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內民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陷阱—寫給總書記2016/03/20

核心提示：丟掉黨的宗旨是依法行政犯下的方向性錯誤。黨的宗旨必須成為中國在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必須從娃娃抓起。

山東省委可以在不公開場合向總書記明確指出，抓了槍桿子和刀把子，丟了筆桿子和錢袋子照樣亡黨亡國，何況刀把子有沒有抓住還不一定。山東要在中小學階段停止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點宣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宗旨，也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山東省委應當在公開場合明確提出，以行政複議改革為抓手，全面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執政能力不僅針對政府，而且包括人大和法院。

山東行政複議改革糾錯的三個步驟之指導思想

黨內民主和黨校反黨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非核心價值

附錄：

山東行政複議改革糾錯的三個步驟之指導思想

《司法部令 第132號的盲點和遺憾 2016/03/15》、《山東行政複議改革的違法證據 2016/02/29》、《山東行政複議改革糾錯程序已經啟動 2016/01/13》和《山東行政複議改革已經走上邪路 2015/12/29》已經發表。

信訪壓力太大，所以搞行政複議改革，複議數量多了，所以修訂行政訴訟法。中央壓力太大，所以國法[2008]71號和魯政辦發〔2012〕2號要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層。依法行政不過是擊鼓傳花或者踢皮球。媒體是沒有膽量這樣公開批評的。“依法治國是手段，黨的領導是目標，人民當家作主是結果”的提法和中央的提法有區別。地方提出一套意識形態綱領是犯忌的，卻不能眼睜睜看着中央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習班長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強調，黨委主要負責同志要帶頭抓意識形態工作。

毛主席的抗大三句話適用於山東行政複議改革，本文重點指出行政複議改革的指導思想存在問題。薄重慶喜愛引用毛澤東語錄。他說：“當年毛主席對‘抗大’的校訓有三句話：‘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而且要堅定、正確。在這個基礎上，還要有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這樣才能和工農大眾打成一片，形成共同的感受、共同的語言。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要求我們與時俱進，不斷創新工作方式和活動形式。”

毛主席在《矛盾論》中談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糾正山東行政複議改革的錯誤需要首先識別普遍性的全國問題和特殊性的山東問題。本文重點談具有普遍性的全國問題。行政複議數量增長過快是普遍性的全國問題，丟掉黨的宗旨是依法行政犯下的方向性錯誤。

為了讓大多數人更好地理解依法行政犯下的方向性錯誤，本文用兩個具體的意識形態陷阱例子說明。

黨內民主和黨校反黨

如果從17大計算，大多數人認識到黨內民主的意識形態陷阱花費近10年的時間。《“黨內民主”：改革的切入點？ 錢鋼 紐約時報 2012年09月24日》指出，“黨內民主”是十七大熱詞。它源自八大。文GE中的九大、十大，這個提法消失。WEN革結束後的十一大，它在報告中出現了3次，恢復到八大的頻率。十二大到十六大，出現次數分別為：1、2、2、1、2。十七大政治報告，古月錦三壽一口氣用了5次。

中央層面已經很少提黨內民主。黨內民主說白了就是讓派系鬥爭公開化，讓分裂黨合法化。《劉長江：黨內派別、政治對抗與黨內民主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 2013年第2期》以蘇共的經驗教訓為例證說明，黨內不同的思想傾向、流派一旦演變為有組織的派別活動，黨內的政治對抗將難以避免。黨內政治對抗不但會削弱黨的組織、動員和行動能力，在一定條件下還可能導致黨的分裂與毀滅。

