他、拉他回来，也不回头，从此辍学回家，再也没到学校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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