黨校反黨是民間的一種說法。這種說法與中央黨校的王長江和蔡霞有很大關係，兩人又恰恰是黨內民主的鼓吹者。《鄧小平的政治智慧 王長江 學習時報》是一篇典型的高級黑。黨校反黨的基本策略是什麼？一方面製造毛鄧對立，一方面利用鄧讓胡趙借屍還魂。黨校的言論自由和北大的言論自由必須有區別。中央黨校是黨的理論策源地，中央容忍黨校教授推牆挖坑，全國能不亂套嗎？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2014年2月23日-2014年3月1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以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聯合共識傳媒集團邀請蔡霞、賀衛方、信力建、吳祚來、馬勇、毛壽龍、周志興、喻杉、楊恆均前往美國訪問《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中國的影響以及2014中國的走向_共識網 2014-03-21》。光明網北京7月4日電 “推進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與建議——中國社會發展問題高端論壇·2013”，日前在中央黨校召開。在具體問題上，甚至在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判斷上，與會者也存在一定分歧。胡德平，李興山，梁言順，以及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行政學院、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空軍指揮學院、上海市委黨校、上海社會科學院、山東省社科聯、《炎黃春秋》雜誌社等65位專家學者出席研討會。會上，王長江、李興山、胡德平、曾業松、李良棟、王貴秀、沈寶祥、周為民、黃宗良、周天勇、康曉光、左鳳榮、汪玉凱、辛向陽、吳思、宋慧昌、許耀桐、劉海濤、于建嶸、吳忠民、包心鑒、侯少文、程竹汝、韓雲川、許明、郭強、馬文海、梁波、王浦劬等29位專家學者作了發言。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非核心價值

只有少數人認識到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識形態陷阱。《聚焦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2014.02.19 求是理論網》權威記錄為人民服務被黨中央拋棄的歷史過程。

誰在處心積慮拋棄黨的宗旨？既然有核心價值，就會有非核心價值，黨內懷有二心的高層和筆桿子豈能不知？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是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意味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是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中共通令全國學核心價值觀 指導思想不包括毛澤東思想 2013-12-24 大公網》，大公網12月24日訊 據本港媒體《信報》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並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繼承優良傳統，弘揚新風正氣，以優良的黨風促政風帶民風。中國是一黨專政的的中央集權體制國家，這種體制要求黨的宗旨必須成為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既然黨的宗旨不是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以優良的黨風促政風帶民風就是放空炮。

黨中央正在自掘墳墓。20年後的中國經濟增速會進一步慢下來，債台高壘和分配不公會讓社會停滯，現在的中小學生會在20年後成為熱血青年，當年的中小學生變成造反派還是中國和平演變？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流傳千古說明什麼？核心價值不會隨時代的變化輕易改變。傑出人物讓黨的宗旨能夠在不同時代都有強大的社會感召力。

薄重慶說：“革命的道理千條萬條，歸根結底就是一條——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共產黨員，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緊，只要成天想着為人民服務，實實在在去為人民辦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產黨員；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離了這個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任正非說：華為的文化某種意義上講不就是共產黨文化嘛，以客戶為中心不就是為人民服務嘛；為共產主義理想衝鋒在前，享樂在後，不就是奮鬥者文化嘛。董存瑞和黃繼光都是光榮的，共產黨不是長期艱苦奮鬥嘛，共產黨沒有大起大落，豪華生活。我們這個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有什麼區別呢。也是中國幾千年傳統文化，同仁堂說童叟無欺，不也是以客戶為中心嘛。然後說大家要努力，中國人說的勤勞，不也是奮鬥者文化嘛。所以沒有特殊的地方。

附錄：立刻搶說醫改是世界性難題，山東人民不認為醫改是世界性難題。山東人民認為比思想大辯論更好的解決辦法是請黨和政府給山東人民一個解決醫改問題的機會。誰有本事解決醫改問題,就聽誰的。

《中國今天有必要來一場思想大辯論 喬良 2014-05-11》

先講一件事。前兩天在網上看到一則消息，是從《軍報》轉載的。《軍報》原文是報道我軍潛水艇上一名士官，技術超強，幾次在潛艇出現故障的情況下，他成功排障，使潛艇得以順利運行。這樣一篇完全正面的報道，到了網上成了什麼呢？題目被網編改為：《我軍潛水艇事故頻發，風險極大》。同一篇文章，變了個題目，就完全變味了。

為什麼會這樣？我想，首先是網編的立場肯定有問題。他已經不會站在客觀的角度處理新聞稿了。這在今天的網媒及從業人員中已不是孤立現象，現在不少媒體人選擇的立場是，只要是官方宣傳的，我都要站在你的對立面。所以，如果不能改寫這篇文章，那就改標題。究其原因，除了立場問題，還有就是商業考慮。要吸引眼球。如果是宣傳英模人物的報道可能就沒人看了；說我軍潛水艇事故頻發，看的人就多，就增加了點擊率。這裡面有各種原因，有政治立場問題，也有追求點擊率、追求經濟效益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當然會傷害新聞的客觀性和真實性，甚至會誤導輿情。

對於媒體，不要急於去指責和批評。應該先反省我們自己。

不過，對於媒體，我同意潘維說的，不要急於去指責和批評。應該先反省一下我們自己。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媒體今天的狀況？首先是我們自己的原因。比如潘維提到了價值觀的問題，本來，宣傳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原本無可厚非，但環顧全世界，哪有一個國家提出過24個字的價值觀？你以為羅列的詞組越多，就越全面，就越可能把中國人的美好德行和規範一網打盡，卻不懂得越詳盡越掛一漏萬的道理。何況，這麼多字，誰背的下來？讓提出的人自己來背，他背得下來嗎？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在面向全社會推出之前，就不能請一些語言學家，社會學家幫着推敲一下，把把關嗎？哪有把“富強”當作價值觀的？說我這個國家的價值觀就是要富而且強，能拿這個屬於狀態描述的詞當做價值觀的嗎？價值觀只能是精神層面的東西，不能是具體物化的東西，因此只能使用名詞。連語言學、語義學的基本問題都沒搞懂，就想談價值觀，以其昏昏，怎麼能使人昭昭？存在類似問題的還有八個字的北京精神，同樣也經不起推敲。第一個詞是“愛國”，愛國是北京獨有的精神嗎？這是全體國民都應具有的普遍精神，所以它不屬於北京市民的獨特精神。第二個詞是“創新”，一個首都怎麼能只把創新當作精神呢？一個首都必須有它保持傳統傳承文化的一面。這是首都的責任。所以做為一國之都，僅提創新是不夠的。深圳、上海可以單提創新，獨獨北京不能。第三個詞是“包容”，第四個詞是“厚德”。我們知道，一個人包容了就會厚德，厚德了就會包容，這不還浪費了一個詞嗎？總共八個字，真正能用的就剩下倆字：包容。這是不是也太慘了點兒？

比這個更早的還有《北京市民公約》，七八十個字，都是四個字一組的，居然還把“無私奉獻”也寫上去了。你怎麼能要求市民也無私奉獻呢？這是對黨員的要求。我想知道，如果市民做不到無私奉獻，只做到了有私奉獻，算不算違約？如果算違約，處不處罰他？如果不處罰，這個公約有什麼用？現在，不光是宣傳部門，很多部門在提出規範，制定規則方面，經常是不加推敲，草率行事。自己還沒弄明白，甚至連語義推敲都做不到，就向全社會頒布推行，其結果不是說了也白說，對民眾毫無約束力和認同感，就是讓人們的價值觀和是非觀越來越混亂。這一點尤其可怕。所以，在認識到現今全社會信仰缺失，思想混亂的現狀時，我們首先要檢討自己，是我們的思想貧血造成了整個社會的六神無主。其首當其衝的問題，就是話語的平庸。話語的平庸說到底是思想的平庸。而平庸的話語怎麼能讓別人聽你的，信服你？

比如抗議西方國家首腦見達賴，我們的理由差不多就是一個，西藏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別國干涉，所以你不能見他。這樣無力的話語怎麼能讓那些主張用人權干涉主權的西方人聽從呢？你既然這麼在意人家見達賴，索性你就乾脆來他一次狠的，找個國家開刀。你要見，我就把咱們的外交關係降成代辦級，讓你在與中國交往時吃點政治上，經濟上的苦頭，讓全世界的人都看看，中國人不止是乾打雷不下雨的主兒。對媒體更是如此。你政府的話語一陳舊，且一遍遍說個沒完，誰還願意聽你的？要想讓媒體聽你的，或者讓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更中立、更公正，就得從首長講話、中央文件做起，必須拿出讓人耳目一新的新鮮話語。沒有新鮮的話語，就會脫離世界也脫離你自己的人民。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深刻反省，別老把事情都推到別人身上去。屬於自己的那部分責任要勇於承擔，有錯的地方必須改正。首先要改變我們的話語方式，建立一個全新的話語體系，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何應對媒體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準下降？

今天，國內媒體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準下降已經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這與國際上特別是西方媒體的方向迷失和道德水準下降的趨勢是一致的。如果說國內媒體基本上是整體迷失，這話可能過了。但不少媒體的確在方向上出現了迷失，這當然也就會造成對大眾的導向迷失。看看國內那些稍微有點特色的媒體，幾乎都是以立場見特色。這立場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都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都反對。這一立場定位好像是非分明，實際上是讓立場決定了是非。這樣也就沒有了是非觀，或者說，屁股決定腦袋。結果，無論是哪種觀點，首先被立場左右。就失去了正確判斷問題的標準，這是今天許多媒體的通病。

再有，媒體的道德水準在經濟效益的壓力下直線下降，完全失去了職業自律。當然道德水準下降和缺乏自律不完全是媒體的問題，和政府主導也有很大關係。把一個媒體又一個媒體推向市場，讓它們自負盈虧，自己想辦法掙錢。記者個人掙黑心錢，拿着一點事兒要挾企業，企業一給錢就擺平了。而媒體行為則變成了個別記者行為的整體放大，它們也用這樣的方式來掙錢。包括我前面講的那篇潛艇報道被改標題，和媒體的商業動機有很大的關係。為了吸引眼球、增加點擊率——因為這樣才可能掙更多的錢，置新聞真實和職業操守於不顧，這和我們今天整個新聞體制有很大關係，更和整個社會的急功近利有直接關係。對這些問題該如何解決？提高媒體和媒體人的職業自律自不待說，加強媒體的引導和管理尤為重要，這些道理大家都懂，大家不懂的，則是怎樣才算是對媒體的最有效的引導和管理。

媒體管理不能僅僅用壓制和封堵的方式，無論是從思想層面，還是技術層面，網絡都是壓不住也封不住的。壓制網絡輿論需要技術支持，有了技術支持，又無法判斷哪個信息可以上網，哪個不可以，最後只好用關鍵詞的辦法，乾脆封殺了事。這種方式絕對不是一種有效而且可取的領導或者引導媒體的方式。我認為，在這方面你與其去壓制它又壓制不住，不如創新一種比別人更先進的方式。但創新談何容易？尤其在對媒體的引導和管理方面。我們必須讓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管理學家、網絡專家都參與到對媒體的引導和管理工作中來，而再不能僅僅依靠宣傳部門的官員去管理。

不能再讓被西方價值觀和話語體系導致的“精神錯亂”傳染全社會。

除了政府部門自身的問題，不可否認的是，國內不少媒體確實存在嚴重的“精神錯亂”，受西方價值觀和話語體系的影響的精神錯亂。相對來講，西方的話語更有吸引力，表達上更能植入人心。這是由於很多人今天仍然沒看清楚，西方現在的話語體系與它的發展方式以及前進方向，正在漸行漸遠，越來越相背離。也就是說，西方已經越來越心口不一，言行不一，但卻還在用他們的“心”和“言”，來左右別人的思想和行動。

比如當西方的一些有良知的學者，開始質疑他們的制度是否出現問題時，在我們這裡，卻有很多人仍在大談中國的民主問題，憲政問題，好像他抓住了中國的病根，但這些人真的弄清楚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憲政了麼？你如果認真問他這個問題，他除了把從西方搬來的民主教條背誦一遍，還能說出什麼？這些人遠沒有當年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來得認真。壓根沒弄清楚民主是怎麼回事，就成了“民主”“憲政”堅定的捍衛者。這同樣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民主是什麼？民主是怎麼產生的？我曾經跟美國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有過一次辯論。我說，你們美國人並不知道民主是怎麼產生的。就滿世界去推行民主。他一聽就急了，因為在他看來，美國是民主國家的樣板，而你一個非民主國家的軍官，居然指責我美國不知道民主是怎麼產生的，這還了得？於是他開始給我大講民主的歷史，差不多把民主所有的過程和特徵都講了一遍。等他說了個把鐘頭，我才告訴他，你說得不對，民主不是這麼產生的。民主制的確可以上溯到古希臘，經過中世紀黑暗，開始文藝復興，再到法國百科全書派，最後到美國，形成潘恩的政治哲學，這個軌跡都沒錯，但這是民主制歷史上的事件和轉折點，卻並不是現代西方民主制度產生的根源。因為在我看來，西方現代民主與古希臘民主形式相近，根源卻並不相同。現代民主產生於充分發育的商業化社會，因為只有充分發育的商業化社會才會產生出充分發育的契約精神，而西方現代民主是全民遵從的契約精神的產物。什麼叫憲法？憲法就是全民契約，就是全民的大合同，憲政就是全民履約的過程。

我對他說，如果你連這個都搞不懂，你給我講什麼民主？不懂這一點，你就搞不懂，為什麼你們西方發達國家能產生這樣一種制度，而別的國家卻不行，別的國家在東施效顰中全都出現了“爛民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先產生契約精神這個必要的土壤，沒有完成社會契約化過程。我不是說西方民主完全不好，大家都來按契約辦事當然是好事兒。可是除了上千年的中世紀宗教約束這個前提條件，西方完成契約化的過程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少又經歷了近300年。而我們，從辛亥革命到現在不過100來年，真正穩定發展也才30幾年，你給我300年時間行不行？不給我足夠長的時間，讓我現在就玩西式民主，最後的結果是什麼？要麼是台灣今天這樣，學生占領立法院；要麼是中東顏色革命，要麼是今天的烏克蘭。所有這些事實都證明，沒有整個社會充分的契約精神的建立，民主就會變成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政治暴力。這一點，你美國人難道視而不見麼？如果你不是政治幼稚，那就一定是別有用心。

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走到了一個必須爭論的岔路口？

這場意外的思想交鋒讓我想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今天還能不能還像30年前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小平同志說的那樣：不爭論。今天我們是否已經走到了一個必須爭論的岔路口。在這個岔路口，如果不爭論清楚方向、目標、路徑，我們將不知道下一步邁向哪裡。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就可能得而復失，民族復興的宏願就可能成為一紙藍圖。如果不把問題爭論清楚，黨和人民就不可能明辨是非。為此至少應該讓思想界爭論起來，其中一個焦點的問題就是，民主到底是什麼？適合不適合今天的中國？如果不適合，那它適合不適合未來的中國？如果適合未來的中國，中國該怎麼從今天走到未來？這些問題必須弄清楚。如果思想界都弄不明白，你怎麼讓全黨明白？怎麼讓媒體明白？怎麼讓全國老百姓都明白？所以，中國思想理論界今天有必要進行一場思想大辯論。只有在思想大辯論的基礎上，真理才能越辯越明。即使沒能把真理越辯越明，好歹也要把道理越辯越清。

我在一些大學講課，不少給我遞條子的學生都追問一個問題。他們說中國今天不民主、不自由。我說那好，請你告訴我，什麼是民主？什麼是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什麼關係？請用一句話給我講清楚。結果，沒有一個人能講清楚。我說行，你們認為我是一個代表非民主制度的軍官，那讓我來告訴你民主是什麼：民主就是對權力的限制，這個“力”是力量的力。自由是什麼，自由就是對權利的限制，這個“利”是利益的利。民主是用來限制公權的，自由則是用來限制私權的。或者說，民主是限制政府權力的，自由是限制個人權利的。一個正常的法制國家，政府和人民的權力與權利都是有限的。你知道不知道？你以為自由是什麼，自由是讓你隨心所欲嗎？有位法國人對自由主義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一個人的自由以另一個人的自由為界限。這句話已經變成關於自由的定義。這就是說，在任何國家中，每個人的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不光是一個時間概念，它同時還是個空間概念，在不同的空間裡，人們享受的自由程度是不同的。不妨設想一下，在93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三億美國公民，與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生存的十四億中國公民，她們享受的自由度會是一樣的麼？當你轉個身都可能觸碰到另一個人的權利邊界時，與轉過身來另一個人的權利邊界還在數十米開外，兩者的自由空間會相同麼？這是個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不是拿自由是一種精神和心靈的不受約束這套說詞可以搪塞的。

中國今天不論是持什麼觀點學者，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在宣傳自己的理念時，有壓制別人表達自己觀點的傾向。包括那些受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影響很深、對西方“普世價值”宣傳很起勁的人。這些人即使在表達自己對民主自由的見解時，也對持其他觀點的人，顯露出一種壓制對方的專制態度，幾乎根本不允許別人說與自己不同的話。這還有一點民主和自由的味道嗎？每當這種時候，我都會情不自禁地想問問他，你用如此專制的口吻宣傳民主和自由，怎麼可能真正到達民主和自由呢？

真正的大國崛起是一種新文明的誕生，我們必須開始主流思想和主流價值觀的頂層設計

從進入21世紀以來，我們就整天價高喊大國崛起，卻始終也沒人能說明白，什麼是大國崛起？很多人都以為，如果我們的GDP在未來20年攆上或超過美國，我們的製造業成為世界第一，我們的軍事力量越來越強大，就可以完成大國崛起。但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崛起。真正的大國崛起是一種新文明的誕生，歷史上沒有一個全球性大國崛起，最後不表達為一種嶄新的文明模式。你可以不喜歡跟你打過兩場鴉片戰爭的大英帝國，你也可以不喜歡至今還在壓制中國崛起的美國，但你必須承認，它們的確是為這個世界提供了兩個文明範本的國家。大英帝國提供了一種在工業革命基礎上的貿易文明，美國人則沿着大英帝國的路往前走，最終越過自己的前輩，為世界提供了融合全球經濟的金融文明。你盡可以認為這些文明都不夠公正，都有掠奪別國財富的動機和傾向。但是不管怎麼說，它為世界提供了在其文明框架內運行的有效體系：一是交易的信用體系，一是交流的價值體系。不容諱言，今天，這兩個體系都出了問題，美國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以及美國人主導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歐洲主導的利比亞戰爭，都可以證明這一點。這就促使行進到岔路口的中國要停下來想一想，中國的路，下一步該怎麼走？或者說中國要作為大國崛起，你準備給世界提供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說，你能解決好中國自己的問題，你就也可能為世界的未來解開了難題。但眼下看來，我們還遠未解決這一難題。包括試圖用24個字來統一中國人的價值觀，都可以看做是在這方面的一種嘗試。但恐怕是不成功的嘗試。如果你提出的東西，連你自己都統一不了，你怎麼可能統一世界，讓世界認同你呢？說到底，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還得從解決最基本的話語問題開始。

也就是說，解決輿論界的亂象、思想界的亂象，千頭萬緒，都要從改變文風開始。首先領導人的講話不能再用傳統筆桿子的寫法，不能再用那種四六句式的黨八股，必須使用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詞彙，自上而下，從語言上給全社會帶來一股新風。

話語體系的改變，才會帶來話語權。這就意味着必須痛下決心，不能再讓那些自己都渾渾噩噩的人再掌握話語權，不然國家真的就沒希望了。人們都以為腐敗很可怕，其實只要下決心，腐敗是可以一步步抑制和改變的。但改變話語體系卻沒那麼容易。因為話語是在每個人腦子裡紮根的，怎麼摳出去，怎麼改變，這是遠比反腐更困難的事情。

現在我們喜歡談頂層設計，但談的都是機構的頂層設計、模式的頂層設計，而真正應該重新開始的，是主流思想和主流價值觀的頂層設計。中國必須重新確立自己的價值觀，讓全體人民都能服膺它，都能認同它。這方面，必須邁開第一步，就像潘維講的，先好好開幾個座談會，在思想界好好地進行一場大辯論，明辨是非之後才能完成這個頂層設計。這絕對不是主管部門的幾個官員或者某個院校的幾個專家就能夠設計出來的，必須集中全民的智慧。什麼是全民智慧？就是大家都去想同樣一個東西。當大家都能接受同一個東西的時候，那就是全民的智慧。